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寄生蟲》早先看過，那時候它剛捧得獲戛納金棕櫚獎。現在又宰獲奧斯卡，連文在寅都來祝賀，自然是蜚聲半島內外——但於在下，並沒有看第二遍的興趣，就可看性來說，我覺得它並非一流的片子。
獲獎理由，專家說起來林林總總，但竊以為有二，一是這個片子有個性，而個性即美，看它會有一種“陌生化的愉悅”。看美國大片現在都膩味了，就是因為它們是類型片，老大賺錢了，老二老三的就批量生產，套路上大同小異，造成審美疲勞。但《寄生蟲》獨闢蹊徑，它不是審美的，它是審醜的——主演宋康昊，就是牛踩了一腳之後的凹臉塌鼻子（當然演技不錯）。人物裡面，整群都下三濫，沒一個好東西。這樣的故事大部分導演——尤其是我們，不敢拍，拍了也不敢放。因為稀有，所以稀罕，容易受到關注。
其次是選材真的不錯。早先熱衷於做記者，有一次在杭州日報館聽前輩傅上倫老師講課（浙江省記者協會會長），說跑題材跑什麼？跑“社會中繃得最緊的那根弦”。本次韓國電影《寄生蟲》，選的就是“社會中繃得最緊的弦”，宰獲奧斯卡獎，這上面應該是得便宜的。眼下“貧富懸殊”是全球性問題。基尼係數說，當它為0.3—0.4時，社會比較合理，到0.6的時候，陳勝、吳廣們就出現了（我們是0.498，韓國、美國略微低一點，北師大課題組2007年數據）。所以看《寄生蟲》比較爽的就是看一幫下三濫的窮人如何給富人使絆子，當然也互相使絆子。我們這幫窮人，則在屏幕前也得到了“替代性”的滿足。
社會學裡有一種“擠公交車理論”，擠車擠不上的恨不得砸車窗；擠上了的，又抬腳將正在擠的踢下去（補一句，《寄生蟲》導演奉俊昊大學讀的就是社會學）。現實裡我們窮人恨富人，但又挖空心思想成為富人。有朝一日成了富人呢，就拼命炫富，盡力給窮人添堵，仇富心理基本就是這樣的。
最後借用倆導演的話做小結，一是馮小剛，借電影《芳華》裡的人物說：“一旦發現富人也會落井，投石的人格外勇敢，人群會格外擁擠。”還有一個是賈樟柯，他在《三峽好人》的研討會上說：“你們可以跑得快，但別把跑得慢的人拽倒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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