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衢亨：一代狀元名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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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石祿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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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古代科舉制下，狀元，即進士一甲第一名，是讀書人夢寐以求的最高科舉成就。歷史上的狀元人物，並不見得都能在官場上功成名就；但他們憑藉狀元的名頭，就能享譽好幾代人。
狀元難考，難於上青天。歷史上大部分狀元考取這一功名時，通常年紀都已到了三四十歲，智力和學識正處於人生巔峰狀態。但也有不少很年輕就考取了狀元的，這種人的IQ值往往接近140，殊為罕見。
歷史上的年輕狀元，取得功名時一般在什麼歲數呢？我們按朝代來扒拉扒拉：
唐代最年輕的狀元叫莫宣卿，廣東人，17歲時考取了頭名，他也是整個中國古代科舉史上最年輕的狀元；
莫宣卿
宋代最年輕的狀元叫程宿，浙江人，他考取頭名時18歲。
元代科舉制度不具有代表性，在此忽略。直接跳至明代：最年輕的狀元叫費宏，江西人，取得殿試第一名時20歲。
那麼清代最年輕的狀元又是誰呢？並列最年輕的有兩位：于敏中和戴衢亨，分別是江蘇人和江西人，同為23歲時考取狀元。
于敏中
值得一提的是，清代最年輕的兩位狀元，于敏中和戴衢亨，他們竟然還是“師徒”關係。這裡的“師徒”關係為什麼要加引號呢？
因為他們不是正宗的師生，而是考官和考生的關係，出於這種關係，一般世人也把後者看作是前者的門生。古代由考而仕的官場裙帶關係，很多就是這樣形成的。
有關於敏中，暫時按下不表。本文的主人公是戴衢亨。
戴衢亨
福建品藏天下牌匾館，藏有一塊戴衢亨的題詞匾額，上書：“金萱世茂”。萱是一種宿根草本植物，古代通常用來比喻母親；“椿”則指父。顯而易見，此匾是用來誇讚受匾人的母親的，大概是祝壽匾吧。這點不贅述。
清·嘉慶九年（1804）【金萱世茂】匾戴衢亨題 福建品藏文化公司收藏
關鍵是，戴衢亨書寫這塊匾額，是送給他的一位老鄉的。當時（題匾時間嘉慶九年）戴衢亨在皇帝身邊大紅大紫、如日中天，卻能為一名籍籍無名的老鄉題匾，可見其對家鄉情深。
既然這是老鄉之情催生出來的牌匾，那麼一併也談談戴衢亨的家鄉和身世：
戴衢亨祖上的籍貫在安徽休寧縣，但到了他的祖父輩，舉家遷至今江西省贛州市大餘縣生活。
也就是說，戴衢亨一家子是名副其實的客家人。今贛州市，95%以上的人口，他們的祖上都是像戴家那樣由別處遷徙而來的客家人。
說到戴家，不得不說，從科舉角度看，在清代中期，戴衢亨的家庭，放眼整個中國也算得上是數一數二的科舉望族：
戴衢亨本人是清代最年輕的狀元，而他的父親戴第元、叔叔戴均元、哥哥戴心亨，也都是進士出身。所謂“西江四戴”的名號，就是這麼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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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戴衢亨的父親、叔叔、哥哥都是進士，他們自然是學霸了。在三個學霸的薰陶和輔導下，可想而知，戴衢亨當然更是學霸中的戰鬥機了。
戴衢亨早年跟隨在各地做官的父親生活，讀書的本領自然得到了真傳。但到了考科舉的時候，他不得不回到家鄉。原因很簡單：
清代可不允許“高考”移民，你籍貫在哪裡，就得回到哪裡去參加（縣級）縣試、（市級）府試、（省級）鄉試， 分別考取童生、秀才、舉人的身份，才有資格參加全國會試。
