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蘭芳與梅黨人士留影。右起：齊如山、許伯明、梅蘭芳、李釋勘、姚玉芙、姜妙香、舒石父等
梅蘭芳（右二）與馮耿光（左一）等人在廣州。
梅黨的界定與形成背景
所謂梅黨是坊間的一個俗稱，並不是什麼學理概念，也沒有嚴格界定，大致是指喜愛梅蘭芳先生的藝術並給與支持幫助的人。細究起來，符合上述兩項條件的人實在太多，似又不能都叫“梅黨”。然而本文標明“梅黨”，總要先對“梅黨”給個說法。筆者思忖，大概須符合以下四條：1、梅黨不包括伶界內行。2、與梅先生有較深度直接交往。3、對梅先生的成長及事業有所幫助而不求回報。4、在文化界、政界、商界等領域有些名頭。同時具備此四條者或可稱作“梅黨”。這僅是個人看法，不一定準確也不一定被認可。但至少本文是照此四條界定的，在此向方家唱明。
“梅黨”大體始成自清末民初，至“四大名旦”出籠之前“梅黨”就基本固定了，也就是梅先生十四歲至三十歲階段，即光緒三十四年（1908）至民國十三年（1924）。這十幾年間，可謂京劇的頂峰期，又是旦行興起與老生行共領伶界期。
“梅黨”的形成基於一個必要背景，即風行京城甚久的捧角兒一俗。捧角兒的發軔及主力並使之形成氣候者均為文人士大夫一流，平頭百姓雖也聽戲迷角兒，但終難弄出太大動靜。況且早期的捧角兒並非像民國之後取向單一。過去伶界行內本身就有“長桌面兒”與“圓桌面兒”之說。簡言之，以登臺唱戲為主的科班謂之“長桌面兒”，唱戲侑酒兩抱著的科班謂之“圓桌面兒”，俗稱“堂子”。宣統元年（1909），伶人想九霄（田際雲）首倡，精忠廟召集聯席會議，議定伶人若有應酬之事（指侑酒）即不準登臺唱戲（等於革除伶籍）。此議報內務府管理精忠廟事務衙門，照準頒行。從此的捧角兒習俗變得單一建康，只以伶人劇藝為取向標準，再無其他。
捧角兒的風氣雖有改變，但勢頭未減。一些文人仕宦賢達名流對所喜愛之好角兒給與熱捧，既為消遣又算雅好。其中志同道合者漸進形成圈子，由小及大而成迷黨。當時坊間對於捧角兒迷黨，謔稱叫法流行一時。比如“痰迷”（捧譚鑫培者）、“黃病”（捧黃潤甫者）、“瑤痴”（捧王瑤卿者）、“羊迷”（捧楊小樓者）、“梅毒”（迷梅至深者。“梅毒”不一定可稱之“梅黨”）等。“梅黨”即是在此時開始形成。
梅黨之領袖
梅黨大致有以下諸公：馮幼偉、李釋勘、吳震修、齊如山、許伯明、舒石父、羅癭公、姚茫父、樊樊山、易實甫、張季直、王闓運、陳三立、陳師曾、黃秋嶽、郭民原、張孟嘉、言簡齋、張庾樓等。
翻檢近些年的書刊、文章及影視作品，凡言及早期梅蘭芳必提到齊如山，認為齊先生對梅先生的幫助影響最大，由此或把齊如山視為梅黨領袖。各路方家持論所據材料多集於兩點：1、齊先生給梅先生編了幾十出戏。2、齊先生給梅先生說戲排身段等。筆者以為上述觀點與所據材料均不夠準確。首先，即便此兩點成立，亦不能得出齊先生對梅先生幫助影響最大並系梅黨領袖之結論。其次，上述兩點多出自齊如山個人著述，屬齊先生“自說”，不能作為確論。具體述之如下。
一、 梅黨領袖之馮幼偉。
