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瘟疫肆虐時間太久了，人們都盼望著早點結束，
於是，前一段時間就有人總結了一個歷史上疫情產生和結束的的規律：
瘟疫始於大雪、發於冬至、生於小寒、長於大寒、盛於立春、弱於雨水、衰於驚蟄，完於春分，滅於清明。
這個規律還煞有介事的做了傳統節氣上的推算：
始於大雪：2019/12/ 7 大雪
發於冬至：2019/12/22 冬至
生於小寒：2020/ 1/ 6 小寒
長於大寒：2020/ 1/ 20大寒
盛於立春：2020/ 2/ 4 立春
弱於雨水：2020/ 2/ 19 雨水
衰於驚蟄：2020/ 3/ 5 驚蟄
完於春分 : 2020/3/ 22 春分
滅於清明 : 2020/4/ 04 清明
有盼頭了，疫情應該快結束了！
心願非常美好，可是，現實殘酷的有些讓人受不了。
事實上，中國歷史上的瘟疫，從來就沒有按著這個季節變化的規律而發生。
2.
新華社3月9日消息：世界衛生組織衛生緊急項目執行主任邁克爾·瑞安近日在日內瓦表示，尚無證據顯示新冠病毒會在夏季自行消失，當前各國應全力抗擊新冠肺炎疫情。
瑞安當天在例行記者會上說：“我們尚不清楚新冠病毒在不同氣候條件下如何活動和表現。”
他強調，必須假設新冠病毒在夏天仍具有傳播能力。為此，各國必須抓緊行動，而不能指望新冠病毒會像流感病毒一樣在夏天自行消失。
事情已經到了這一步了，追查源頭是應該的事。但目前最需要做的，是趕緊的控制疫情蔓延，世界各國團結起來，坦誠的互相溝通信息，研製出疫苗。
世衛組織也應該乾點正經事兒了。
不要指望夏天來了，疫情自己就會消失。
因為，歷史上的瘟疫，和季節無關。
3.
在遠古時期，中國就有了關於瘟疫的記載，殷墟出土的甲骨文已有“蟲”、“蠱（蠱）”、“瘧疾”、“疾年”等文字的記載。《尚書》、《山海經》和《左傳》裡有了“癘”這個字。
戰國的時候，各國之間交往頻繁，國與國之間就已經有了防止疫病傳播的做法。《雲夢秦簡·法律問答》記載，
“諸侯國有來客，用火燻其車上的衡軛”。為什麼要用火燻呢？因為當時秦國雄霸關西，諸侯使者，絡繹不絕。
來客的車馬轅軛上附著有許多小蟲子，容易傳播疾病。因此，秦國對來客的轅軛以火燎燒，防止通過動物攜帶，將本不屬於本國的物種以及可能引發疾病的寄生蟲消滅在國境入口處，以達到滅蟲防疫之目的。
早在秦穆公之後，由於秦國的戰事漸多，秦國的衛生事業逐漸居於各國先進行列。到春秋末期，秦國已成為當時醫學最發達的地區之一，許多名醫均出自這裡。
現在有的地方新媳婦進門，要從火盆上邁過去，估計也是從這裡流傳下來的。
在抗擊瘟疫的問題上，秦朝的時候，就已經使用了隔離的辦法，1975年出土的雲夢睡虎地秦簡中關於刑事處罰的名稱裡，有一種刑罰叫“定殺”，就是把人投入水中使其淹死的一種刑罰。
《法律答問》說：“生定殺水中之謂也”，那麼何種犯人適用定殺呢?
秦簡《法律答問》有兩處記載：
其一，“癘者有罪，定殺。”
其二，“甲有完城旦罪，未斷，今甲癘，問甲何以論？當遷癘所處之：或日當遷遷所定殺。”
由此可見，定殺是對特定犯罪人適用的刑罰，即專門對患有麻風病的犯罪者使用，將患疾疫的罪人拋入水中或生埋處死。
秦國地處西北，冬季河水結冰，斷不能直接把人投到水裡面去，所以，不排除這裡夏秋季有瘟疫產生。
4.
