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品 | 智本社
文 | 清和 智本社社長
一覺醒來，油價負了。
2020年，負油價，負利率，負增長，疫情世界大流行，美股連續熔斷……我們這代人見證了太多奇蹟（悲劇）。
當今世界已淪為“鵝廠”，養著一群“黑天鵝”。
新冠疫情突襲人間，打亂了幾乎所有人的預期，推翻了所有經濟學家對今年的經濟預測。經濟學家的數學模型沒能捕捉到新冠疫情這隻“黑天鵝”。
這恰恰印證了“黑天鵝”的特性以及世界的屬性——不確定性。
僅過去幾個月，世界上很多人、很多家庭、很多企業、很多城市和國家的命運被強行改寫。
我不確定2020年是不是人類當代史的轉折點。很多人擔心，每天睜開眼就有“不確定性”閃襲而來。
我們該如何應對？
本文從歷史的角度，深入不確定性的本質，探索人類是如何在不確定性中存續下來的。
本文邏輯：
一、恐懼的基因：自然的不確定性
二、均衡的失敗：市場的不確定性
三、致命的自負：人類的不確定性
（正文8000字，閱讀時間30'，好文多分享收藏）
01 恐懼的基因
自然的不確定性
在遠古時代，人類先祖“裸奔”於斗轉星移、山呼海嘯、天崩地裂之中，大自然的不確定性給他們帶來深深的恐懼。
這種恐懼基因甚至可能歷經千萬年傳遞到我們現代人身上。神經系統學的最新研究支持恐懼基因（stath-min基因）遺傳假說——恐懼是一種遺傳性的情緒。
這次新冠疫情世界大流行，再次觸及現代人最底層的恐懼基因，喚起了我們最為原始的認知：如何應對大自然的不確定性？
人類今天所有的文明，包括語言、文字、醫學、宗教、經濟學、政治學、國家制度等，根本上都是為對抗自然的不確定性而創造的。
動物在求偶、呼喚同伴及遭遇威脅時會發出不同的叫聲。人類的語言也是從最粗糙、最簡單的表達中發展起來的。先從肢體語言發展為音節語言，從單音節再到多音節。農耕部落的音節通常要比草原部落更加豐富，比如粵語的九聲六調。
倘若表達不及時、不準確，可能被敵人生吃了。若聲音不夠洪亮，便難尋配偶交配。語言與聲音，是對抗不確定性與淘汰的武器。
病毒對人類的威脅其實一直都存在。人類對傳染病知之甚少，目前多數傳染病源自動物，但是我們並不知道，病毒是在什麼條件下變異並傳染給人類的。傳染性病毒是典型的“黑天鵝”，人類史上如黑死病、SARS等諸多傳染病都是來無影去無蹤的。
當人類“打盹”時，新冠疫情突襲人間。這次，我們顯然沒有準備好，沒有足夠的檢測試劑盒，沒有疫苗，沒有特效藥，缺乏有效的全球化治理及人類協作（國際秩序崩盤之際）。
當人類反應過來時，病毒也開始變異，不急於殺死宿主，以無症狀的方式糾纏，施以緩兵之計等待“援軍”。接下來，就看你的“援軍”快，還是人類的疫苗、特效藥快。
從經濟學角度來看，人類一直在與“魔鬼”邊際賽跑。這個魔鬼包括豺狼虎豹、病毒以及人類邪惡靈魂的部分，可能還包括外星敵人。
如今意大利人不是羅馬人的後裔，西伯利亞人不是匈奴人的後裔，秘魯人不是印加人的後裔。人類能夠活到今天，有一些偶然，也有一些必然——人們創造了宗教、政治學、經濟學、科學及國家制度來對抗不確定性。
最先登場的是圖騰崇拜。圖騰崇拜是一種宗教，給遠古先人以心靈慰藉，以降低對自然的恐懼。
恐懼源自不確定性，緩解恐懼的最初的辦法是解釋不確定性，儘管有些解釋是胡編亂造。
華夏部落最初崇拜太陽神，中華民族人文太始祖、三皇五帝之首太昊伏羲氏便是太陽神，以龍為圖騰。
太陽神驅逐黑暗、狂風及暴雨，給予先祖安全感。華夏之“華”，通“花”，小篆形似花草，意為耀眼、鮮豔。《周易·大過卦》中有“枯楊生華”，《詩經》中有“皇皇者華，於彼原隰”，“桃之夭夭，灼灼其華”。