梅黨領袖大致應符合以下條件：1、系梅黨的發起人，或是具有較高威望的主要決策人。2、梅先生本人誠心認可，其他梅黨成員予以承認。3、對梅先生的事業有較大襄助，且始終如一。按此三條衡量，齊先生大體僅符合第三條，且並未始終如一。筆者以為，梅黨之領袖當為馮幼偉先生。
馮幼偉名耿光，廣東人，光緒朝日本士官學校留學生，與蔡松坡、蔣百里等為同學。歸國後任禁衛軍標統，宣統元年（1909）任軍諮府廳長。民國後歷任陸軍部騎兵司長、總統府顧問、中國銀行總裁。馮幼偉世稱馮六爺，性格豪爽，仗義疏財，尤迷戀皮黃。光緒朝末，馮六爺得知梅蘭芳系梅巧玲之孫、梅竹芬之子後，對梅蘭芳格外垂青。時值梅蘭芳十四歲，家境貧寒困頓，馮六爺出手相助無一絲吝嗇。穆辰公《伶史》載，梅蘭芳蘆草園之居所即為馮六爺購置。
馮幼偉不僅是梅黨的發起人，直接參與主持梅蘭芳的諸多重大事項，而且付出了極大的人財物力。所謂梅先生早期重大事項有：從朱小芬之“雲和堂”脫籍贖身，進喜連成借臺習戲，十七歲搭班唱戲，與前室王明華成婚，向王瑤卿等老角兒學戲，向名家學習書畫，結識名流，首次赴滬，排演新戲，首次赴日，自己挑班兒，當選“四大名旦”頭名，赴美演出，訪問蘇聯，定居上海，包括是否與寫了百餘封信函的齊如山見面等，這些事項均由馮幼偉先生主持決策、給與襄助、提供資金。馮先生煤渣衚衕及東四九條的宅院亦常讓梅先生排戲及拍攝電影使用。梅蘭芳自十四歲結識馮幼偉後，其生活、事業等一應諸事，尤其是梅蘭芳事業的幾個重要階段，均由馮六爺把持。梅蘭芳對馮幼偉格外信任和倚重，不論搭班唱戲還是生活用度結交朋友等，均聽從馮六爺的意見。梅先生在二十多歲時曾說：“他人愛我而不知我，知我者其馮侯乎。”
梅先生在《舞臺生活四十年》中說：“我跟馮先生認識得最早，在我十四歲那年，就遇見了他。他是一個熱誠爽朗的人，尤其對我的幫助，是盡了他最大的努力的。他不斷教育我、督促我、鼓勵我、支持我，直到今天還是這樣，可以說是四十餘年如一日。所以我在一生的事業中，受他的影響很大，得他的幫助也最多。這大概是認識我的朋友，大家都知道的。”
梅先生以上這段話說得情真意切，語氣堅實，分量極重，足可看出馮幼偉先生在梅先生心中的地位。馮幼偉先生對於數十年如一日給梅先生的幫助沒有隻言片語（也許筆者未見到），從未自我表明為梅蘭芳做了什麼。馮先生一生事業發達而為人低調，他大概認為如此區區小事何足一提。
李釋勘、吳震修、許伯明、舒石父與馮幼偉同為日本留學生，亦為梅黨骨幹。四人對馮六爺始終認可尊重，有關梅蘭芳先生的重大事項決策，完全遵從馮六爺的意見。李釋勘留學歸國後任職理藩院，民國後任陸軍部將軍。他文學造詣甚高，詞、曲、文無一不佳。吳震修曾任教京師大學堂師範館，後供職銀行界。吳震修通新舊兩學，學養深厚，詩文都好。許伯明，世家子弟，許姬傳堂兄。曾任江南陸軍小學總辦、上海軍械局局長、總統府諮議、保定中國銀行行長。舒石父（電影演員舒適之父）愛好廣泛，中國籃球第一哨，尤其對戲曲服裝舞美素有研究，喜皮黃。李、吳、許、舒四位均通過馮六爺結識梅蘭芳併成為摯交。當時名流羅癭公曾有詩云“梅魂已屬馮家有”。馮幼偉為梅黨領袖不僅毫無爭議且當之無愧。
二、齊如山給梅蘭芳之編戲與排戲
坊間著述多以此兩點為據，立論齊如山對梅蘭芳幫助影響最大，而編戲與排戲之說又多取自齊先生著作。筆者在此列舉些材料，並談些個人看法。