有明確時間記載的瘟疫，始於漢朝。
元始二年（2年），青周大疫，漢平帝詔曰：“民疾疫者，舍空邸第，為置醫藥。”這是官方為百姓置辦藥品，防治瘟疫本身就是政府的責任。
有具體時間記載的是王莽的新朝以後，《後漢書·王莽傳》記載：
王莽天奉三年（16年），丙子年，“二月大疫，馮茂在句町，士卒死於疾疫者十有六七。”
此外，史書還有很多記載：
王莽地皇三年，壬午，“大疾疫，死者且半。”（《後漢書·劉吉傳》），這個壬午，是夏天。
建武二十五年（49年），己酉，“武陵五溪大疫，人多死。”（《後漢書·馬援傳》），己酉，是秋天。
元初六年（119年）“夏四月，會稽大疫。”
延光四年（125年）“冬，京都大疫。”
元嘉元年（151年）“正月，京都大疫。二月，九江、廬江大疫。”
延熹四年（161年）“正月，大疫。”
建寧二年，己酉，“疫氣流行，死者極眾。”（《備急千金要方·傷寒》）
建寧四年（171年）“三月，大疫。”
熹平二年（173年）“正月，大疫。”
光和二年（179年）“春，大疫。”
光和五年（182年）“二月，大疫。”
中平二年（185年）“正月，大疫”。
從漢朝瘟疫發生的月份看，還是春天發病的次數比較多，但夏、秋、冬都有發生。
古代的瘟疫多數的是鼠疫，春回大地，萬物復甦，雪藏了一冬的動物腐爛屍體融化，鼠疫產生的條件就有了。
5.
瘟疫發生不但不分季節，而且時間也長，跨年度、跨季節。
建安二十二年，疫癘流行。曹植《說疫氣》描述當時疫病流行的慘狀說：“建安二十二年，癘氣流行，家家有殭屍之痛，室室有號泣之哀。或闔門而殪，或覆族而喪。”
第二年四月，曹操在詔令中說﹔“去冬天降疫癘，民有凋傷，軍興於外，墾田損少，吾甚憂之。”
那個時代最好的醫生是張仲景，他在《傷寒論》自序中描述：“餘宗族素多，向餘二百。建安紀年以來，猶未十稔。其死亡者三分有二，傷寒十居其七”。
張仲景的意思是說，那場瘟疫流行了十年，根本就沒有分什麼季節。
這次的疫情出現在湖北武漢，歷史上湖北還有過一次比較大的瘟疫。
當荊州還叫江陵的時候，有過一次這樣的瘟疫：
黃初三年（222年）九月，魏文帝討伐東吳，江陵城被圍，“又為地道攻城，城中外雀鼠不得出入，此几上肉耳！而賊中癘氣疾病，夾江塗地，恐相汙染……令開江陵之圍，以緩成死之禽”。
這次戰爭是吳、魏之間的第一場戰爭，因此魏文帝親自坐鎮南陽督戰，江陵城內抵抗魏軍者為吳將朱然，時江陵“城中兵多腫病，堪戰者裁五千人”。
有專家說，這次疫災為“腫病”，似乎是痢疾，但時值臘冬，不當有痢疾大流行，且其疫病還被魏軍帶到河南，導致次年春南陽和許昌大疫，因此，估計是傷寒流行。
這次跨年的瘟疫，也沒有挑什麼季節。
6.
