眼下疫情嚴峻，國人團結一致抗疫，意志堅定，相信在科學防控之下，瘟疫將慢慢被滅掉。其實早在一百多年前我國東北地區也出現過一次大規模的瘟疫感染事情，這裡面的故事可謂感天動地，醫者仁心令人動容。回望110年前，事情是這樣的；
1910年哈爾濱的一個冬天深夜，隨著一聲呼喊，兩個毛皮商人死在旅店裡，起夜的店小二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頓時脊背發涼，等到第二天報官後，巡捕探查後竟然一點被殺的痕跡也沒有發現，更不像是病死，最後不了了之找個地方埋了。但自此以後，哈爾濱接二連三的死人，一開始每天都有一兩個人去世，再過一段時間成了家家戶戶都有抬出去的死人，死因完全不明瞭，官府沒辦法只好派仵作去查驗，結果更令人摸不著頭腦。
這些死去的人既沒有明顯的內傷，也沒有刀砍斧剁的外傷，最後仵作將死者的衣物脫下發現他們的身體鈞有不同程度的斑點，而且呈現恐怖的紫紅色。該不會是瘟疫吧？
想到瘟疫當地政府緊張了起來，因為瘟疫在醫療條件落後的封建年代近義詞就等於“死光光”。再加上當時臨近春節時間，很多在外務工的人就要回來，這樣一來瘟疫傳播不就更恐怖了嗎？另外當時的時間點又是1910年，第二年就發生了辛亥革命。此時的清王朝已經是危在旦夕了，更不用說抵制一場很有可能演變成為全國性災難的大瘟疫了。其次還有日本人、俄國人早就對哈爾濱虎視眈眈了，等清政府處理不好這件事，他們好出面“幫忙”，順便再把東三省“吞掉”完全不是沒有可能的，這在當時很多人都心知肚明的事情，怎麼辦吧？
清政府派一個“毛頭小子”伍連德出場
清政府頓時也慌了，這可怎麼辦，不少朝中官員相互推諉，沒有一個敢接這樣差事的，要選一個既要懂醫、懂外語的官員確實難找。最後搞外交的官員施肇基推薦了一個人，這人就是伍.連德。在施肇基大力推介下，伍連德被任命為“大清防疫總醫館”。
總醫官伍連德即刻走馬上任，當夜在助理的陪同下乘著火車趕赴哈爾濱，得知這個好消息哈爾濱的官員很高興，不過很快他們就有點失望了。因為來到哈爾濱的“救星”，根本不像什麼大清防疫總醫官，而是一個徹徹底底的毛頭年輕人。俗話說“嘴上沒毛，辦事不牢。”伍連德連官方話（普通話）都講不好，這個有點“愣”的年輕人顯然給大家的印象很很差啊，同時俄國人和日本人也在一旁時刻覬覦，等著看中國人的笑話。
面對如此嚴峻的形勢，伍連德他行嗎？很多人也露出了鄙夷的神色，其實清政府並沒有選錯人。
伍連德是馬來西亞的歸國華僑，從小天資聰明，24歲就成為第一個獲得劍橋醫學博士的華人，是個名副其實的學霸。諾貝爾獎獲得者俄國細菌學家梅齊尼科夫和英國著名生物化學家霍普金斯對於他的醫術都讚譽有加。雖然說普通話說得不好，但能力那是毋庸置疑的。特別是他年輕有魄力敢於直言，完全不像當時的清朝官員腐敗、墮落、愚昧又常常推諉。
如此說來伍連德是個最佳人選，事實上伍連德到了哈爾濱以後工作能力也很快展露出來，他很明確，首先是要確認病原，得知道這是什麼樣的瘟疫啊。畢竟瘟疫分很多種啊，比如中東呼吸綜合徵、非典、新型冠狀肺炎、鼠疫、天花啊還是埃博拉什麼的。不同的病治法也是不一樣的，至於到底是什麼病，解刨一下屍體，查一下病原不就知道了嗎，說起來容易做起來難。