1、齊先生給梅先生編戲問題。
對於民國後所排新戲，梅先生有明確說法：“我們是用集體編制的方法來完成這一個試探性工作的。”齊先生也有個明確說法：“按我給蘭芳編這些戲，從前沒有對人談過，所以大家多不知，有的人說編戲者不止我一人，其實並無他人所編，倘他人所編，則我也不該掠人之美。且這種小技，也值不得掠人之美，不過其中也難免有別人一點半點的筆墨。”下面舉幾齣戲，看看梅先生與齊先生的各自說法。
（1）、《嫦娥奔月》。梅先生說：“這一天即景生情就談到了應節戲。李釋勘先生說：‘我們有一個現成又理想的嫦娥在此，大可以拿她來編一出中秋佳節的應節新戲。’……第二天齊先生已經草草打出一個很簡單的提綱。由李先生擔任編寫劇本。”齊先生說：“談了會子他（指梅先生）走了。我想大話我是說了，準編得怎麼樣，則確無把握。想了許久，乃決定編一出神話戲，尤其中秋應節戲，最好是神話，因而想到嫦娥奔月這段故事，沒有人編過，於是編了一出《嫦娥奔月》。”
（2）、《黛玉葬花》。梅先生說：“關於我的《葬花》的劇本，有種種的誤傳，曾經有些人說是朱素雲和李敬山的舊本子，又有人說是易實甫先生替我新編的。其實仍舊是齊先生打提綱，李釋勘先生編唱詞，羅癭公先生也參加了不少意見，再經過幾位老朋友斟酌修改，集體編成的。”齊先生說：“我因為這些情形（指以前粉戲流行），早就想編幾齣言情的戲，於是就編了幾齣，如：《晴雯撕扇》、《俊襲人》、《黛玉葬花》、《牢獄鴛鴦》、《洛神》等等幾齣。”
（3）、《牢獄鴛鴦》：梅先生說：“這一段故事是吳先生（震修）從前人的筆記裡替我找出來的。”齊先生說：“蘭芳此時已知，不排新戲，不能與人競爭，乃商之於他以先幾位朋友，他們雖都愛好戲劇，但都是外行，無人能編；蘭芳乃商之於我，我說：‘編戲並不難；但不知你想演哪一路？’他說：‘類似《白乳記》這路戲就成。’……於是就編一出《牢獄鴛鴦》。”
（4）、《霸王別姬》。這出戏的前身曾叫《楚漢爭》，民國七年（1918）四月由楊小樓、尚小云、錢金福、高慶奎等首演。《楚漢爭》共四本，分兩天演完。梅先生看過後覺得過場太多，那些敷衍故事的場子佔用了相當長的時間，顯得瘟。三年後，梅先生決定與楊小樓先生也排演這出，定名《霸王別姬》。
梅先生說：“由齊如山寫劇本初稿……初稿拿出來時場子還是很多，分頭二本兩天演完。……吳先生（震修）仔細地看了一遍後說：‘我認為分頭二本兩天演還是不妥。……如果分兩天演，怕站不住，楊、梅二位也枉費精力，我認為必須改成一天完。’他說到這裡語氣非常堅決。齊先生說：‘現在突然要大拆大改，我沒有這麼大本事。’說到這裡就把頭二本兩個本子往吳先生面前一扔，說：‘你要改，就請你自己改。’吳先生笑著說：‘我沒寫過戲，來試試看，給我兩天功夫，我在家琢磨琢磨，後天一準交卷。’兩天後，吳先生拿了本子來，他對齊先生說：‘我已經勾掉不少場子，這些場子，我認為和劇情的重要關子還沒有什麼影響，但我究竟是外行，銜接潤色還需大家幫忙，我這樣做固然為聽戲的著想，同時也為你這個寫本子的人打算，如果戲演出來不好，豈不是可憐無益費工夫嗎。’齊先生聽他這樣說，也就不再堅持成見，而是和大家共同研究潤色繼續加工。”
（5）、《天女散花》、《童女斬蛇》、《木蘭從軍》、《生死恨》。
