庚子鼠年的新冠病毒肺炎疫情，打亂了所有人的生活和工作節奏，全國進入了抗擊疫情的戰“疫”狀態，無數家庭陷入了悲歡離合，國家全力投入疫情的防控，顯示了大國的力量與形象。這次劫難，是天災，是人禍？在災難面前，物質慾望，生命，抑或自由，該如何取捨排序？在無情災禍來臨時，人人自危，自私為我？還是捨我其誰，保家衛國？家與國，先有家還是先有國，還是沒有國哪有家？
讀史明智，歷史是一面鏡子，這裡，我們來講一講一個叫報德的小山村的故事。我們從它經歷的戰亂、瘟疫、抗爭、發展的歷史長河來看看，什麼是家國情懷，什麼是家，什麼是國，以及到底是先有國後有家，還是先有家後有國。
這個叫報德的山村，在貴州省黔東南苗族侗族自治州雷山縣郎德鎮，轄大寨、平寨、甘吾三個自然寨，現有286戶1150人，絕大多數是苗族。讓我們從清朝時期報德村所發生的戰亂、瘟疫等災難說起。
報德紀史之一:“剿”苗與抗清
據文獻記載，報德村最早在清朝官方文獻中記為“抱得”二字。據當地學者編寫的《報德苗族》一書記載，報德村於明朝中葉開始有人居住，最早居民是從現在凱里市開懷一地遷徙過來的楊姓人家。直到清王朝“開闢苗疆”把黔東南納入國家版圖之前，報德村和“苗疆”的許多苗寨一樣，屬於“化外之地”的“生苗區”，“抱得”是音譯的地名詞和自然地方，國家政權沒有滲透到，屬於完全自治的地方。
雍正六年（1728年），正值中國歷史上的“康乾盛世”中期，為了打通戰略通道，加強對黔東南苗族地區的政治統治，增加國庫財力，清朝統治者決心“開闢”黔東南清水江和牛皮大菁（即雷公山）一帶“生苗”區，將其納入版籍。如何“開闢”黔東南“苗疆”，清朝統治者內部曾有過不同意見。鎮遠知府方顯主張“剿”“撫”結合，“二者不宜偏廢”“先撫後剿，剿平之後仍歸於撫”（《平苗紀略》）。
1728年2月，方顯曾“奉飭”招撫清江北岸及九股諸苗寨，先後有60多個苗寨“就撫”。但方顯的“先撫後剿”主張卻遭到貴州巡撫祖秉圭和總督鄂爾泰的堅決反對。祖秉圭說“苗本豺狼，難責以人道，此事斷不可行，必不可行。”（《貴州通治·前事志十九》）鄂爾泰說:“苗性犬羊，何知信義，為長久計……必當相機剿除……恐今日不殺少，日後將殺多。”並認為“既未示以軍威，亦未曉以法紀，寸鐵未繳，一人不殺，而驥望其寧貼，無此理，無此事”（《皇帝經世文編》卷八八）。他們先“剿”後“撫”的意見得到了雍正皇帝的支持。
話得說回來，報德又跟“開闢苗疆”有何關係呢？原來，清政府“開闢”的“苗疆六廳”之一的丹江廳，轄左（丹江）、右（凱里）兩衛，而報德地處凱里和丹江之間，並緊挨丹江廳城，是丹江之出入要津，而且主要是報德屬於自主自立的“管外苗族地區”，自在清政府“剿”的範圍。本來在“化外之地”過著世外桃源一般安靜生活的報德苗民，卻被皇帝以“治國理政”的“家天下”“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為名捲入了戰亂！據查史料，在貴州巡撫張廣泗、貴州提督哈元生等大員給雍正、乾隆皇帝“戰事彙報”的奏章中，多次提及“抱得”（今為報德）地名，或攻打報德，或傷亡苗民多少人，或取道報德攻打某某處，或某軍官帶兵進駐報德安扎行營。
1728年11月13日，守備梅先春等帶兵用槍炮進攻抱得，並燒燬三寨，苗民死傷多人，其餘苗民往山林或別處逃命。張廣泗親自督戰，18日至抱得行營會商，侍機行動。紮營數日後，張廣泗、張禹謨帶兵從抱得進攻囊猛（今南猛）。這是史料記載報德首次遭到清軍襲擊和燒燬。
1735年2月，包利、紅銀起義反清（史稱雍乾起義），後攻取古州、丹江、臺拱、清江等，震驚全國。6月清廷調集湖南、湖北、廣東、廣西、四川、雲南、貴州七省兵力數萬人，組織“圍剿”。9月21日四川副將壽長、雲南參將哈尚德等率兵“剿洗”季刀等寨，又連日進攻烏留、郎德、抱得、烏耶、羅窩等寨，宰首六十餘級，槍炮打死百餘人。