按照思路進展時，剛開始就遇到了大困難，解刨屍體放在現在太正常不過了，但那時間還是封建年代，當地的人也還十分迷信。古話也說“亡者為大”，他們堅持認為人死之後應當尊重，不能開膛破肚，那是要犯大忌的，大家堅決不同意。所以伍連德一連幾天什麼都沒有幹，因為第一步工作就沒法展開，後來愁得不行，伍連德和助手就尋思著偷偷解刨，結果還沒開始差點被老百姓亂棍打死，也只好放棄。
眼看著得瘟疫的人越來越多，死的人數也是逐日增加，如果一直這樣的話，相信不久之後所有人都將是死路一條。就在伍連德一籌莫展的時候，一個日本女人因為染病死了，他覺得這是個機會。因為日本人不是中國人，解刨她的屍體不會遭遇阻止，而且他們也懂西醫那一套，對解刨也很理解。說幹就幹，解決了一系列外交問題之後，伍連德從日本女屍上提取了部分組織病變的樣本，回去之後在顯微設備下仔細的研究，得出的結果也是最糟糕的。怎麼回事？
世界歷史上兩次可怕的瘟疫大爆發
伍連德看了又看，他不敢相信自己眼前的結果，這究竟是什麼傳染病呢？鼠疫桿菌。也就是說現在哈爾濱正流行的瘟疫屬於鼠疫，而鼠疫在歷史曾經有過兩次大流行。
第一次在公元6世紀羅馬帝國，因為瘟疫，當時有四分之一的羅馬人喪失生命，直接導致了羅馬帝國的衰弱。第二次更嚴重，那是在中世紀的歐洲，2500萬人死亡，佔歐洲總人口的三分之一，短短兩年時間歐洲變成了一個令人畏懼的死亡之地。相當恐怖，沒有特效藥，鼠疫染上必死，沒有科學的防護措施，中國很可能成為第二個中世紀的歐洲。難怪伍連德慌了，其實不光是他，當時鼠疫的消息一傳出，在哈爾濱的俄國人和日本人也慌了。
他們覺得既然是鼠疫，那就趕緊把老鼠趕盡殺絕啊，這還用想嗎，立馬行動，於是整個哈爾濱城變成了撲鼠現場。結果怎麼樣呢？四個字，出人意料。
不僅感染的病人沒有少，而且是越來越多，甚至每天死的數量增到50人。這是怎麼回事？而且搜索而來的數百隻老鼠經過檢驗發現，沒有一隻老鼠是攜帶鼠疫桿菌的。病原難道不是老鼠嗎？怎麼回事了，伍連德準備再檢驗一次，結果還是一樣，鼠疫桿菌確實是鼠疫，這些鼠疫又不是老鼠身上的，那麼這些鼠疫桿菌到底是誰帶來的。
就在大家疑惑不解的時候，伍連德突然想起了一個細節，沒準這就是破解謎題的關鍵所在。什麼呢？
之前解刨的那個日本女人，她是和一個日本皮毛商人同住的，商人主要販賣的是旱獺皮，還有文章一開頭就死去的那兩個獵戶，他們也是旱獺獵戶。而旱獺，也就是土撥鼠，是一種大型的齧齒類動物，也是鼠類的一種，所以從理論上來說，它也具備攜帶鼠疫桿菌的能力。順著這個線索往下查，伍連德竟然發現了一個驚天大發現，原來這些鼠疫發源地不在我們國家的哈爾濱，而是在當時的沙皇俄國。
俄國人成為這次瘟疫的罪魁禍首
原來是這樣，俄國人常年生活在高寒地區，為了保暖他們都會穿貂皮，但是貂哪有那麼多，後來一些奸商就開始用旱獺皮代替貂皮，高仿的A貨，隨著越來越多的旱獺被宰，一些商人不顧底線，把病死很久的旱獺剝皮割肉，穿它的皮吃它的肉，結果可想而知，就染了鼠疫桿菌，那時候在俄國打工東北人比較多，他們也很快染上了鼠疫，俄國人看到這麼多中國人染上瘟疫，就強行將他們遣送回中國，於是一傳十十傳百，瘟疫就這樣在哈爾濱傳播開來。
俄國人一甩鍋，再加上當時我們中國人沒有科學預防知識，不就攤上事了嘛。不過事已至此，再追究誰的責任已經沒有什麼意義了，當務之急是趕緊控制著疫情。可是究竟該怎麼辦呢？伍連德心想既然找到了根，那就有招了，全城消滅旱獺，跟旱獺有關的旱獺皮，旱獺肉都不準碰了，統統燒掉，先把傳染源給控制著。當然光是這樣還不夠，瘟疫的傳播途徑是什麼呢？