人類對大自然的不確定性提出真正挑戰的是政治的出現。
政治是人類集體行動的制度。人類最初的政治萌芽在矇昧的氏族組織之中。
著名人類學家路易斯·亨利·摩爾根以印第安人為樣本探索了氏族制度以及遠古人類的生存面貌，在1887年出版了人類學裡程碑式的作品《古代社會》。
在這本書中，摩爾根認為，“政治觀念的發展”要早於“財產觀念”。他發現，原始社會組織遞進的序列是：氏族、胞族、部落和部落聯盟。氏族是以血緣為紐帶的原始社會單元，部落聯盟是氏族制度的最高形式。【1】（《古代社會》，路易斯·亨利·摩爾根）
中國炎帝族和黃帝族是力量強大的部落聯盟。根據《列子·黃帝》中記載：“黃帝與炎帝戰於阪泉之野，帥熊、羆、狼、豹、貙、虎為前驅，雕、鶡、鷹、鳶為旗幟。此以力使禽獸者也。”
這說明華夏部落當時可以“用自己的力量役使禽獸”。還有一種解釋是，熊、羆、狼、豹、貙、虎為六個氏族，以動物圖騰稱之。當時，部落政治的任務，除了領導部落戰爭，便是治水，如黃帝后代大禹治水。
這時部落首領屬於政治強人。他們主導圖騰崇拜從自然力崇拜過渡到生殖崇拜、神靈崇拜，將原始宗教與部落政治合二為一，目的是以人格化的超自然力駕馭部落。
《列子·黃帝》中還記載：“皰犧氏、女蝸氏、神農氏、夏后氏，蛇身人面，牛首虎鼻，此有非人之狀，而有大聖之德。”他們都有“大聖之德”，黃帝號軒轅氏，發明車，以龍為圖騰；炎帝號神農氏，發明農具，以羊為圖騰。
到父系氏族時代，私有制產生了，需要更加高級的組織來捍衛私人財產。於是，以財產及疆域為基礎的國家制度逐漸替代了氏族制度。
在16世紀之前，政治是人類抵抗自然不確定性的核心力量。國家是當時人類集體行動最高級的組織。
英語、法語、德語中的“政治”，皆來自希臘語，最初的含義在《荷馬史詩》中解釋為城堡、衛城。歐洲人以城邦抵禦外敵，城邦政治包括統治、管理、生產、戰爭，西羅馬帝國時期的城邦政治不包括宗教。到東羅馬帝國（拜占庭帝國）開始政教合一，天啟宗教（猶太教、基督教、伊斯蘭教）完全取代了原始宗教，世俗政府與宗教勢力相愛相殺。
羅馬帝國屬於城邦聯合體，不屬於中央集權的國家。羅馬帝國無力組建常規軍隊及文官體系，各城邦只能自建武裝、兵民合一，以抵禦海盜、遊牧部落襲擾。
古代中國則是一箇中央集權的民族國家，強大的世俗政府壓制著包括宗教在內的一切力量。
由於土地肥沃、河流縱橫、物產豐富，加上統一貨幣，中央有能力武裝一支強大的常規軍隊及文官體系來管理神州，以郡縣制取代分封制。漢語的“政治”與歐洲不同，政為政令，治為教化民眾。
在應對災害時，這種中央集體政體表現出強大的執行力與穩定性。法國著名漢學家魏丕信（Pierre-Etienne Will）在其著作《十八世紀中國的官僚制度與荒政》中指出，中國明清時期的“應用官僚制度”在治理水災、旱災方面頗為高效。【2】（《十八世紀中國的官僚制度與荒政》，魏丕信）
當時，國家的主要任務是賑災，國家機器保持高度警備狀態，官僚與地方士紳構成一個穩定的賑災體系，同時維持一定的糧食儲備。
從部落時代到政教國家、民族國家時代，政治幾乎是抗衡自然不確定性的唯一力量。
政治力量統治了生產方式。在當時，信息不對稱，生產力低下，交費費用奇高，市場交易和勞動分工是一種高風險的制度安排。所以，政治力量摒棄了市場交易，選擇了農業計劃的方式，以維持糧食供給、社會穩定。
根據氣象水溫規律，中國摸索出一套基於二十四節氣的農業計劃，將自然的不確定性轉化為相對確定的規律，並加以用之。如穀雨，“雨生百穀”，此節氣降水多，適合春耕插秧。
或許，更科學的邏輯是，為了維持穩定的糧食供給，構建了一套由農業計劃、集權政治、宗教統治環環相扣的國家機器。