同治九年（1870年）清軍為雪洗黃飄之戰大敗之恥，復調集七省兵力，大舉入黔鎮壓。義軍首領楊大六率部力拒清軍于丹江、郎德、報德、黃茅嶺等地。 1871年12月4日，清將蘇元章、龔繼昌復出黃茅嶺、腳猛、南猛、報德一帶，義軍首領楊大六自番翁回軍報德抵抗清軍。龔繼昌等進兵其前，蘇元章涉險由山後勾毛營坡攻入報德，苗民死傷千餘。
這是史料中記載的發生在報德一地的四次主要的苗民抗清事件。從史料看出清朝在雍正、乾隆、同治三代皇帝統治時期，都對苗疆進行軍事鎮壓，報德村都無一倖免地捲入了戰亂，史料中記載的1728年、1735年、1870年、1871年四次戰亂都對報德村造成了大量的苗民傷亡，甚至村寨被一把火燒光，造成大量苗民無家可歸、民不聊生。
由於官逼民反，報德苗民在起義反抗中湧現了許多抗清人物。報德村大寨人文略裡，是張秀梅、楊大六起義時楊大六的副手，在長達18年的抗清鬥爭中，自始至終跟在楊大六左右，英勇抗清，直至最後負傷犧牲。而楊大六則最後被湘軍用慘絕人寰的酷刑——騎銅火爐對其行刑折磨，42歲英勇就義。起義首領就義後，都勻知府羅應旒借對苗民招撫之機，反誣陷苗民反叛，騙苗民在丹江廳城北坡頂挖大坑，然後用酒肉“犒勞”，半醉即被血腥砍殺，推入坑內掩埋，人稱“萬人墳”。而在報德的戰亂中，清軍也付出了慘重代價，軍官和士兵戰死多人，報德村大寨後山“漢人墳”和清軍屯兵駐紮之地“播養條”（苗語音譯，意譯為“漢人住的坡”），即是歷史遺證。
清政府“開闢苗疆六廳”，由於雍正皇帝採取先“剿”後“撫”的錯誤決策，實施民族壓迫的統治政策，致使清政府在此後140多年裡對苗民進行了多次的軍事鎮壓，致使苗族人民造成重大的生命財產損失，民不聊生，社會創傷無法得以治癒，也動搖了清政府的統治基礎，致使國力一再衰弱，違背了最初的“開闢苗疆”目的，反而成了統治者治國理政的慘痛教訓。剿殺與抵抗，這是一個很淺顯的因果關係，但在皇帝使用“剿殺”大權之時，他卻忘記了“反抗”作為人的本能以及所導致的後果！歷史已反覆證明：掌握生殺大權者一旦付諸錯誤行動後，國家和社會因之付出的災難代價實在太大太大！
報德紀史之二:瘟疫之災與命運抗爭
人的災難之重，莫過於人禍又遇天災。經歷清政府的滅頂“剿殺”之後，報德苗民又慘遭瘟疫肆虐。這真叫禍不單行。據《報德苗族》一書記載，包利、紅銀起義時，由於外地人帶來病毒的原因，引起了報德村大寨天花、霍亂等傳染病流行。當時人死枕積，無力掩埋，抬拋寨腳叫埋馬坡的地方，死人的數量多，都把楓香樹幼樹壓彎了。
據健在的老人講，報德村現在轄大寨、平寨、甘吾三個自然寨，最早居民是平寨的楊姓人家，大約明朝中葉由現在凱里遷來。再後來，大寨開始有楊姓人家開始搬遷過來居住。由於清朝時期包利、紅銀起義時家園被燒燬，為逃避殺害，余姓人家不得已從丹江黃茅嶺排滴坡遷到被清軍所攻並燒燬的大寨安頓居住。由於戰亂和生活所迫遷徙而居，這就是報德最初的村民組成。過了若干年，隨著人口增多，慢慢發展成近70多戶近300人的寨子。
然而卻是命運作弄人，一場瘟疫降臨了。由於人們缺乏醫學知識，當地苗民開始只知道是一種奇怪的病，一個接著一個的病死，並不知道是瘟疫。按照苗族的巫文化，當地苗民認為是人間的作惡，引起了上天或神的懲罰，就由村裡的巫師組織苗民做祭祀神靈的巫事，以化解災難。在苗族人的精神世界裡，人和自然萬物都是有生命和平等的，所以人要敬畏自然，人們在面對災禍、不順或疾病時，都要舉行人和神之間溝通的巫事，給鬼神送去雞、豬、牛等犧牲，以求得自然界神靈或逝去祖先神靈的寬恕和保佑。
隨著病死人數增多，人們後來知道了這就是瘟疫。但是在無法正確認識這種瘟疫之時，人們採取很有限的救治和防控辦法。那時報德苗民只能用傳統的苗族醫藥進行救治。人們從山上挖來草藥熬成藥湯是最主要的救治方法。由於地處封閉山區，清政府“新闢”的丹江廳府正疲於“平叛苗亂”而顧不上，沒有可用的防控物資，沒有得到外界的援助，報德的瘟疫就只能在與死神的自我抗爭中熬過來！