於是從十五歲起，戴衢亨回到家鄉贛州大餘縣，接連三年參加了縣試、院試，但都以失敗而告終。為什麼呢？難道他的水平不行嗎？
當然不是戴衢亨的水平問題。真正的原因是縣裡的主要官員，不知道是因為水平太差讀不出戴衢亨文章裡的玄機，還是因為這官員跟戴家不對付，反正這位主官每次都把戴衢亨剔出錄取名單。
後來跟戴衢亨一起考試的一眾考生看不過去了：這個人明明是騷年天才，怎麼就連個童生名額都不給他呢？於是大家捐資為戴衢亨買了個秀才身份。這下戴衢亨就有了資格參加全省鄉試了。
優秀的老司機，都是在賽車道上才見水平的。戴衢亨參加鄉試後，一發不可收拾：先是鄉試拿了個第一；接著第二年在乾隆皇帝巡幸天津的時候，奉召參加會試，又得了個第一名。
會試過後，乾隆皇帝很賞識戴衢亨，直接授予他內閣中書的職位，從此戴衢亨步入仕途。又過了一年，戴衢亨就職軍機處，任軍機章京，也就是軍機大臣的屬官。這一年戴衢亨才21歲。
才區區二十一歲，戴衢亨就成了軍機大臣的助手，這是什麼概念？幾乎所有的朝廷重大決策，都在他的視線裡了。
但戴衢亨更厲害的還在後頭。乾隆四十三年（1778），他帶職參加了殿試。這一次考試，主副考官加在內一共7名考官，全都是清朝狀元，包括于敏中、王傑等，堪稱最頂級的考試。如果能取得功名，其中的象徵意義，不同凡響。
偏偏戴衢亨就中了狀元。在七名前狀元的眼皮底下，考得了狀元，科舉之路上，還有比這個更大的榮譽了嗎？沒有了。而且經此一考，戴衢亨自然而然成為了主考官于敏中的門生。
當然了，據說戴衢亨得了狀元，是運氣給他的：他本來是名列第二名的，但由於名列第一的考生，其密封卷封得太嚴實，考官在拆卷的時候半天拆不開，乾隆皇帝等不及了，就指令第二份卷宗的考生為第一，這就是戴衢亨。這不是狗屎運是什麼？
“據說”者，野史也，戴衢亨靠運氣得狀元的傳聞，當不得真。再說即便是真的，歷史也只記得結果：戴衢亨的狀元身份，就此蓋章定論了。
狀元回鄉，自然揚眉吐氣。江西省的主政官員有感於戴衢亨為本省帶來的巨大榮譽，特地將一座建於明代的石拱橋命名為“狀元橋”。此橋至今為南昌市的一處著名地名。
而戴衢亨氣不過當年大餘縣的主考官“有眼不識泰山”，屢屢不讓他縣試過關，因此在多年以後，他在一次回鄉時寫了一首打油詩：“三十年前，縣考無名、府考無名、道考再無名，人眼不開天眼見；八十日裡，鄉試第一、會試第一、殿試又第一，藍袍脫下紫袍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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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文說過，歷史上的科舉狀元，不見得都能成為政壇大佬，後來在政壇籍籍無名者有的是。就拿戴衢亨來說，他得了狀元后，乾隆皇帝並沒有因此更重用他。
乾隆本來就極賞識戴衢亨，而戴的主考官于敏中又是乾隆極為倚重的大學士兼軍機大臣，愛屋及烏之下，戴衢亨更受乾隆寵愛才對啊。
起初確是如此：乾隆還專門寫過詩，讚譽戴衢亨和于敏中這對“師徒”，是百年一遇的人才，將兩者相提並論。
但在戴衢亨考取狀元的第二年，于敏中死了，戴衢亨剛攀上不久的裙帶關係就斷了。這事肯定有影響，畢竟戴衢亨還年輕，失去“靠山”會差很多。此其一。
其二，于敏中生前跟軍機大臣同僚和紳不對付，前者一死 ，本來就大權獨攬的和紳自然不會對於敏中的“門生”戴衢亨好臉色看。地球人都知道的，和紳不點頭，幾乎沒有誰能在乾隆朝中獲得提拔。
其三，又過了幾年，坊間陸續有于敏中生前貪腐的傳聞，乾隆將信將疑，對於敏中的好感度就下降了，連帶對戴衢亨也好感不多了。直到乾隆五十一年，甘肅監糧冒賑大案爆發，牽連到了生前主政的于敏中，導致乾隆帝大怒，將於敏中撤出了賢良祠。
以上種種，導致了戴衢亨在乾隆帝眼皮底下，再沒有獲得像樣的提拔機會，軍機章京這種無權無勢的屬官職位，一做就是很多年。
乾隆六十年（1795），乾隆退居太上皇之位，嘉慶作為皇帝登上了歷史舞臺。戴衢亨從此迎來了政治鴻運期。
嘉慶