千萬年過來，人類先祖們靠政治力量存活了下來。
如何評價政治力量對自然力的對抗？
我想，人類能夠延續至今，至少說明了政治力量的歷史價值。
面對威脅與恐懼，人類先祖們選擇投入政治強人、宗教領袖及國家機器的懷抱，以犧牲自由來換取卑微的生存。
但是，這種看似穩固強大的組織權力往往崩潰於“泰山之巔”。權力越集中，組織越脆弱，改朝換代越頻繁。這是一種“有組織的無序”。
根本問題在於，權力政治沒能創造邊際效用遞增，任由甚至加速邊際效用遞減擊潰權力體系。
政治力量主導的農業計劃經濟導致人類生產效率“千年停滯”。
英國學者安格斯•麥迪森在《世界經濟千年史》中使用“國際元”計算出：公元1000年前西歐和中國的人均GDP都長期停滯在450國際元及以下水平。【3】（《世界經濟千年史》，安格斯•麥迪森）
農田肥力呈現遞減，導致農業收成呈現遞減規律。土地長期耕種，糧食越來越少，如果人口持續繁衍，則可能出現饑荒。這時該怎麼辦？通常，農民會選擇休耕、輪作及拓荒等方式緩解糧食危機。
但是，這些方式只是在數量上擴張，緩解“邊際遞減”，沒能在效率上實現邊際遞增。由於資源有限，數量擴張容易引發存量鬥爭，如掠奪及吞併戰爭；同時給政治統治邊界提出了挑戰。
古典政治經濟學之父威廉·配第最早關注到土地肥力遞減的問題。後來，大衛·李嘉圖、馬爾薩斯做了大量的研究，馬爾薩斯認為，人類反覆掉入因人地矛盾引發的陷阱之中——瘟疫、饑荒及戰爭（馬爾薩斯陷阱）。
人類試圖用政治權力的最高智慧化解自然力的不確定性，但邊際效用遞減反覆擊潰這種固若金湯的社會組織。
由於生產力的千年停滯，在與魔鬼的邊際賽跑中，人類反覆被病毒屠戮。14世紀中期的黑死病擄走了三分之一的歐洲人口，天花肆虐人間幾百年。
為了維護統治及抵禦不確定性，政治力量寧願維持這種低效無能的制度。越是災難降臨，民眾越依賴於政治力量的庇護。
如此，人類應對自然不確定性的生存法則陷入了“馬爾薩斯陷阱”。
02 均衡的失敗
市場的不確定性
不過，14世紀中期這場黑死病擊潰了歐洲人的千年幻覺。
在死亡與恐慌的籠罩下，宗教成了人們唯一的“避難所”。最初，教會告訴黑死病患者，這是天神下降的責罰。
患病信徒日日禱告，反覆鞭笞自己的身體，並周遊各地成為行者，試圖減輕罪責。
疫情繼續無情地肆虐，教會又將黑死病嫁禍給惡魔、女巫以及猶太人，以轉移矛盾。另一邊，教會大量出售護身符、基督像斂財，連香水與醋都被一搶而空。
最終，紅衣教主及神職人員也被瘟疫收走了。
信徒們開始動搖了，他們不再坐以待斃，走出教會醫院試圖尋求解救之法。這場慘絕人寰的災害，打開了人類歷史的潘多拉魔盒。（詳見《瘟疫戰爭（世界篇）》）
黑死病導致大量農奴死亡，土地荒蕪，衝擊了城邦經濟。城邦領主不得不向農奴妥協，將土地出租，過去的人身依附關係轉變為市場化的契約關係。
過去，政治力量的根本問題是以控制人的自由來換取穩定。黑死病過後，對人的禁錮逐漸開放。16世紀，宗教改革加速了人的解放及思想啟蒙。自由的農民、流民、商販、海盜在城邦周邊、港口附近興建起了集市與小城鎮。
十五六世紀，由於貨幣的統一及普及，歐洲國家以貨幣納稅替代勞役，像中國一樣形成了一隻常規軍隊及文官體系。這時歐洲的中央集權國家快速形成。
但是，歐洲各國的中央集權勢力很弱。為了發動吞併戰爭（意大利戰爭），各大領主不得不向小領主、城鎮商人舉債，催生了共同債券市場（《價值的起源》，威廉·N.戈茲曼）。中國的政治勢力強大，財政以稅收為主體。歐洲國家政府的徵稅能力不足，其財政以債券為主體。
16世紀，歐洲各國都面臨財政危機，不同的融資方式決定這些國家的不同命運。荷蘭、英國王室的徵稅權受限，只能靠鼓勵商業以獲得更多借貸與稅收。西班牙與法國王室則相反。【4】（《西方世界的興起》，道格拉斯·諾斯）