在瘟疫造成報德人口減少近大半之時，為了人口的後代繁衍，居住大寨的余姓人家最後決定遷離報德，余姓人家兩兄弟分別帶領家人到現今報德村甘吾寨和附近的也利寨、碧岣寨逃命和隔離而居。後來，又有幾戶人家從報德大寨遷到附近的現在叫也利村的中寨居住。雍正十三年（1735年）十二月，清軍攻打丹江廳的控拜，民軍失利，有147人被斬首，九個寨子被燒燬殆盡，陽姓的幾戶人家逃難到報德大寨，在余姓人家因瘟疫而搬離的位置上居住，為避免丹江廳官家編戶口識別姓氏而遭殘殺，將陽姓改為文姓，沿用至今。後來又有幾戶梁姓人家從西江遷到大寨。
再後來，陸陸續續地，有楊姓人家從凱里方向遷來，有楊姓人家從長由一地遷來（後改為文姓），有歐姓人家從外方遷來（後改為文姓），有李姓人家從永樂一地遷來，最後組成了一個大寨。從此，報德地區大寨、平寨、甘吾、也利、中寨、碧岣、長生七個自然寨就開始形成。因為是逃難而分居各個寨子，戰亂和瘟疫更加加深了同胞、宗族和逃難共居者的感情。
報德一地的瘟疫，只能從當地人的傳說中去略知一二，就像歷史上很多的村莊發生過多少次瘟疫，我們都無法去做太多瞭解和探知，因為瘟疫事件很少進入官府文獻，往往僅憑人們的記憶來傳說。報德這個小山村200多年前發生的瘟疫沒有外界施以援手，沒有清政府官方的防控援助，沒有大規模的隔離和救治，沒有緊缺物資的調配和保障，好像沒有給今天留下可供參考的借鑑經驗。但當時條件下對傳染病知之甚少的報德苗民的自救勇氣和命運抗爭，以及那敬天敬地敬鬼神並祈求放過一劫的敬畏自然的自知和自覺，卻是當代人值得去感悟的。現代社會每一次傳染病傳播所造成的深重災難，除了病毒本身，更多因為人禍造成。而現代人缺乏對自然的敬畏和保護，過多地破壞生態和向大自然索取以滿足自私慾望，這說明人類社會已處於病態了，這時這個“社會病”往往比病毒更嚴重。
報德紀史之三:時代弄潮兒，盡顯家國情懷
每個時代，都有一批弄潮兒，走在時代的前列。報德村也不例外，湧現了一批具有家國情懷的代表性人物。
148年前，報德村在官逼民反的血雨腥風苦難年代，由文略裡等帶領著全村人，與清政府的“剿殺”展開抗爭，書寫了苗民起義抗爭史。在統治者實行民族壓迫的時代，保護家園、進行抗爭就是家國情懷的另一種註解。
文志彰先生是文略裡的孫輩，於腐朽的清王朝被推翻後的時代出生，他牢記民族苦難，奮發讀書，從貴州省立都勻師範學校畢業後，返回家鄉投身教育事業，創辦報德鄉中心國民學校並任校長，擔任雷山縣丹江小學校長，擔任雷山縣參議會副參議長，為國家培養了大量人才，有的走上了廳長、縣委書記、縣長、中小學校長、大學教授等工作崗位，一生投入到教育事業，直至政治運動受盡不公為止。從報德小學畢業的雷山縣縣委書記餘金才，是眾多走上工作崗位的苗家子弟中典型的一位，上世紀九十年代在國家級貧困縣雷山縣勤勉為公、清廉為官、鞠躬盡瘁，直至病逝在工作崗位上，被人們稱作穿草鞋的“焦裕祿式的縣委書記”。
復員回鄉的梁志芳，早年是報德村幾十位參軍併成為共和國衛兵中的一員，1949年入伍，參加渡江戰役、進軍西南、抗美援朝戰爭，在上甘嶺戰役中，他擔任二連炮排排長，作為六〇炮手，為黃繼光炸碉堡作掩護並受傷，榮立集體三等功。他先後參加作戰八次，立大功一次、三等功四次。 文錫美是眾多報德苗家子弟進入大學深造的優秀代表，1962年從貴州大學畢業後，就一直在雷山縣民族中學從事教學工作，由於工作認真負責，成績顯著，多次獲州、縣先進教師、勞動模範、先進工作者、優秀共產黨員的表彰。他從校長職位退休後，反哺家鄉文化教育事業，參與創辦雷山縣報德苗學書院，仍然為報德苗鄉的文化教育事業貢獻餘熱。