從以往的經驗來看，鼠疫的傳播途徑主要是靠跳騷傳播的。具體來說就是跳瘙先叮咬老鼠、旱獺，感染了鼠疫桿菌，緊接著它們再叮咬人類，人就感染了腺鼠疫，慢慢的四肢出現黑色腫塊，幾天之後病人就在巨大的痛苦中慘死。那麼這一次的哈爾濱鼠疫也是這麼回事嗎？
似乎不是，你想啊，當時可是大冬天啊，哈爾濱的冬天一般都是零下二三十度。跳蚤肯定是活躍不起來的，傳染性可以低到忽略不計。還有一點，這次的瘟疫傳播速度要比以前快很多，往常染病，人都是三五天以後才斷氣，可這一次，一天時間就夠了，看來這一次的鼠疫不僅病原不一樣，連傳播途徑也不同。
反覆對比後，伍連德發現這一次的鼠疫傳播，所有的病人都有一個共同特點，那就是他們都在密閉的環境中染上的，還有之前檢測日本女人屍體的時候，鼠疫桿菌是在她的肺裡提發現的，也就是說這個日本女人是因為感染鼠疫桿菌導致肺部窒息而死的。這些個細節讓伍連德有一個大膽的猜想，鼠疫桿菌有沒有可能是通過空氣吸入的，從而感染上的，這就很可怕了。
很快伍連德將他的猜想完善了一下，形成一個文字資料進行發表，文章當中他明確提出這一次的哈爾濱鼠疫是一種名為“肺鼠疫”的新型鼠疫，它的傳播途徑也與以往不同，這是“飛沫傳染”。然而令伍連德醫生怎麼也沒有想到的是，他的這一發現引發了全世界一片譁然，更引起了一個法國人的關注，他是誰啊？北洋醫學堂教授梅斯尼，原籍法國人。
一個幫倒忙的外國專家，完全不相信伍連德
北洋醫學堂教授梅斯尼對伍醫生的結論怎麼看呢？原來由於疫情嚴重，清政府怕伍連德一個人搞不定，就派了梅斯尼協助。可是兩人一見面就掐。
法國教授上來就否定了伍連德的結論，同時還警告伍連德不要拿著政府給他的總醫官大旗“胡作非為“，你們中國的醫生怎麼能比得上西方，你伍連德完全是在瞎搞，中國人不行的。梅斯尼還拿自己的從醫經驗、年齡、水平、資歷各方面壓倒伍連德，伍連德聽到這些後，心裡難免失望，於是二人吵了起來，本來是給自己找了一個幫手，現在弄得自己都不想幹了。
當二人僵持不下時，伍連德退一步海闊天空，伍醫生還是很有心胸的，他誠懇地向梅斯尼教授表示；只要你梅斯尼願意一起來防止鼠疫，總醫官的位置讓給你，我給你打下手。看看，所謂醫者仁心，這才是一個醫生該有的姿態。可是誰都沒想到，伍連德這個辭職信剛交到北京，哈爾濱這邊就出事了，梅斯尼死了。
原來，他不相信伍連德這一套，自己跑去一家醫院，由於沒有任何防護措施，直接接觸病人，很快就感染上了鼠疫桿菌，直到那個時候他才相信伍連德說的是真的，這次瘟疫是通過空氣傳染的肺鼠疫，可惜這一切都明白得太遲了，於失落、悔恨的心情中離開人世。
這對於梅斯尼和他的家人很不幸，但對於哈爾濱人乃至全中國人，他的死未嘗不是一件好事，因為伍連德的觀點得到了印證，再也沒有人反對他了。清政府、俄國人、日本人都決定支持他，防疫工作總算是沒有任何阻力了。得到空前支持的伍連德下達了他的第一個防疫工作任務命令：
那就是讓日本人控制的南滿鐵路和俄國人控制的中東鐵路全部實行停運，至少客運停運，先把瘟疫控制在哈爾濱。緊接著就要隔離，當時醫院早就人滿為患了，沒有什麼空地方可以安排病人了，伍連德靈機一動想到既然鐵路停運，那就用火車車廂作為一個個病人隔離室，它通風好，易處理，同時再從俄國調來一百節車廂。再好不過，遠東開來的和閒置的火車都派上了用場，很好的解決了每天大量感染的病人。
1910年所有醫護人員戴口罩這一舉動成了世界醫學史上的先例