梅先生說：“《天女散花》的編演，是偶爾在一位朋友家裡，看到一幅《散花圖》，……旁邊的朋友說：‘你何妨繼《奔月》之後，再排一出《天女散花》呢？’……編劇的步驟還是同過去一樣，先打提綱分場；只是關於經典部分的考據和修辭，是我和許多位朋友研究，經過一點一滴的細細推敲才完成的。……兩段崑曲調子《賞花時》和《風吹荷葉煞》，是李釋勘和王又默兩位填詞。”
關於《童女斬蛇》，梅先生說：“可巧那時北京的通俗教育研究會編印了一些劇本，有話劇也有京劇，我挑選了《童女斬蛇》。”
關於《木蘭從軍》，梅先生說：“可巧教育研究會編訂了一個《花木蘭》的劇本，我們就把它重新加以整理，…..同時也把戲名改為《木蘭從軍》。王大爺（瑤卿）也曾演過頭二本《花木蘭》。”
《生死恨》是梅先生遷居上海後編演的（1934），此時梅、齊二人已各居南北。這出戏改編自明代傳奇本《易鞋記》，梅先生請許姬傳執筆。許姬傳先生說：“這個劇本是根據明代傳奇《易鞋記》集體改編創作的。”
以上這四齣戲，均在齊如山先生“茲將我所編之戲列在後邊”當中，且註明“以上乃自編之戲，均已演出”。（齊先生把《三孃教子》、《春秋配》、《宇宙鋒》、《游龍戲鳳》等列為自己改編之戲）
限於篇幅，其他各戲不能一一詳述。
關於齊如山先生給梅先生編寫劇本，齊先生提出“其實並無他人所編”，與梅先生所言“集體編制”及某些戲的編寫情況出入較大。梅先生做人做事始終秉持其祖上恭謹敦厚家風，加之他本人的修持見識，筆者沒有理由不取“梅說”而信“齊說”。
2、齊先生給梅先生說戲排身段問題。
（1）、《汾河灣》柳迎春在臺上背躬一節。梅先生說：“有一天我接到一封署名齊如山的信，批評我的演技，某處的身段可以改變一下，某處的表情還不夠深刻，某處的詞句可以改動一下。我看完這封信，覺得他說得有對的地方，下次再演出，或者在別出同類的戲裡，我就按著他的提議修改了。他看我採用了他的意見，更感興趣，就接二連三的仍用書面來跟我商榷。”
齊先生說：“過了十幾天，他又演此戲，我又去看，他竟完全照我信中的意思改過來了，而且受到觀眾熱烈歡迎。……由此蘭芳就信我的話，我怎麼說，他就怎麼改。”
耐人尋味的是，梅先生“有對的地方”措辭很惜墨講究。齊先生“完全照我信中意思改過來了……我怎麼說，他就怎麼改”卻較捨得用詞。以本人的語文水平理解，“有對的地方”語義應是指錯的地方多，對的地方少。
（2）、《思凡》身段。梅先生說：“喬先生（喬蕙蘭）替我排完了身段。……喬先生的年紀已經老了，教身段只能比劃兩下，多教幾次我看他就彷彿很累的樣子。像‘下山去’這個‘搓步’，手眼身法步哪一樣都要顧到，步子又相當的快，他教起來是有點哆哆嗦嗦地站立不穩了。但是他還是儘可能地把步位和姿勢做給我看，我看懂了以後，照樣學著做給他看，有不對的地方，由他指出來我再自己修改。我怕他太累，總是採用‘我多做，他來改’這種教授方式的。”
齊先生說：“第一齣是學的《尼姑思凡》，曲子唱會之後，要排身段了。他說他不大會，最好請別人排一排，德霖忙亦不肯教，壽山也不大會了，蘭芳求我給他排。…..喬先生給排時，地方確是都對，就是一點身段也沒有，……《思凡》、《尋夢》等戲，倘沒有身段，還有什麼可看呢？於是我通通給他安上身段。”