文遠榮解放初從中央民族學院畢業後，被分配到中國科學院民族研究所工作，後借調到貴州省民族語文指導委員會，在政治運動中被錯劃為“右派分子”，被遣返回鄉農耕20年。即使面對不公，平反恢復工作後仍然一腔熱血，在縣中學任教之餘，還為搶救苗族歷史文化著書立說，參與編著《報德苗族》等著作，退休後仍筆耕不輟，直到生命停止。
以上所列均為報德村苗家子弟的代表人物，在不同時代奮發圖強，與不公命運抗爭，成為了時代弄潮兒，盡顯了家國情懷。他們或許不都是時代的寵兒，出生在貧困的苗族農民家庭，儘管經歷艱難困苦，有的甚至歷經了磨難和命運不公，但他們的家國情懷，他們的事蹟，卻讓人們記在心裡。試想，清朝統治者眼裡“苗本豺狼”“何知信義”的苗族子民，為什麼卻在關鍵之時，走上國家需要的地方，保家衛國，為國家培養人才，為民族和子孫搶救文化，為國家減少貧困人口，在不同的工作崗位上鞠躬盡瘁、死而後已？這難道不是家國情懷的註解嗎？孔子說“何以報德？以直報怨，以德報德。”報德苗族在兩百年曆史中不正是很好地踐行著嗎？用什麼來報答恩德？應該是用正直來報答怨恨，用感激、恩德來報答恩德。愛憎分明，懂得感恩，報德人不正是用自己的行動在堅守這個叫“報德”的村子的優良傳統嗎？感恩報德，這或許是歷經苦難的報德人對家鄉養育之恩的樸素感情，也因此他們成為了報德的鄉賢。而在鄉村振興國家戰略號召下，受感召而來到報德參與鄉村建設的許許多多新鄉賢，他們則彰顯了更高層面的感恩報德以及家國情懷。
2019年在報德舉辦的“中國民族鄉創·報德論壇”上，黔東南州常委、副州長鄭秀全所做的《新鄉賢是鄉村振興的重要力量》的主題演講，則是新時期國家鄉村振興中新鄉賢家國情懷的很好註釋。
北京大學劉金才教授也在“中國民族鄉創·報德論壇”上作了題為《日本“報德教”對我國鄉村振興和建設的啟示》的主旨演講，他從日本200多年前日本思想家、農政改革家二宮尊德說的“何謂報德，報三才之德也。”，來對報德寄予希望！ “人”無論是誰，無不蒙受天地人三才之恩，教導人們必須尊重天地、自然萬物的價值，尊重人的生命和本體價值，感謝和報答天地自然和包括自己祖先在內的一切人之恩德，從而為世人幸福儘自己的責任和義務，這份穿越歷史的東方文化，其精華高度濃縮在這“報德”二字，而這也是家國情懷的很好解釋。
今天的報德村人民，已翻身做主人，正積極投身到鄉村建設之中，使報德村面貌發生了巨大變化，2013年因其深厚的苗族文化和村落生態保護良好被列為中國傳統村落，2016年摘掉了貧困村的帽子，2018年被評為最美苗寨，2019年在鄉村振興國家戰略的號角下謀劃產業項目，振興鄉村文化，發展苗族文化鄉村旅遊，並振奮信心2020年和全國一併進入小康！想想，這不正是歷經災難後，終將盼來的好日子嗎？！
小故事裡有大中國。兩百年報德村經歷的災難，無數個村莊所經歷的災難，所有中華民族同胞所經歷的災難，這不正是祖國母親所經歷的苦難嗎？！歷史是一面鏡子，有經驗，有教訓。歷史不會說謊，讀史使人明智。歷史不能重演，但災難的歷史不能變成失憶。今天面對的災難，與歷史相比，我們還是有幸的，有了強大的國家，我們更有戰勝災難和災後重建的勇氣和底氣。
今天，中國的新冠病毒疫情，其災難超乎想象，但也正是在全國人民的眾志成城、奮力戰“疫”之下，顯示了強大的中國力量和空前的團結！而那些“逆行者”——無數的醫護人員在中國傳統佳節——春節家人團聚的日子裡，捨棄與家人團聚，奮戰在抗疫一線，醫院變成了他們戰勝疫情的戰場，他們不顧個人安危，有的被感染甚至獻出了生命！這不體現了“逆行者”新時代的家國情懷嗎？！正是有了他們與奪命病毒戰鬥的“逆行”之舉，疫情才得到控制，我們才堅信必將迎來戰“疫”勝利的一天！
多難興邦，以史為鑑，從過往的苦難中學會反思，並通過深沉反思和良性變革，走向更更美好的未來。
（作者：文新宇，貴州省社會科學院副研究員）
閱讀更多 李藝泓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