瘟疫的發生，不但與季節無關，而且與空間也無關。
前幾天，有人把北緯40度畫了一條線，把武漢和伊朗、意大利、法國、韓國、日本等串到了一起，認為有了一個緯度線的規律。
其實，瘟疫的發生和傳播，不但不分季節，也不分地域。
金末年哀宗天興元年（1232年），元軍圍攻汴梁，汴京疫病大起，河南50天內有90萬人病歿。“都人不受病者萬無一二，既而死者繼踵不絕。”當時汴京有城門12座，每日各門送出死屍多達2千具。
南宋的時候，度宗鹹淳七年（1271年），浙江永嘉地區大疫。
南宋德佑元年（1275年）六月，常州等城為元軍佔領，城內居民四處逃竄，“民患疫而死者不可勝計”。
南宋德佑二年（1276年）閏正月，元軍包圍了臨安府，德祐二年閏三月，臨安府大疫。
從1232年到1276年這不到五十年的時間裡，從南到北，瘟疫幾乎沒斷。
江浙地區的緯度在30°左右，所以，瘟疫和南北方、緯度高低關係不大。
如果能找到規律的話，那就是這些瘟疫的發生，幾乎都與戰爭有關。
7.
戰爭帶來人口流動。
禎皇帝實在是運氣太差，也是大明的氣數已盡。
把他吊到煤山那棵歪脖子樹上的，除了起義軍，還有瘟疫。
陝西米脂李繼遷寨的下崗職工李自成，1629年跟隨高迎祥造反，從此，一發不可收拾。
在明朝末年的記載中，與起義軍一起縱橫華夏的，還有瘟疫。
崇禎十年（1637年），首先是山西全境瘟疫大流行，“瘟疫盛作，死者過半”。很快，疫情傳到河南地區，“瘟疫大作，死者十九，滅絕者無數”。榆林府“大瘟，……米脂城中死者枕藉。
十三年夏，又大疫，十五年，……大疫，十六年，稔，七月郡城瘟疫大作”。
崇禎十二年夏，商洛山中瘟疫流行，李自成、劉宗敏的義軍將士染病，從此，起義軍就帶疫作戰。
崇禎十三年（1641年），順德府、河間府和大名府有大疫，人死八九，死屍處處枕藉。
崇禎十六年二月，瘟疫終於到了北京，病名叫“疙瘩病”。
抱陽生《甲申朝事小計》：
“大疫，人鬼錯雜。薄暮人屏不行。貿易者多得紙錢，置水投之，有聲則錢，無聲則紙。甚至白日成陣，牆上及屋脊行走，揶揄居人。每夜則痛哭咆哮，聞有聲而逐有影”。
緊接著，崇禎十六年八月，天津爆發肺鼠疫：
“上天降災，瘟疫流行，自八月至今（九月十五日），傳染至盛。有一二日亡者，有朝染夕亡者，日每不下數百人，甚有全家全亡不留一人者，排門逐戶，無一保全。”（《明史紀事本末》）。崇禎皇帝最後一年的崇禎十七年，天津督理軍務駱養性說，“昨年京師瘟疫大作，死亡枕藉，十室九空，甚至戶丁盡絕，無人收殮者。”
在一些材料記載中，無論是李自成進京，還是多爾袞進駐，飽受瘟疫之害的明朝守軍早就沒有了戰鬥力，勢如破竹，都是腐竹。
瘟疫肆虐的區域，多是起義軍奔馳的場所。
瘟疫，滅了大明帝國。
據歷史學家曹樹基估計，明末的崇禎年間，死於鼠疫流行核心區即山西、直隸、河南三省北部的疫死人口，要佔到這三個省總人口的三分之一。
而根據外國學者估算，明末經過持續的乾旱，蝗蟲，鼠疫，天花和饑荒造成全國損失了40%的人口，整個國家元氣大傷。
8.
起義軍轉戰南北，加劇了鼠疫的傳播。
瘟疫被老百姓俗稱“傳染病”，其關鍵在於一個“傳”字。
所以，阻斷傳播渠道為第一要務。
需要在家隔離，就要老老實實的聽從指揮。
畢竟春風至，鮮花總要開，瘟疫總會過去，美好生活很快就會回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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