在當時，債券型財政國家比稅收型財政國家更有機會轉型成為現代法治國家。
16世紀開始，人類開始逐步走向邊際遞增時代。歐洲人發現了美洲，開啟了首次全球化。這時，人類應對自然力的挑戰越來越強。
所謂“天不生牛頓，萬古如長夜”，牛頓開啟的近代科學，是對抗自然力的關鍵力量。
自然科學建立在實驗與邏輯推理之上，發現自然物質的形態、屬性與運動規律，並加以利用。
到目前為止，科學是人類對抗自然力唯一可靠的利器。
比如，人感染了病毒，服用了某藥物後，這人病好了。僅此判斷這藥物可治此類病症，這樣是不可信的（可能自愈而非治癒）。現代醫學要經過隨機雙盲大樣本，通過實驗數據證明此藥可殺死此類病毒，才能稱之為可“治療”。
所以，不管是中藥，還是西藥、藏藥、印藥，只要經過隨機雙盲大樣本，都是可信的。疫苗、青黴素、阿司匹林等有效地預防、抑制、消滅了不少傳染病。這是近代科學給我們找到的一條可靠之路。這就是科學“抗疫”。
又如，使用現代化肥，改進耕種及育種技術，便可解決土地肥力遞減問題，促進糧食產出遞增。這就是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
除了近代科學，宗教、人文及社會科學，到底發揮什麼樣的作用？
牛頓的宇宙觀改變了宗教歷史。宗教改革後，天啟宗教轉向以自然神論為核心的自然宗教。孟德斯鳩、盧梭等啟蒙思想家認為，上帝創造了世界，世界有他的規律。
政治不再是唯一可靠的力量，政治力量擺脫了神權統治，政教國家正在向民族法治國家轉變。
新制度經濟學家道格拉斯·諾斯將科學技術與制度變遷概括為社會進步的兩大力量。好的制度及人文環境，有助於孕育科技創新，同時防止技術作惡。
近代科學、法治國家之外，對抗自然力的第三大支柱應該是自由市場。
自由市場取代了之前的農業計劃經濟。自由市場徹底改變了農業時代的“千年停滯”，創造了無數財富。
與農業計劃經濟相比，自由市場的力量在哪裡？
十六七世紀，國際貿易給西班牙、荷蘭等貿易國帶來鉅額財富。當時的重商主義代表托馬斯·孟認為，貿易互通有無促進了財富的增加。
到了十八世紀中期，旺盛的國際貿易改變了供給模式，刺激了勞動分工及工業生產方式變革。英國政治經濟學家亞當·斯密認為，勞動分工與自由交易是財富之源。
很可惜的是，當時英國工業革命剛剛開始，斯密沒有將技術這一個關鍵要素納入增長函數之中。後來，李嘉圖、馬爾薩斯、小穆勒沒能在勞動分工的基礎上觸碰到技術的增長之閥，同時痴迷於自由市場。
到了19世紀下半葉，邊際主義興起，經濟學進入了均衡時代。瓦爾拉斯、馬歇爾等新古典主義者利用完美的市場均衡範式來解釋經濟增長——否定一切不確定性，徹底忽略了人、工程師及企業家的因素。
與英國相比，法國古典政治經濟學家的邏輯更加深入經濟本質。
讓·巴蒂斯特·薩伊使用主觀價值論（有別於斯密的勞動價值論），認為供給是財富之源，即供給創造需求（薩伊定律）。
斯密的追隨者巴斯夏綜合了薩伊、杜爾閣的觀點，將自由市場解釋為自發秩序，有別於農耕計劃經濟的人為秩序。自發秩序的力量在於解放了人類，是符合規律與人性的秩序。
從16世紀開始，人的解放，釋放了無窮的創造力，近代科學、法治國家以及自由市場徹底改變了人類史，似乎擊潰了一切來自自然界的威脅。
但是，解放的人類，本身也是一種不確定性。
20世紀初，人類對自身力量的崇拜已登峰造極。
1900年，英國著名物理學家威廉·湯姆生（開爾文男爵）在英國皇家學會發表演講時說，物理大廈已經落成，物理學已經相當完美、成熟，所剩只是一些修飾工作——“只剩兩朵烏雲”。