光是這樣還不夠，他還要求所有醫護人員都要帶口罩。現在我們看來帶口罩再正常不過，你去醫院看，所有醫護人員都是戴口罩，很正常啊。可是當時伍連德這個舉動，在世界醫學史上還是頭一次。還有，當時哈爾濱人帶的口罩，那是伍連德制的口罩，兩層紗布中間夾著一層藥包，因此它能在很大程度上避免飛沫傳染。
防疫工作已經全面鋪開了，一切都在有條不紊地進行當中，可是令人驚訝的是，這之後，每天死於肺鼠疫的人數不但沒有下降，反而在猛增，死亡人數最高從每天50人增加到150人。到了1911年1月28號，數據又被刷新了，一天竟有183人離開人世。為什麼會這樣？伍連德百思不得其解。
該做的都做了，為什麼死神還更加肆無忌憚呢？到底是哪出了問題呢。
一天， 他巡查到哈爾濱城北，這個謎題才解開。
原來此時的哈爾濱城北已經成為一個亂葬崗，無數的屍體就這樣被隨意的堆砌著，這裡就好像是一個儲藏鼠疫桿菌的大冰櫃一樣。老鼠和其他動物接觸到這些屍體，再由它們傳染到城裡可不就是防不住了。此情此景，讓伍連德十分的惱怒生氣，他立刻找來了當地官員質問，為什麼不處理屍體呢？結果怎麼樣。
那人把鏟子往地上用力這麼一鏟，“乒”一聲，連個印都沒有。伍連德明白了，此時的東北正值嚴寒，俗話說“撒尿拿棍，拉屎用鋸。”別說滴水成冰了，大地都凍成差不多鋼鐵那樣了。
火葬能很快解決瘟疫傳播，但老百姓死活不讓火葬
大地都凍結實了，哪還能挖出坑來埋人呢。看來只有等到開春以後，土解凍了才能土葬，可是瘟疫來得如此兇猛，真等到來年開春，後果不堪設想啊。不能再等了，可是不等又能怎麼辦呢？思來想去還是用火葬好。
火葬，這個大膽的想法出現在伍醫生的腦子裡面，結果還是那句話，在咱們現在人聽起來，火葬有什麼呢。可是在當時不行，他們覺得人死了就應該入土為安，燒掉是對靈魂的大不敬，誰要是敢把死去的家人燒了，他們會不計一切代價阻止，在封建年代這種情況甚至會引起民變。不僅如此，當時清王朝有法律條文明確規定不準焚燒逝者的遺體。
面對此種情況，伍連德左右為難，不過躊躇良久他還是行動起來。伍連德連夜向清政府發去電報，言明這一次火葬的必要性和不火葬的嚴重性。另一方面他也做好了如果朝廷不準奏，他將冒險抗旨強行火葬。為此他還用心良苦的集合軍民進行演說，反覆宣講不火葬的百種弊端和不堪設想的後果。
可就要焚燒時，群眾依然不依不饒一副誓死抗爭的憤慨，伍連德見狀，沒辦法現在唯一能阻止瘟疫的就是自己的軀體。他打算焚燒六萬具屍體的同時，自己也趕赴黃泉陪同死去的鄉親們。
然而就在伍連德將焦油倒在自己身上時，遠處傳來了快馬來報的嘶鳴聲；
總醫官伍連德接旨，奉天承運皇帝詔曰。
就在這個節骨眼上，朝廷傳來聖旨恩准火葬。
1911年1月31日，正值農曆中國的春節大年初一，正式開始火葬被肺鼠疫奪取性命的中國死難者遺體。大火整整燒了三天三夜，這也是中國歷史上第一次集體火葬，一個月後，這場吞噬了六萬人生命的恐怖瘟疫，才正式宣告結束。伍連德也被授予二等雙龍勳章，賜進士出身，醫務人員獲此殊榮的在整個封建王朝歷史上是絕無僅有的。
1935年伍蓮德更是被推舉為諾貝爾生理或醫學獎的候選人。
當然了，榮譽並非伍連德最關心的，作為一名醫者，治病救人才是他最想要的。令人意外的是，在這之後伍連德並沒有馬上離開哈爾濱，而是留了下來。直到東三省建立了中國最完備的防疫體系，他才放心的離開了，仁心仁術令人敬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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