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如何樹立正確的科研評價導向？
近年來，大學在知識創新和轉移方面的功能被矮化成細小的量化指標，科研活動被各種評估體系所掣肘，SCI變成橫行大學和科研的指揮棒，學術生態被改寫，大學的真正使命受到極大挑戰。（詳見拙作《全球排名和科研評估使大學深處危機》，載《光明日報》2016年8月23日第13版）。近日，教育部和科技部共同印發《關於規範高等學校SCI論文相關指標使用樹立正確評價導向的若干意見》（以下簡稱《意見》），及時主導糾偏，引起了社會的廣泛贊同。
《意見》提出，破除論文“SCI至上”，探索建立科學的評價體系。達成這一目標，需要樹立正確的科研評價導向，此中，有5個原則需要遵循。
囿於評估本身的侷限，沒有一項體系或模式可以對評估對象進行完美的評估。科研評估也不例外。換句話說，一個科研評估體系或模式必須預載並匹配評估目的，否則科研評估的信度和效度都將無從談起。如何確立清晰且能夠被廣泛接受的、具有可行性的評估目的，就變得至關重要。這是必須首要樹立的科研評估原則。
跟隨評估目的而來的，是評估目的預載及體系匹配的複雜性。 政府部門的評估，其目的應該更多體現在監管和促進國家宏觀科研目標與任務的達成，並勇於承擔公共問責。對於各大學而言，其評估目的則完全不同，要側重於科研過程和產出，以促進院校的進一步發展和社會貢獻為首要功能。評估的複雜性決定了這兩個不同主體的評估體系或模式，必須是有差別同時有協同關聯的。此外，即便考慮到目的的正確預載和方案的合理匹配，作為公共政策實施的一個重要環節，科研評估還會受到各種各樣因素的制約，如體制框架、學科領域、院校特點、持份者、時空差乃至國際政治等等，進一步增加了其複雜性。
再次，正如績效評估的天然侷限一樣，科研評估雖然是科研事業發展的必要環節，我們不能也不應該過分強調它的功能，而應該注意其應用的合理性與適切性，避免評估在科研和高教發展中的過於強勢，導致評估主義的泛濫。 日本的科研審計文化、臺灣的SSCI綜合症、香港的科研績效主義都受到社會各界及專業團體的廣泛批評，為我們提供了這方面的負面典型和前車之鑑。
科研評估的目的性、複雜性和合理性，決定了科研評估的第四個原則——創建和採用各類科研評估體系的慎重性。 在採用某一種評估體系或模式之前，對它的背景、原理、適切度、正負面效應都應該作全面、科學和文化的綜合瞭解，而不是僅僅限於技術操作層面上的膚淺理解，避免只見樹木不見森林。對於借鑑而來的國際經驗（包括SCI論文指標體系），這點尤為重要，而文化理解就顯得十分關鍵。吃透其原理、精神及背後的複雜背景，才不至於盲目模仿、食洋不化。解決之道，當然不是坐井觀天、閉門造車，而是拿出勇氣、敞開胸懷、面向世界，強化和海外華人學者的深度合作。
任何一個科研評估體系或模式的成功應用，都離不開小範圍、小類別的預運行。在獲得充分的反饋之後，進行調整和完善，然後才能逐漸推廣。這些步驟都是科研評估必經的科學之路。在此過程中，應當特別注意前面所提到的第二個原則，也就是科研評估的複雜性。考慮到我國科研、高教國情的複雜多元、參差不齊和超級體量，即便到了廣泛推行的階段，仍然不能一刀切，必須注意科學的限度與界度。這些就構成了科研評估不得不尊重的第五個原則——科學性。
令人樂觀的是，教育界、科技界甚至公眾都已清醒認識到科研評估的邊限，不再迷信SCI論文的相關指標。正如教育部科技司負責人就《意見》答記者問時所說，SCI論文指標體系並非評價系統，不能對應於創新水平和實質貢獻，也不能全面反映科技創新貢獻，更不能把SCI論文簡單等同於高水平論文；高引論文可能反映的是學術研究熱點，但並不說明論文的創新貢獻價值，也不適用對技術創新、成果轉化等工作的評價；論文主要是基礎研究成果的表達形式，SCI論文相關指標並不能全面反映科技創新貢獻。這些都具有正本清源的積極意義。
2.後SCI時代如何改進科研評估？
對於後SCI時代的科研乃至大學評估，除了進行評估原則、限度的思考之外，還可以有什麼改進方案呢？筆者多次受邀參加各大學的科研、教學或職稱評估，曾先後在華東師大、香港大學、東京大學、馬里蘭大學、多倫多大學、香港教育大學、香港中文大學，以及現在的西安大略大學工作或學習。這些大學都符合中國的“雙一流”大學標準和範疇，分別屬於下述五個高等教育系統：中國內地、日本、中國香港、美國和加拿大。結合在這些大學的切身經歷，筆者就科研評估提出以下四點改進建議，拋磚引玉。
第一，不忘初心是科研評估體系建設的根本出發點。在新管理主義盛行的時代，決策者和評估者常犯的一個共同錯誤，是把評估體系當作純粹的管理工具，評估對象被野蠻地簡單物化。後果當然是適得其反：被評估者或機構感到缺少應有的尊重，會產生應付評估、甚至弄虛作假的反效果。這種反效果對科研產出的負面影響不難想象。事實上，近些年來屢禁不止的數據造假、論文抄襲、友情引用、學術泡沫等等令人痛心的墮落現象，都是與初心漸行漸遠的惡果之一。