齊如山先生還說：“我常對友人說，所有的身段，都是我安的，我教的他。”
梅蘭芳先生是梨園世家，喬蕙蘭以崑曲享名伶界，壽山即李壽山（行內稱之大李七），三慶班四箴堂坐科出身，與錢金福、陳德霖系同門師兄弟，是昆亂都好的老角兒。一出《思凡》身段居然讓齊先生通通給安上了，想來總不大合情理。梅先生的《舞臺生活四十年》用了萬餘字的篇幅詳細講解了《思凡》的每場曲牌與身段。如若齊先生所言，這萬餘字大概出自齊先生手筆或許更好。筆者自忖，齊先生所以如是說大概基於其自身的認識。他曾對梅先生說：“您一般舊朋友，雖然都極愛護您，且喜歡舊戲，可是對於舊戲可以說是不懂，不但他們不懂，連您也不能算懂，這話並非鄙視您，比方若只按技術說，您比我強萬倍；若按真懂戲說，您比我可就差的很多。”
齊先生這話是梅先生自美國回來之後打算遷居上海之前說的，梅先生時年已三十八歲。當面說唱了三十年戲的梅蘭芳先生不懂戲，筆者不得不佩服齊先生的膽識。梅先生是否懂戲壓根兒不是話題，更無需討論。所以只好得出兩種解釋，要麼齊先生不懂梅先生，要麼齊先生不懂戲。可是齊先生大概兩樣兒都懂，那就不得不讓人琢磨齊先生作為梅黨成員怎麼會如此說。實在費解。（筆者還是要提一句，三十八歲時的梅先生不僅是一位只會登臺唱戲的好角兒，而且對中國戲曲源流、劇種形成演變、戲本詞曲音韻、表演理論、伶界規俗稗史等都素有研究，且見識造詣甚高）
由於坊間各論所據材料多以齊先生自說為準，至少未與梅先生的說法進行核對而做分析判斷，故所得齊如山對梅蘭芳幫助影響最大之說則難以成立。遺憾的是這個結論流傳頗廣，電視還曾專門播放過電視片《梅蘭芳與齊如山》，給人的感覺，似乎是齊如山先生一手扶持了一代藝術大師的成長。梅黨及齊如山先生的地位並不是什麼世間大事，但對於從事梅蘭芳研究的人卻是繞不開的話題。若僅憑單一片面的材料，不做認真分析判斷而草率地得出結論，至少缺乏嚴肅的態度和嚴謹的學風。梅先生坦言，一生得到了很多朋友的幫助，當中自然包括齊先生。可若只單獨拔高齊如山先生一人而無視別人的存在與作用，不僅與實際情況不符，而且有違梅先生親口做出的關於馮幼偉的明確表述，關鍵在於梅先生從未像評價馮幼偉先生那樣述及齊如山先生。所以筆者以為，坊間持此論者甭說做“梅蘭芳研究”，即便做“齊如山研究”也不該如此。
梅黨諸公
郭民原、張孟嘉、張庾樓、言簡齋、黃秋嶽出身京師大學堂譯學館，黃秋嶽十七歲畢業後授舉人，又留學日本早稻田大學。京師大學堂譯學館即北京大學西洋文學系前身，該館創辦於光緒二十九年（1903），嚴復、林紓為正副總辦。當時大學生聽戲捧角兒為時尚。前賢徐凌霄先生民國十七年（1928）所著《古城返照記》對此多有描寫。此五位年紀略長於梅先生，他們多為世家子弟。比如張孟嘉為直隸豐潤張佩綸之子（張佩綸系李鴻章之婿，馬江之戰時主福建軍務），作家張愛玲之伯父。郭民原系晚清兩江總督、南洋大臣沈葆楨之孫女婿。這幾位通新舊兩學，堪為時代驕子。時逢清末民初梅先生剛剛走紅，他們是捧梅之生力軍，不僅每場必到，而且熱捧關愛。梅先生與他們結識交往於一時。五十年代初，梅先生還曾與老友言簡齋晤談敘舊。