初登皇位的嘉慶當然沒什麼實權，大權還是牢牢把握在和紳手裡，搞定太上皇乾隆，和紳照樣當他的“二皇帝”。但和紳倒也不至於阻止戴衢亨按照嘉慶皇帝的旨意，參與一些重大朝廷慶典活動的籌辦工作，譬如大典文書的起草等。
在皇帝身邊，有些事做起來，看著沒有實權，但影響力很大，而且極富象徵意義或政治走勢寓意。在嘉慶看來，戴衢亨很重要；最關鍵的一點是，戴衢亨是乾隆可以倚重，將來協助對付和紳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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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慶四年，太上皇乾隆駕崩了，和紳失去了保護傘。眾所周知，在處理完乾隆的喪事後，嘉慶皇帝幾乎在第一時間就展開了打擊和紳的工作。而在處理和紳的過程中，戴衢亨自始至終都是嘉慶的得力助手。
從此，戴衢亨正式成為嘉慶皇帝眼中的重臣，予求予取，如日中天。可以說，當初乾隆有多麼恩寵和紳，嘉慶就有多麼倚重戴衢亨。世人甚至心有疑問：“戴衢亨會不會成為第二個和紳？”
但世人的疑慮是多餘的。戴衢亨跟和紳有本質的不同：
和紳是靠說好話、做貼心事兒，千方百計哄乾隆皇帝開心，而得到恩寵的；而戴衢亨在嘉慶跟前完全是個“直人”，專揀有益於嘉慶治理天下的事說，這些話大部分都忠言逆耳，根本沒什麼悅耳的“好話”。
戴衢亨對嘉慶的出發點是這樣的：“臣不是為了哄你開心，說好話讓你心花怒放，才為您效命的；臣是為助您治理天下而來。”
戴衢亨書寫的對聯 福建品藏文化公司收藏
實事求是，戴衢亨這種書生氣思維，假如在歷代皇帝面前，可能十之八九會惹禍上身，高層前途更是不要想。但他生來運氣好，繼眾考生自發為他捐錢買秀才身份、撞大運“由名列第二順位至第一”取得狀元之後，他又有幸遇到了嘉慶皇帝：
嘉慶帝十分聽得進戴衢亨的話，後者說得對的，他大部分都能夠聽取；後者說得不對的，他一笑了之，也不怪罪戴衢亨。嘉慶皇帝是這麼評價戴衢亨的：“克盡忠悃，知無不言，言無不盡。”
以上所述就是戴衢亨為人之“直”的一面。為人之直，其實不難，戴衢亨在嘉慶皇帝面前，只要確保沒有殺頭之憂，守得住心理底線：“大不了辭官不做。”如此，便就能做到“言無不盡”了。當然前提是嘉慶皇帝聽得進去，如他聽不進去，戴衢亨也就不說了。
難的是戴衢亨還知道為人之“曲”。在朝廷同僚中，戴衢亨以“曲”為綱，幾乎不談論他人是非。這一點想來容易，真正做到則需要極大的隱忍之心。唯此一點，才是處世高人的典範，值得我們今人學習之。
亦因如此，戴衢亨內外兼修，得以在嘉慶時期的政壇中長久屹立不倒。從嘉慶二年至死，戴衢亨都身兼軍機大臣之高位。從內閣學士到體仁閣大學士，從太子少保到太子少師再到太子太師，戴衢亨幾乎享受到了嘉慶皇帝所能給予的所有政治榮耀或待遇。
當然了，戴衢亨也不是沒有經歷過政治風險。嘉慶十四年，戴衢亨受到了諫官花傑的強力彈劾，起因有兩件事：
一是戴衢亨在主考會試時，擇優推薦了其祖籍“老鄉”考生洪瑩為狀元，花傑誣其營私舞弊；二是大鹽商查有圻有違法亂紀，哄抬價格之嚴重行為，而他的身份是戴衢亨的親家。花傑認為戴衢亨包庇查有圻。
這兩件事，任何一件，都讓人百口難辯，戴衢亨很有可能就此倒臺。但後來呢，根據案情，在一定程度上“證明”了戴衢亨的清白；更重要的是，嘉慶皇帝一如既往地相信戴衢亨，並全力保護他，使之免於身敗名裂。
嘉慶十六年，嘉慶皇帝指令戴衢亨陪同他巡幸五臺山，證明戴衢亨仍然是嘉慶帝眼中的“自己人”。但在遊歷途中，戴衢亨得了急病，先行回京。戴衢亨最終不治而亡，享年五十七。
在戴衢亨的葬禮上，嘉慶皇帝親臨現場祭奠他。此足見嘉慶對戴衢亨確抱有真情。死後的戴衢亨，得到了死人才有的最高的政治待遇：入祀賢良祠。戴衢亨的狀元人生，劃上了一個圓滿的句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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