馮其庸先生去世了。
五年前的2012年，與馮併為紅學雙璧的周汝昌先生就已仙遊。兩人因《紅樓夢》而產生的交往及其後因學術歧見導致的交惡，乃至於老死不相往來，不可避免地重新成為文化看客們唏噓的話題。
嚴格來說，與1940年代即已對《紅樓夢》頗下功夫的周汝昌相比，馮其庸進入“紅學”的時間要晚得多。但這並不妨礙兩人在1970年代以後，分別成為這門當代顯學的兩座高山。
《紅樓夢》受到學人重視，發端於同治、光緒之際，1919年五四運動以後，胡適、俞平伯等用現代考證方法革新《紅樓夢》研究，將考證內容限定在作者、版本、時代三個方面，摒除了流行已久的針對小說情節近乎猜測的“索隱派”（當時的代表人物為蔡元培），稱為“新紅學”。
年輕的周汝昌因在1953年發表《紅樓夢新證》，且被胡適視為弟子，順理成章成為新紅學的第二代傳人。但就在1954年，手舉馬列主義的學界新銳李希凡向“新紅學”發難，稱“‘新紅學’的實質就在於它是士大夫階級意識和買辦思想的混血兒，是反動的實驗主義在古典文學研究領域的具體表現。”並將矛頭直指留在中國內地的俞平伯，這一舉動甚至得到了毛澤東的直接支持。
“批紅”的行為被延續到了20年後。1973年，馮其庸主筆撰寫了《〈紅樓夢〉是部寫階級鬥爭的書》並發表，在學術界引起了廣泛的反響。兩年後，馮其庸成為《紅樓夢》校訂組副組長。
馮其庸後來說，他真正意義上對《紅樓夢》展開研究，也正是起源於這一年。
馮其庸出生在1924年，18歲時進入無錫工業專科學校。幾年後，他進入無錫國專接受國學教育，並在當地女中擔任教師。1954年，馮其庸被調往中國人民大學擔任文學史課講師，在人大期間，馮其庸自己編寫教學材料，用兩年時間完成了《中國文學史》講義，手稿約70萬字。
大學的授課工作在1966年戛然而止，這一年“文化大革命”爆發，馮其庸成為首批被批鬥的對象，經歷了三次抄家後，他收藏的影印本《庚辰本石頭記》被造反派拿走，作為“黃書”展示。那時的馮其庸對《紅樓夢》並沒有特別深入的研究，但作為文史學者，他十分清楚《紅樓夢》的早期抄本有多麼珍貴。
《紅樓夢》一書的清代鈔本分為庚辰本、甲戌本、己卯本等十幾種，庚辰本的得名來自其書第五至第八冊書名下注有“庚辰秋月定本”。這個版本年代較早，文字保留完整，甚至包含曹雪芹原著及脂硯齋批語2000多條。
出於對這場前所未見的浩劫的恐懼，馮其庸決心再手抄一部庚辰本，此後，他託好友借到一套《庚辰本石頭記》，每日深夜以原著格式進行謄寫，並隨時在裝訂線外記下當日心得與見聞。7個月後，在用壞了一堆小楷狼毫筆後，馮其庸終於完成了這次謄抄工作。
事後來看，庚辰本《紅樓夢》並未因這場政治運動而遭到滅絕，但馮其庸憑藉對這部作品的謄抄工作，對這部清人著作產生了超乎常人的認識與熱情。
1974年下旬，馮其庸的好友、詩人袁水拍擔任國務院文化組的副組長。馮其庸向其建議著手校訂《紅樓夢》。第二年，《紅樓夢》校訂組成立，馮其庸被借調出中國人民大學，在校訂組一待就是7年。
在校訂工作開展之初，校訂組需要選擇底本。馮其庸力排眾議，決意選擇他認為最為可靠的庚辰本。時逢1976年，“四人幫”垮臺，校訂組成員紛紛投身到揭批“四人幫”活動中，學術工作被一度擱置。馮其庸利用這段時間寫下了十萬字的《論庚辰本》，回應身邊對於底本選擇的質疑。1982年，校訂工作全部完成，馮其庸推出了以庚辰本為底本的最新版《紅樓夢》，並大有將其視為唯一權威版本之勢。
這使得另一位紅學研究者周汝昌編纂新版《紅樓夢》的工作陷入困境。周汝昌多年來致力於整合《紅樓夢》的所有版本，並在其中尋找出最符合曹雪芹原意的文本。顯然，他對庚辰本的權威並不認同。但在1980年代，馮其庸對《紅樓夢》的詮釋在主流市場上佔據著巨大影響力，周汝昌感到寸步難行。
