洪武二年，朱元璋曾經對他的大臣們說過這樣一番動感情的話：“從前我當老百姓時，見到貪官汙吏對民間疾苦絲毫不理，心裡恨透他們，今後要立法嚴禁，遇到有貪官敢於危害百姓的，絕不寬恕！”
朱元璋是說到做到的，他頒佈了有史以來最為嚴厲的肅貪法令：貪汙60兩以上銀子者，立殺！
為了增加震懾力度，朱元璋還設置了一個土地祠。
這個土地祠是幹什麼用的呢？不要吃驚，這個地方是剝皮用的，剝的就是人皮。
原來，朱元璋命令將貪汙官員處死後，還要把貪官的皮剝下來，然後在皮內塞上稻草，做成稻草人，並掛於公座之旁，供眾人參觀，威懾貪官。
較早享受到這一高級“待遇”的是朱元璋的老部下朱亮祖。這位朱亮祖是赫赫有名的開國大將，立有大功，被封為永嘉侯(侯爵)，鎮守廣州，可謂位高權重。但此人有一個致命的缺點：驕狂。
當時的番禺縣(今廣州番禺區)縣令叫道同，是一個很清廉的官員，由於執法嚴厲，與當地的土豪劣紳發生了矛盾。這些土豪吃了虧又拿道同沒辦法，便拉攏朱亮祖，希望他為自己出頭。頭腦簡單的朱亮祖收了好處，居然就答應了。
此後，朱亮祖多次與道同發生矛盾，干涉道同的正常執法，還派黑社會暗中設伏，打了道同一頓。
但道同並未屈服，與朱亮祖進行著不懈的鬥爭。
雙方矛盾一步步升級，終於達到頂點。道同抓住了惡霸羅氏兄弟，朱亮祖竟動用軍隊包圍縣衙，強行將人犯給搶了出來，並且還向皇帝上本，彈劾道同一大堆罪狀。
道同終於忍無可忍，也隨後向皇帝遞送奏章說明情況，但他忘記了朱亮祖有他不具備的優勢——快馬。
道同派人送奏章的馬是驛站的馬，而朱亮祖使用的是軍馬。朱亮祖也料到道同會告狀，於是他派人挑最好的馬，飛快地趕到京城，狠狠地告了道同一狀。朱元璋是個頭腦容易發熱的人，一看朱亮祖的告狀信，就立馬派人去斬殺道同。
就在朱元璋發出命令後不久，道同的奏章就到了。朱元璋一對照就發現了問題，連忙派人去追。然而，已經來不及了，朱亮祖就這樣殺掉了道同。
朱亮祖得意洋洋，自己終於鬥倒了道同。
朱亮祖想，道同只不過是個小小的知縣，而自己卻是開國大將，御封侯爵，想來朱元璋不會為了一個芝麻官對自己下手的。
朱亮祖的估計似乎是對的，過了一段時間，始終未見朱元璋有何反應，他終於安心了。
也正是因為這個原因，當大理寺的官員手持朱元璋的手諭來抓他時，朱亮祖才會那樣地吃驚。他雖然手下有兵，卻還沒有神經錯亂到敢於和朱元璋對抗。他十分老實地把自己的兵權交出，和大理寺的官員一起前往京城請罪。
然而，大理寺的官員並不急於上路，卻問他：“你的兒子朱暹呢？”
這下，朱亮祖驚呆了，他明白這句話的含義。
因為朱元璋的人生哲學正是：要麼不做，要麼做絕。
洪武十三年(公元1380年)九月初三，朱亮祖與長子朱暹被押到了朱元璋的面前。朱元璋沒有跟他廢話，充分發揮了自己動手的精神，上來就用鞭子抽了朱亮祖。
侍衛們一看皇帝親自上陣，士氣大振，在得到朱元璋默許後，紛紛開始動手，朱亮祖與他的兒子朱暹就這樣被活活鞭死。
此後，朱元璋對待貪官汙吏的態度越來越嚴厲。他創造了一個以往封建統治者想都不敢想的政策，即規定普通百姓只要發現貪官汙吏，就可以把他們綁起來送京治罪。
而且，路上各檢查站必須放行，如果有人敢於阻擋，不但要處死，還要株連九族！這在中國法制史上是絕無僅有的。這一政策的操作性不強，明代的實施者並不多。
與這種群眾檢舉揭發相比，朱元璋肅貪的主要線索來源是他的耳目，也就是檢校。這些人遍佈全國各地，一旦發現官員有貪贓枉法等問題即可上奏。
朱元璋使用了這麼多的手段，按說貪汙行為應該絕跡。然而，情況遠沒有他想象的那麼簡單。
殺完一批，又來一批，朱元璋急眼了。於是，他頒佈了更嚴厲的法令：“我想殺貪官汙吏，沒有想到早上殺完，晚上你們又犯，那就不要怪我了，今後貪汙受賄的，不必以60兩為限，全部殺掉！”
可就是這樣也沒能止住，官員反倒是越來越少。於是，在當時的史料中出現了這樣一個滑稽的記錄：該年同批發榜派官364人，皆為進士監生，一年後，殺6人。後面還有：戴死罪、徒流罪辦事者358人。
這種情況的出現，就是因為官員被殺的太多，沒有人幹活了，朱元璋雖然勤勞，但也不能代替所有的官員。於是，他創造了這樣一個戴死罪、徒流罪辦事的制度。
具體操作方法是，官員犯法，判了死罪，先拉下去打幾十板子。就在官員給傷口塗藥，估計自己小命不保的時候，牢裡突然來了個人，不管死活把受罰官員拉出去，塞到馬車上，送到各個衙門去處理公務。
結果是被判了死罪的官員給下面跪著的犯人判死罪，然後自己再到朱元璋那裡去領死。
我們看到，朱元璋下了大力氣肅貪，但效果並不是太好，這是很值得分析的。應該說，朱元璋的某些政策的制定和執行出現了問題，官員貪汙的主因固然是他們自己的不法行為，但官員待遇過低，朱元璋肅貪手法過於急躁，也是重要原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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