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出师表》，感受武侯当年的那份无奈与叹息

公元234年八月，蜀汉丞相诸葛亮病逝于五丈原，后主刘禅赐谥号为忠武侯。

宋朝学者赵与时说到：读诸葛孔明《出师表》而不堕泪者，其人必不忠…

确实如此，一篇《出师表》道尽了诸葛亮对先主的忠贞之情和为国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崇高人格。故王羲之有赞：谓命世大才，以天下为心者也。

琅琊茅芦中的指点江山而分天下为三，真可谓意气风发。谋事在人、 成事在天，随着荆州的丢失和夷陵之战的失败，让诸葛亮对于蜀汉政权的前途深深的感到了忧虑

诸葛亮最初给刘备定下的战略方针是：若跨有荆、益，保其岩阻，西和诸戎，南抚夷越。外结好孙权，内修政理；天下有变，则命一上将将荆州之军以向宛、洛，将军身率益州之众出于秦川，百姓无不箪食壶浆以迎将军，成如是，则霸业可成，汉室可兴！其大意基本是：在占有荆州和益州为根本的同时，不但要联合抚慰周边的戎夷部族，还要对外与孙权结成同盟对内施行仁政以此来共同对抗强大的曹魏。如果时机适当，便可以分两路大军向北讨伐，一支由荆州东指洛阳，一支由益州西取长安；加以汉主举大义之旗，绝对可以得到百姓的拥戴，这样霸业就可能成功，汉室就可能复兴。

最初的形势发展也确实如诸葛亮所言，在赤壁之战后刘备不仅与孙权平分了荆州，也比较顺利的占据了刘璋的益州和汉中地区。正当诸葛亮准备“西和诸戎，南抚夷越”的时候，荆州丢失关羽身死；“外结孙权，内修政理”的时候，刘备战败于夷陵，致使张飞、马良身死黄权投魏，刘备也不久病故于永安。

这样的变故导致了“再无荆州之军以向宛、洛”；益州的“天府之土”则变成了“益州罢弊，危机存亡”。原来“西和诸戎”的计划也早在曹操在世时通过贿赂赏赐的办法迁移大部分的氐人到了扶风与天水之地。祸不单行，当刘备病故之时又发生了南方夷族雍柯、高定的叛乱。到此为止，武侯诸葛的“霸业可成，汉室可兴”蓝图真的是渺茫而不可预见。

刘备的临终托孤之言，让武侯又怎敢不尽股肱之力，追殊遇而报之呢！故曰：受任于败军之际，奉命于危难之间

“君才十倍曹丕，必能安国，终定大事；若嗣子可辅，辅之；如其不才，君可自取”。

武侯只能忘身遂志，辅佐十七岁的少主刘禅。刘备的托孤之言时刻犹如在耳，鞭策着武侯不忘君臣之义，况武侯其人焉能如刘备所说那样？

所以武侯叹息：孝直若在，必能制主上东行；就使东行，必不危矣。时刻以汉、贼不两立明其不忘恢复汉室的志愿，以解“君可自取”的嫌疑。

武侯忧虑之事太多，牵挂之情繁琐，唯恐辜负托孤灭贼的重任。所以“受命以来，夙夜忧叹，恐托付不效…”，事无巨细都要亲力亲为。究其原因在于蜀之大将的凋零和庞统、法正的早逝；徐庶与崔州平的不能为蜀所用；更是鉴于后主的孱弱和相较与吴、魏来说蜀政权处于的不进则退的劣势所然。武侯也只有兢兢业业的统领并做好全国的军、政、民各项事宜，用谆谆之语不加繁琐的教导后主要

武侯的良苦用心也只有主薄杨颙才能体察，杨颙以“丙吉不问横道死人而忧牛喘、陈平不知钱谷之数而说自有主管者”为例来劝导武侯。可是面对如此窘况的蜀汉政权武侯又能怎样呢？然知武侯者杨颙也！

武侯五出祁山北讨曹魏，竭尽全力以报先主而忠于后主，身死之日又向后主坦露自家家底，彰显忠君报国和勤俭持家的高尚情怀

“攘除奸凶，兴复汉室”的志愿在以上种种的不利局面下已变得遥遥无期。

可武侯毅然决然的选择北伐，一是为了继续履行自己当初的承诺“北定中原，还于旧都”，不能半途而废；二是以攻为守，望能通过一己之力打开北定中原的局面，为后来者奠定基础。

于是“深入不毛”向南平定夷越，他恩威并施采用夷人制夷的方式使得南夷部族心悦诚服（公天威也，南人不复反矣），于是终武侯有生之年南夷部族相安无事。

之所以五次北伐取得成果都是微乎其微，除了蜀汉的国力匮乏、马谡的自以为是和李严怕自己负责的后勤补给不足而被责罚假传招书让武侯退兵的原因外，更重要的是早在武侯第一次出汉中攻魏的同时，曹魏已经针对今后对蜀作战计划有了万无一失的部署，那便是坚壁清野，只守不攻以不变应万变，时间一久己方就会强盛，彼方则会疲敝，到时双方高下立判，这是孙资给魏明帝曹睿提出的战略方针。而事实证明司马懿的步步为营谨慎小心的对战态度给予了蜀汉相当的压力，这也相当于严格贯彻了孙资的战略构想。

而武侯也不得不采用屯田的方式来解决粮食不足的问题，以此来准备打一场持久战，可由于长久的操劳过度，不幸病故于军营之中。

“成都有桑八百株，薄田十五顷，子弟衣食，自有余饶……若臣死之日，不使内有余帛，外有羸财，以负陛下”。他用自己的拳拳之心诠释了什么是食君之录忠君之事，展现了自己一生坦荡的君子形象。

武侯一生为国为君，忠君事国和敢于向强敌进攻的亮剑精神永垂不朽，永照史册！他对蜀汉国力衰弱的无奈和渺茫前途的叹息都深深的印在了这篇千古名作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