姚茫父，光緒朝進士，後留學日本，民國二年任國會議員。姚茫父於書畫、金石、碑帖及詞曲、傳奇、聲律、音韻、俗樂無所不知，尤喜京劇臉譜。其詩書畫印與陳師曾並喻“姚陳”領銜書畫界，享譽全國。姚茫父與人談戲，述及昆弋戲曲源流，上溯經典，旁徵稗史，如數家珍，滔滔不絕。如此的學養見識對梅蘭芳藝術觀或多或少產生影響。
陳三立、陳師曾為父子。陳師曾名衡恪，陳寅恪之胞兄，二人同留學日本。陳師曾以書畫享名，曾於北京大學執教中國畫。陳衡恪、陳寅恪之祖為陳寶箴，官至湖南巡撫。陳三立進士出身，名宦之後，為一時名流。梅蘭芳於陳三立、陳師曾父子均有交往，受教頗多。（陳三立後多捧程硯秋）
張季直，即張謇，光緒朝狀元。民國初任職農商總長、水利局總裁等。後銳意重視實業興辦教育，可謂企業界之精神領袖。張季直尤其欣賞梅蘭芳劇藝，親書工筆小楷扇面贈予梅蘭芳，寫時曾自言“二十年沒寫小楷”。張季直南歸後又題詩所藏畫扇寄給梅蘭芳，梅唱《拷紅》，持此扇登臺。
王闓運，字壬秋，號湘綺，同光間經學碩儒宗匠。弱冠時即以布衣笑傲王侯，與曾文正公分庭抗禮，十餘位紅頂大員屏息侍立階下，為其捧盥進茗。王湘綺一生教學授徒，門生弟子滿天下。民國後任清史館館長。民國初年，王湘綺已是八秩老者。時梁任公（梁啟超）為太翁祝壽，於湖廣會館辦堂會，王湘綺盛讚梅蘭芳。梅蘭芳卸妝後，羅癭公請王湘綺與梅蘭芳比肩而坐。介紹說：“此為中國第一名士王湘綺先生，此為中國第一名伶梅蘭芳也。”梅蘭芳當即向王湘綺求字。翌日，王湘綺書一橫幅贈梅蘭芳，另一橫幅贈羅癭公，雲“謝媒梅之惠”。
羅癭公，名惇曧，世家子弟。以優貢入國子監，光緒末經濟特科中式，授郵傳部郎中。後棄官主工詩文，為民初名士。梅蘭芳蘆草園之堂號“綴玉軒”即出自羅癭公手筆。“綴玉”典出宋代詞人姜夔“苔枝綴玉”四字。姜夔不僅為一代詞家，且精通音曲律呂，其“綴玉”二字正契合梅先生。民國四年（1915）梅先生向王夢白先生學畫由羅癭公介紹。（羅癭公後多捧程硯秋）
樊樊山、易實甫堪為清末民初捧角兒大家。二人系大才子，尤以詩詞享名。樊樊山名增祥，號雲門。光緒朝進士，官至山西布政使，江寧布政使，一度護理兩江總督，民國後任參政院參政。易實甫名順鼎，號哭庵。舉人出身，王闓運門下弟子，歷任六地方道員，自稱六道者是也。後入張之洞幕府，民國後任印鑄局局長。樊、易二人系清末民初京城名流，專捧旦角兒。兩位均才思敏捷，拈章摘句張嘴即來，尤以戲謔雅趣為能事。梅蘭芳祖父梅巧玲，父梅竹芬唱戲時，樊樊山即捧梅氏父子。易實甫是捧角兒行家裡手，梅先生首演《葬花》，易實甫作數首葬花詩以賀。樊、易二人是“綴玉軒”常客。
以上諸公與馮幼偉、李釋勘、吳震修、齊如山、許伯明、舒石父等相比，雖不是梅黨骨幹，但各有其作用。如王闓運、張季直、陳三立等以學問享名全國，如姚茫父、陳師曾等以書畫領銜南北，如樊樊山、易實甫等以詩詞冠譽文壇。他們的一言一行、一詞一句均可引領社會審美，左右輿論風向，其興邦喪邦之能不可小覷。這幾位於清末民初梅蘭芳剛剛開始走紅時期，都起了較大的積極作用，故權作“梅黨”以述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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