後來，這兩朵“烏雲”延伸的微觀物理擊潰了經典物理大廈。物理學再次改變了人類的世界觀，包括經濟學在內的大多數學科開始從過去宏觀的、均衡的、低維度的範式，轉向微觀的、非均衡的、高維度的及不確定性的方向。
1914年，歐洲爆發第一次世界大戰。這場空前的災難將歐洲的財富洗劫一空，震撼了歐洲學者。劍橋大學的一群年輕師生開始懷疑其導師馬歇爾、庇古所傳授的均衡經濟學及其所解釋的完美世界的自洽邏輯。
當歐洲多數國家被拖入戰爭泥潭時，一場西班牙大流感突襲而來。短短一年多時間，全球10億人被感染（當時世界人口只有17億），數千萬人殞命，死亡人數超過了一戰。各國無力征兵作戰，只能提早結束戰爭。
西班牙大流感警告人類自然力的威脅一直都在。當人類放慢技術創新的腳步之時，當各國自相殘殺之際，病毒便趕上腳步迅速偷襲。
當今世界進入技術週期底部、金融週期頂部以及國際秩序崩潰邊緣，新冠疫情突襲我們，順手刺破了全球資產泡沫，擊穿了油價，正在擊潰全球化秩序，帶來更多的不確定性。
人類用自由市場之力抗擊自然之力的不確定性，但市場的不確定性又反噬人類。當前，自然之力的不確定性，還與市場的不確定性深度糾纏，令世人焦慮不安。
03 致命的自負
人類的不確定性
市場的不確定性，本質是人的行為的不確定性。
哲學家羅素說：“對確定性的追求是人類的本性，也是一種思維的惡習。”
一戰後，美國經濟呈現“非理性繁榮”。1929年，大危機爆發，並引發持續多年的大蕭條。
經濟學家能夠接受經濟危機，但是不能接受大蕭條，因為大蕭條意味著市場自愈系統失靈，與均衡經濟學是相違背的。
這場大危機改造了經濟學家的世界觀。凱恩斯、斯拉法、羅賓遜夫人等一群劍橋經濟學家徹底與過去的理論決裂。凱恩斯發表了著名的《就業利息和貨幣通論》（簡稱《通論》），給迷茫的經濟學家們以新的方向——不確定性，給恐懼的世人以救命稻草——政府救市。
凱恩斯學說以邊際消費傾向遞減、資本邊際效率遞減、流動性偏好三大心理定律為立論基礎，推導出有效需求不足引發經濟危機。凱恩斯強調通過政府財政擴張來刺激有效需求以促進經濟復甦【5】。（《就業利息和貨幣通論》，凱恩斯）
凱恩斯的需求經濟學終結了薩伊學說在歐洲大陸的統治。但其實，凱恩斯三大心理定律站不住，不能推導出經濟危機的必然性。上個世紀五六十年代，米爾頓·弗裡德曼使用永久收入假說及統計分析駁倒了凱恩斯學說。
凱恩斯成為了人類認知史（經濟學）上的一個拐點，之前的經濟學為確定性學說，之後的經濟學為不確定性學說。
大量學者加入了凱恩斯主義陣營，研究市場失靈及經濟不確定性。哈佛學派創始人張伯倫、凱恩斯主義的旗手羅賓遜夫人，分別創立了壟斷競爭論、不完全競爭論理，終結了“斯密自由學說傳統”。
凱恩斯的追隨者斯拉法從要素流動性出發，提出“經濟增長的結果，將是工資在國民收入中所佔的比重下降，工資與利潤之比朝著不利於工資的方向變化”，如此需求不足、貧富差距定然撕裂社會經濟。
凱恩斯主義另一位旗手薩繆爾森，使用乘數-加速數相互作用原理，說明市場均衡的失敗。新凱恩斯主義者用信息不對稱理論判斷，市場中會出現逆向選擇及道德風險。
納什均衡及博弈論的出現，對政治經濟學的批判似乎是釜底抽薪式的。以囚徒困境為例，納什均衡表明，個體理性行為導出的卻是群體非理性的結果——斯密學說的破產。
從大蕭條到1960年代，凱恩斯學說統治了經濟學界。但是，很遺憾的是，經濟學家並沒有找到人類對抗自然與市場不確定性的科學理論，相反使用了人類先祖最為原始的辦法——求諸於政治強人及國家機器庇護。
災難來臨，人類是否願意犧牲（部分）自由以換取保障與安全？
這個問題至今困擾著世人。
當人類信仰權威政治時，意味著悲劇已經不遠了。