中國內地、日本以及中國香港的大學都非常強調科研業績，並與職稱晉升、院校排名緊密掛鉤，在科研評估中體現得淋漓盡致。“工作狂”“教授累如狗”是真實的寫照，單身、無子、家庭或社區責任漠然、甚至變態，都是見怪不怪。美國情形稍好，但薪水通常只支九個半月，暑假一到教授們就被逼滿世界找工作，非常影響工作狀態。相較而言，教育和科研工作最令人舒暢的是加拿大的大學。筆者跟同事或上級談及SCI論文或大學排名，大家常常不知我所言何物。這大概與加拿大是一個“享受型”的國家文化有關。作為一名學者，在這裡能真切感受大腦是用來自由思考問題的，而非用來接受科研評估。因此，科研和教學反而有身心和工作環境的最好保障。
第二，牧羊式的代表作制度是相對合理的科研評估模式。自八十年代以來，筆者從來沒有離開過大學的校園生活。四十年來的切身經歷證明：學者可能在某個時期會出一些好的成果，但是不可能一輩子都出好成果——這是符合人的基本自然規律的！科研評估應該尊重和利用好這一自然規律，而代表作制度就是尊重這一自然規律的很好體現，有利於培育放養式、寬鬆良好的科研製度環境。這是為什麼在科研評估體系中，代表作是被各國大學採用最廣泛的一個基本制度。同樣道理，代表作制度也適用於院校的科研評估，有利於把科研發展的自主權還給各大學。這樣的院校賦權還能有益於促進高校的制度改進。
第三，與代表作制度相關的是同行評議。同行評議是科研評估最為常見的制度之一，國內個別高校也有試行，但卻面臨著不小的挑戰。箇中緣由，不言而喻。但是，也並非沒有可替代的辦法。其中，利用“互聯網+”時代的網絡共享技術和大數據平臺，根據不同的學科領域，建立期刊論文（及其他學術成果）的國家專業評審人數據庫，為學術成果評審搭建基於網絡、開放式的國家管理平臺，積極利用海外華人學者的科研資源，進一步強化盲審的透明制度建設，設立編輯和作者的問責機制，杜絕利益輸送、裙帶關係、人情發表等學術腐敗現象，真正體現質量是期刊和出版社發表的唯一標準，讓學術在陽光下健康地運行。
第四，制定激勵科研成果國內優先發表的國家戰略。在採用代表作制度的時候，如何取捨服務本土和麵向世界之間的張力十分關鍵。科學知識是沒有國界的，但科技的應用卻是有疆界的。一個簡單的道理是，科研工作必須有巨量人力和經費的投入成本。在美國總統特朗普上臺後，美國對知識產權進行更為強力的保護和本土強化——包括採取對中國留學生的簽證限制措施，就是最為直接的證明。
轉變科研評估的觀念，有利於制定激勵科研成果國內優先發表的國家戰略。其實施，可以幫助中國收回科研成本和知識產權，真正服務於本土的社會發展，增強中國的文化自信，增強全球科技界、教育界、知識界乃至普通民眾對中國文化的興趣、重視與行動。
與此同時，應該大力推動中文學術期刊的數量擴張、質量整頓與提升，提倡編輯工作專業化的出版模式，加強對學術期刊的制度監管。同時，創辦和充實更多、具有本土知識產權的英文期刊，積極引領英文期刊的國際話語權。
3.以評促建、評建共贏才是改進的成功
“SCI至上”現象，背離了當年它曾給中國大學帶來的積極作用，早該被掃入歷史。《意見》的頒佈與實施，終於開啟了“後SCI時代”，應該說亡羊補牢、未為晚矣。依筆者拙見，《新規》的步子甚至還可以再大一些，把大學排名亂象一併規範，同樣在制度上進行治理。比如，不允許公立高校（尤其是“雙一流”大學）為國外排名公司提供院校數據，也不允許購買這些排名公司的相關數據，嚴禁各校官網、招聘、招生等傳媒材料上引用或標識大學排行榜的名次，斬斷經濟輸血，從而根除它們對科研評估帶來的負面影響。
在何處發表、用什麼語言發表、發表之後是否被關注、如何受到關注等等，與知識創新的科學價值本無關係，不應該被曲解成科研評估的標準。實踐已經反覆證明，在名不見經傳刊物發表的科學新知無以計數，發表之後沉寂多年然後再受熱捧的科學新知也並不稀少。這些都不應該影響知識創新固有的科學價值，更不應該成為科研評估的金科玉律。
這也啟示我們，科研評估本身不應該是目的。它應有的目的在於以評促建、評建相長，以此促動知識創新和轉移，服務於人類生活的終極福祉。正如教育改進科學學者、卡耐基教學基金會主席安東尼·布拉克所指出的那樣：現有的改進問題都是系統自身造成的。成功的評估，常常不僅取決於評估體系自身的好壞，還在於能否調動評估對象的熱忱和投入，贏得廣泛的認可與支持，以達到系統改進的根本目的。因此，反思科研評價的五大原則，以及後SCI時代科研評估的四大改進舉措，杜絕暴力式、整齊劃一、失去文化內涵的評估方式，倡揚“板凳要坐十年冷、文章不寫一句空”的治學精神與文化，才能真正達到中國科研評估的終極目的。（轉自環球網）
（作者：李軍，系加拿大西安大略大學教育政策與領導學系主任、全球教育合作中心主任、國際高等教育政策與領導學終身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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