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百年來，無論任何時候，閱讀「茶之書」都是冒險行為。
一是因為這本書，固然也講了茶，但講茶之外儒釋道的地方更多。岡倉天心（1863-1913）一開始就把茶置於東方哲學和審美之中，茶不在是單純的飲料，而是一種東方精神的代表，故而對《茶之書》的褒貶皆因此發生。鑑於這個問題過於複雜，我們直接討論第二個問題。
二是這本書涉及到一個非常緊要的問題，中國為何沒有出現像日本這樣的茶道？
我們不僅字典裡沒有這兩個字，生活中也沒有像樣的茶道踐行者。
但日本歷代學者與茶人都認為，日本茶道源自中國，他們講起來可是頭頭是道，陸羽（733-804）《茶經》張口就來，儒釋道的微言大義也早融進了日本茶道精神裡——“和敬清寂”。
那些對中國有嚮慕心的日本茶道者，像極了他們的先人榮西（1141-1215），離開自家的小茶室，涉千山萬水而來，只為看一看茶道發生地到底是個什麼樣子。
可是，到了中國才發現，這裡喝茶居然是另一番景象。就像我們一頭扎進日本茶室，會莫名驚詫一樣，這麼小的茶室，這麼繁瑣的儀式，喝的居然是“茶渣渣”！
早有人看不過去，比如錢鍾書（1910-1998）。他議論說：“東洋人弄這種虛假排場，實質是小氣。譬如那個茶道，總共是一小撮茶葉末子，弄來弄去，折騰半天，無聊之極。”
錢鍾書喜歡的茶，自然也不是中國茶，他這一輩子最愛喝的是立頓袋泡茶。不知道他在美國留學的時候有無看過岡倉天心的《茶之書》，對這種以茶名義大談東方美學的書有何見解，不過，我想也不會有什麼好話吧。
因為有了《茶之書》的世界，與沒有《茶之書》的世界，是大大地不一樣。如果說陸羽的《茶經》是中國人的茶學經典的話，那麼岡倉天心的《茶之書》就是西方人的茶學經典。
從麥克法蘭在《綠色黃金：茶葉帝國》的引述看來，《茶之書》在英語世界的流通指數實則是超過《茶經》，陸羽的茶學需要通過岡倉天心才能獲得再現。
茶道因為有日本這個獨特的語境，導致大家無論怎麼談，都有些不通暢。
梁實秋（1903-1987）寫茶文，第一句話就是，“我不善品茶，不通茶經，更不懂什麼茶道，從無兩腋之下習習生風的經驗。”有了這個自嘲，才敢往下接著喝茶寫茶。
讀民國名流的茶事，有一個重要特徵就是各說各話，每個人都要為喝茶找到一個理由。比如周作人（1885-1967）《吃茶》著名的開篇：
前回徐志摩先生在平民中學講“吃茶”，——並不是胡適之先生所說的“吃講茶”，——我沒有工夫去聽，又可惜沒有見到他精心結構的講稿，但我推想他是在講日本的“茶道”，而且一定說的很好。茶道的意思，用平凡的話來說，可以稱作“忙裡偷閒，苦中作樂”，在不完全的現世享樂一點美與和諧，在剎那間體會永久，在日本之“象徵的文化”裡的一種代表藝術。關於這一件事，徐先生一定已有透徹巧妙的解說，不必再來多嘴，我現在所想說的，只是我個人的很平常的喝茶罷了。
徐志摩（1897-1937）茶道演講稿未留下來，實屬遺憾。胡適之（1891-1962）以及其他民國名流的茶事，我們在《民國茶範：與大師喝茶的日子》有過詳細回顧，也很是符合符合岡倉天心定義的“一碗茶湯見人性”。
周作人對茶道的定義更加與《茶之書》切題：茶道是對殘缺的崇拜，在不完美的生命中體會美與和諧。
早在上個世紀三十年代，就有人把《茶之書》翻譯成中文，並請周作人為之做序，周作人也來一次認真對待，畢竟對他來說，除了日本的廁所，誇最多的就是日本的茶室了。
“我把岡倉氏的關係書類都收了起來，書几上只擺著一部陸羽的《茶經》、陸廷燦的《續茶經》以及劉源長的《茶史》。”就像禪者忽然開悟一樣，周作人指出了中國為何沒有像日本茶道的緣由：“我將這些書本胡亂的翻了一陣之後，忽然的似有所悟。這自然並不真是什麼的悟，只是想到了一件事，茶事起於中國，有這麼一部《茶經》，卻是不曾發生茶道，正如雖有《瓶史》而不曾發生花道一樣。這是什麼緣故呢。中國人不大熱心於道，因為他缺少宗教情緒，這恐怕是真的，但是因此對於道教與禪也就不容易有甚深瞭解了罷。”
作為民國最有代表且對當下影響甚大的茶人，周作人的意見當然重要。他說日本“茶道有宗教氣，超越矣，其源蓋本出於禪僧。中國的吃茶是凡人法，殆可稱為儒家的，《茶經》雲，啜苦咽甘，茶也。此語盡之。”
中國茶不分階級，但日本茶道有等級。
中國昔有四民之目，實則只是一團，無甚分別，搢紳之間反多俗物，可為實例。日本舊日階級儼然，風雅所寄多在僧侶以及武士，此中同異正大有考索之價值。中國人未嘗不嗜飲茶，而茶道獨發生於日本，竊意禪與武士之為用蓋甚大。