變化來臨得很快，1983年，傳來了中央電視臺籌拍《紅樓夢》電視劇的消息。然而當時文化部分管電視電影的領導對拍攝這部電視劇並不支持，馮其庸更是持反對態度。劇組轉而向此時“獨立”於紅學圈之外的周汝昌尋求幫助，四年後，以周汝昌為顧問的《紅樓夢》登上1980年代末中國家庭的熒幕上，促成了一代人的紅樓熱潮，而受周汝昌學術觀點影響的劇情內容瞬間在大眾市場被廣為接受。
這直接引發了兩派學說的對立。周汝昌發揚了胡適等人的新紅學研究，他的研究對象主要是作者曹雪芹本人及其家世，然而這一方向在經過數十年挖掘後，早已演變成了以曹雪芹本人及其家族故事對應捕捉《紅樓夢》中的小說細節。在馮其庸等人看來，這一思路近於妄想。
馮其庸研究《紅樓夢》同樣是從曹雪芹家族入手，他以文獻結合考古資料，得到的諸多結論迥異於周汝昌。比如在曹雪芹祖籍問題上，馮其庸持“遼陽說”，周汝昌主張“豐潤說”。對於這一分歧，馮其庸格外自信：“‘遼陽說’並不是我的發明，而是曹家老祖宗自己留下來的記述，我只是發現了這些歷史文獻而已。我對《五慶堂重修遼東曹氏宗譜》進行了長時間的調查和考證，找到了大批有關曹家的早期信史。”
在1980年代初期，兩派之爭仍未被公開化，甚至馮週二人偶爾還會互相肯定對方的考據工作。周汝昌曾在1979年撰文稱：“我個人十分佩服馮其庸同志。他最近付梓的《論庚辰本》，是一部多年來少見的有質量的版本專著。”
但自1990年代以後，兩人矛盾逐漸激化。周汝昌在紅學研究領域愈加孤僻，馮其庸則公開表達不滿：“周汝昌先生使用了非常尖銳刻薄的話來攻擊。”
進入21世紀，由於耄耋老人相繼故去，馮其庸與周汝昌成為碩果僅存的紅學權威，兩人名下各有擁躉，而門下後輩針對對方的攻訐始終沒有停止。
央視開播《百家講壇》後，作家劉心武以“紅學研究者”身份走上節目，並以周汝昌一派的方法論向觀眾解讀《紅樓夢》，在社會上形成爭論。馮其庸在接收《南風窗》雜誌採訪時曾不指名地提出批評：“有些對《紅樓夢》的講解，都沒有進入正題，都在圈子外面胡猜，猜得又很離奇古怪。把這麼一部非常有深度的書，猜成偵探小說，猜成情殺小說，這實際上是歪曲了《紅樓夢》，誤導了讀者。”
周汝昌則頗有意味地對劉心武表達公開支持，並向其贈詩鼓勵，其中“也曾一掌思遮日，無奈晴空有九重”之句，被部分網友認為意在指責馮其庸在“紅學”領域一手遮天的壟斷地位。
馮其庸則以早年的紅學論敵蔡元培、胡適舉例，反唇相譏：“以前的學術風氣不是這樣的，胡適當年和蔡元培關係也很好，但他照樣批評蔡元培，蔡元培也很有意思，他還把可以批駁他的資料送給胡適。後來的學術風氣變了，有些人的氣量變得越來越小了。”2008年，馮其庸晚年集大成之作《脂硯齋重評石頭記匯校匯評》出版。
世紀更迭，白駒過隙，在新世紀的第十七個年頭，兩位因學術分歧而成陌路的老人俱已作了古人。但有關《紅樓夢》的爭論一定會繼續下去，正如馮其庸在一次採訪中說道的：“《紅樓夢》本身不可能有危機。”
縱覽馮其庸一生，其人涉獵廣泛，絕非“紅學家”一詞可以概括，他身為書畫家，在藝術領域造詣頗高，與近現代諸多大家平輩論交，尤喜董源、巨然的畫作，特別是“元四家”。而在推出了自己鍾愛的庚辰本《紅樓夢》後，他更是將熱情轉投萬里之外，從1986年到2005年，馮其庸十入新疆調查玄奘取經之路，並於1998年8月發現並確認玄奘取經回國的故道——明鐵蓋達坂山口。
在面對自己文革後期成為官方依賴的“學術頭目”時，馮其庸亦不願多加辯解，他沒有否認自己發表過政治意味濃厚的社論文章——但僅有一篇——是《北京日報》的社論：“那是彭真被弄下來了，北京新市委成立，我們校長郭影秋去市委擔任文教書記，叫我一起去。”
但他並不認同在1975年上任《紅樓夢》校訂組副組長一職等同“升官”：“我就是一個讀書人，做學術研究的人，下定決心不參與那些。那時候要批判我的很多，我是不停地挨批判。什麼罪名都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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