大蕭條之際，蘇聯計劃經濟創造了前所未有的經濟繁榮，與歐美世界形成鮮明對比。歐洲一批自由主義學者擁抱了蘇聯計劃主義。同時，希特勒上臺，納粹主義與德國曆史學派鼓吹國家主義。
奧地利學派的米塞斯、哈耶克多線作戰：
他們批判蘭格的蘇聯計劃主義，認為信息分散、價格信息缺失導致經濟計算失敗，進而導致計劃經濟失敗。【6】（《社會主義》，米塞斯）
他們批判凱恩斯主義，認為政府才是危機的元兇，根據商業週期理論，判斷貨幣供應過多導致市場價格扭曲及信用擴大，誘發經濟危機。【7】（《價格與生產》，哈耶克）
他們批判新古典主義，認為均衡範式在方法論上失敗的，自由放任的錯誤思想給干預主義提供了歷史機會。【8】（《人的行為》，米塞斯）
他們批判納粹主義與德國曆史學派，認為國家主義是“通往奴役之路”。【9】（《通往奴役之路》，哈耶克）
其實，新古典主義的均衡，凱恩斯主義的干預，與蘇聯主義的計劃，都有著共同的特徵：上帝視角。新古典訴諸於絕對理性，凱恩斯訴諸於完美政府，計劃經濟訴諸於超級計算機，殊途同歸——試圖以“上帝之手”解決經濟問題。這就不難解釋，在米塞斯與蘭格的大戰中，新古典主義大師居然站在了蘭格一邊。
哈耶克將歐洲學者的笛卡爾理性主義以及干預主義批判為“致命的自負”。
經濟是個體行為相互博弈的自發秩序。“上帝之手”的思維將經濟視為一個權力體系，與經濟規律相悖。
哈耶克繼承了法國政治經濟學家巴斯夏的自發秩序思想，從信息分散推導出經濟不可預測。在他看來，不確定性是經濟的常態，因為沒有人能夠掌握所有完整的市場信息。
奧地利學派像金庸小說中的“逍遙派”，雖然武藝高強，但超凡脫俗。他們的態度常常是“與其告訴你做什麼，不如告訴你不能做什麼”（或許更接近經濟學的真諦）。
大難當前，你總要給人一根救命稻草吧？
哈耶克在其《自由憲章》中反覆強調：“自由是有代價的。”【10】（《自由憲章》，哈耶克）
人性，總是依賴安全，又追逐自由！
自自由市場興起以來，人類所面臨的市場不確定性似乎有增無減。當今世界，我們面臨金融的脆弱性、經濟全球化的脆弱性。
人類的恐懼根本上是信仰的恐懼。你相信自由市場嗎？亦或是，你相信權威政府嗎？
自大蕭條以來，經濟學沒能形成一套令人信服的理論，沒能建立一套有效的市場制度。這讓人內心的恐懼無立錐的“避難所”。
市場，是一系列不確定性契約的集合。有限責任制度、槓桿交易制度、期貨制度、股票交易制度等市場制度激勵個人行為的同時也在釋放風險，誘發不確定性。不管是凱恩斯主義還是新古典主義，都忽略了制度建設。
諾斯在《制度、制度變遷與經濟績效》指出，由於信息不對稱和人的行為非理性，人們必須在危機爆發之前建立一套有效的制度，以約束人們在危機時受恐懼驅使的非理性行為。【11】（《制度、制度變遷與經濟績效》，道格拉斯·諾斯）
圖：經濟績效與制度自由度，來源：智本社
市場的不確定性，源自市場制度的自由度邊界。
諾斯沒有定義什麼是有效的經濟制度，他只是說交易費用低的制度。制度的自由度分為確定性、不確定性與風險。
確定性，類似於塔勒布《黑天鵝》中的“平均斯坦”，即受到集體事件、常規事件、已知事件和已預測到的事件的統治；不確定性，則是“極端斯坦”，受到單個事件、意外事件、未知事件和未預測到的事件的統治。【12】（《黑天鵝》，塔勒布）
風險與不確定性如何區分？
我這裡使用富蘭克·奈特在《風險、不確定性和利潤》中的觀點：風險是可度量的不確定性，是可用概率可估計的可靠性，不確定性則沒有概率評估支撐。【13】（《風險、不確定性和利潤》，富蘭克·奈特）
比如，購買谷歌股票屬於風險行為（市值支撐，可評估風險），俄羅斯轉輪則屬於不確定性。