西洋人讀茶之書固多聞所未聞，在中國人則心知其意而未能行，猶讀語錄者看人坐禪，亦當覺得欣然有會。
確實，榮西和尚帶回去的茶，治好了將軍的病，茶在日本才得到推廣。千利休（1522-1591）要是沒有豐臣秀吉撐腰，也無法把茶道推廣到舉世皆知。但問題是，在中國，茶的推廣難道少得了權貴乃至帝王的支持麼？
從陸羽不斷與權貴交往的歷史，到宋徽宗（1082-1135）大力推廣茶，金字塔塔尖的人始終參與其中，所以，這不只是一個日本茶道遭遇問題。更何況，在中國，還有自唐之後的影響至今的各種茶馬古道呢。再說了，在中國有很多少數民族把茶當做信仰的少數民族，單單雲南就有德昂族、布朗族等等。
茶在全球的擴散，不管是在華夏大地，還是東洋西洋，都遵循一個鐵律：先是藥品，可以救命。後是神品，可以通靈。再接著是妙品，可以舒心。最後才是飲品，可以解渴。岡倉天心談得是前三者，茶解渴的功用，他才不關心呢。
我之所以在這裡不斷羅列與我們最近的民國名流，是因為，岡倉天心在20世紀初用英文書寫東方的時候，我們這些學貫中西的民國大家們，不也都在在做著同樣的事情麼？但似乎是，中國人把西方思想積極介紹回中國，而日本除了積極把西方的東西往回搬的時候，還非常重視把自己的東西運出去。
在這個層面上，岡倉天心在西方傳播東方茶帶來的影響遠遠超過任何一個人，他與鈴木大拙的禪一起掀起了“禪茶一味”的驚濤駭浪，至今尚未平息。我們也許要進一步追問的是，在晚晴到民國那個天才輩出群星燦爛的年代，中國居然沒有出現像岡倉天心和鈴木大拙（1870-1966）這樣的學者？我們的影響半徑為何那麼小？重要是是，岡倉天心與鈴木大拙帶給本國國民文化上的自信力與自信心，不是西洋的就一定好，我們也有很好的東西，不是麼？
我們追問這些問題，鈴木大拙也問過。
他也比我們更早提出有價值的問題，佛法自印度傳來，在中國出現了華嚴宗、天台宗這樣流派，出現了理學，大大顯示了中國的學術能力，可是在日本，卻只有活脫脫的生活藝術，比如茶道。
也許好玩的是，印度人從來也沒有痛心疾首的問，為什麼佛教在中國會發展得比印度還好？那麼，我們追問中國沒有日本那樣的茶道有如何意義麼？
岡倉天心與鈴木大拙這些人，向西方傳播東方文化的時候，其實有更多對抗。茶道在其中，異常耀眼。
“喝茶不過是小事一樁，與靈性境界有什麼關係？”
“喝茶與令人討厭的玄學思辨有何聯繫？”
“茶就是茶，還能是什麼？”
“把茶變成某種奇怪的藝術有什麼意義呢？”
鈴木大拙反問說，我們都知道有生必有死，那麼何必那麼隆重地搞葬禮？搞婚慶？
為什麼要小題大做？我們視為莊重之事，為之舉行隆重儀式，是因為我們想這樣做。
那一個個場景，有些讓激動，有些讓人沮喪。
從生命內在意義來說，一秒鐘和一千年都一樣重要。
鈴木大拙說，“當我坐在茶室喝茶的時候，我是把整個宇宙喝到肚子裡，我舉起杯子之刻即是超越時空的永恆。誰說不是呢？茶道所要告訴我們的，遠比保持萬物的平衡，使他們遠離汙染，或者單純地陷入寧靜深思的狀態要多得多。”
《茶之書》在千利休一章戛然而止，無數人潸然淚下。
茶會結束了，客人們強忍淚水，向主人訣別後黯然離去，只剩一位最親近的弟子。他是受利休之託而留下來，以見證最後一刻的到來。利休褪去茶會所穿著的外袍，露出裡面潔白無瑕的素袍，他把外袍小心折好，端放於坐席之上。利休溫柔地凝視著致命利劍那閃亮的刀鋒，口中吟誦著優美的辭世之句：
誠敬恭迎，永恆利劍！
弒佛殺神，開汝之路。
隨後，利休面帶微笑，邁向了那未知的彼岸。
藝術家赤瀨川原平（1937—）在為千利休電影寫劇本的時候，不滿意這個結局。那是1989年，千利休已經去世了400年，《茶之書》也成書超過80年。他把千利休的結局安排在一個未完成的茶室上，千利休構思了一個茶室，還來不及建造，這給世人留下足夠的想象空間，每一個人都可以幫著千利休設計出一個理想的茶室。
我也畫過一個茶室，它就是我現在辦公室的樣子。很是巧合，我在重讀新版《茶之書》之前，剛好把陸羽《茶經》能找到的20多個版本翻了遍，我發現他們太在意那個“茶”字，反而忘記了解釋“經”字。所謂“經”，就是已經準備好了經線，經線與緯線構建了一個秩序，乃至一個世界。茶經其實就是使茶有秩序，這難道不是茶道？
好了，我已經完成了我的冒險。而你，又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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