確定性的制度和不確定性的制度，都趨向於無效益。市場制度自由度處於“風險”級別，經濟效益最大化。
過去的農業計劃經濟制度市場自由度幾乎為零，扼殺了不確定性，也扼殺了創造性，經濟效益極低。這種社會最終崩盤於無效率。
次級貸款制度、交易槓桿制度將制度的自由度從風險級別向不確定性方向擴張。當風險投資完全演變為“賭博投機”，這種市場崩盤於非理性。將制度自由度拉回到風險級別，旨在抑制人的非理性。
在不確定性的制度中，反身性、敘述謬誤、倖存者偏差等信息不對稱，以及人類的非理性，將擴大風險敞口，直至失控。
負油價與倒牛奶、負利率本質是一樣的，供給端的極端過剩補貼需求端。這是人為創造的不確定性制度（失控的央行制度、石油寡頭壟斷）的惡果。
事實上，當今多數經濟危機，均是人為創造的“不確定性”制度的後果。財政赤字貨幣化融資、失控的央行、土地壟斷、高槓杆交易、負利率政策、房地產貨幣化、全球化下的法定貨幣及民族國家制度，推高交易費用，阻礙要素流通，增加經濟槓桿率，誘發經濟危機。
我們如何應對不確定性？
美國經濟學家歐文·費雪曾經是經濟學家中的首富，他以自身的經歷總結了“債務螺旋”理論，深入了大蕭條的本質。【14】（《繁榮與蕭條》，歐文·費雪）
費雪告訴我們，危機本質是債務危機，構築債務護城河，將資產負債表拉回到可控風險級別，才能有效地應對不確定性。
面對全球化的脆弱性，我們應該退回到民族國家、經濟主權界限之內嗎？
在全球化時代，封閉的民族國家屬於確定性的低效制度，開放的民族國家屬於不確定性的低效制度。唯有從民族國家轉變為全球化契約國家，才能在全球化風險與收益中找到平衡。
以制度的方式，將不確定性拉回到風險級別。正如沃爾克法則將混業金融拉回到風險（相對）可控級別。
所謂“在不確定性中找到確定性”（《本事》，基蘭·弗拉納根），其實是找到我們心中的信仰（信念）——技術、市場、人文主義、全球化契約國家及科學治理。
危機來臨，人類身上的風險基因容易擊潰心中的信仰，人們很自然地像先祖一樣尋求政治強人及國家機器的庇護。
所以，有勇氣的人才配得上信仰。一個沒有勇氣與責任品質的民族，無法擁有強大的自由市場與尖端的技術。
參考文獻：
【1】《古代社會》，路易斯·亨利·摩爾根，商務印書館；
【2】《十八世紀中國的官僚制度與荒政》，魏丕信，江蘇人民出版社；
【3】《世界經濟千年史》，安格斯·麥迪森，北京大學出版社；
【4】《西方世界的興起》，道格拉斯·諾斯，華夏出版社；
【5】《就業利息和貨幣通論》，約翰·梅納德·凱恩斯，商務印書館；
【6】《社會主義》，路德維希·馮·米塞斯，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7】《價格與生產》，哈耶克，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
【8】《人的行為》，路德維希·馮·米塞斯，五南出版公司；
【9】《通往奴役之路》，哈耶克，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10】《自由憲章》，哈耶克，商務印書館；
【11】《制度、制度變遷與經濟績效》，道格拉斯·諾斯，格致出版社；
【12】《黑天鵝》，塔勒布，中信出版社；
【13】《風險、不確定性和利潤》，富蘭克·奈特，商務印書館；
【14】《繁榮與蕭條》，歐文·費雪，商務印書館。
出品 | 智本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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