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1516年，空想社會主義創始人托馬斯·莫爾發明了“烏托邦”這個詞語，意為“
任何地方都找不到的東西”。在名著《烏托邦》中，莫爾借航海家拉斐爾·希斯拉德之口，講述了自己想象中的完美社會——奇鄉異國“烏托邦”，在那裡沒有苛捐雜稅、苦難和偷盜，人們崇尚自由、平等和博愛，社會實行按需分配、自給自足的原則，每個人都能吃飽穿暖，擁有幸福美滿的生活。事實上，托馬斯·莫爾的烏托邦設想僅僅存在於書籍之中。早在《烏托邦》一書誕生的200多年前，農民皇帝朱元璋卻耗費畢生精力與心血，打造自己心目中的“農民烏托邦”。縱觀歷史上近500位皇帝，如朱元璋一般膽敢憑一己之力試圖改造整個社會的人物，簡直屈指可數。
作為明朝開國皇帝，朱元璋祖輩都是貧農，為了生存下來，他吃遍民間疾苦，見識過戰爭的腥風血雨，一步步從社會底層爬到了權力巔峰。或許正是因為歷經動盪社會的種種苦難，朱元璋才會將心血付諸於實現自己心中的社會理想藍圖。
“朱元璋建立的明朝帶有很大的烏托邦色彩。整個王朝看起來更像一座大村莊，而不是一個國家。中央集權能夠達如此程度乃因全部組織與結構都已經簡化，一個地跨數百萬英畝土地的國家已經被整肅成為一個嚴密而又均勻的體制。”——黃仁宇
01 農民烏托邦夢想之根源：顛沛流離、家破人亡的前半生，成為朱元璋打造農民理想社會的執念
公元1328年，即元文宗天曆元年九月十八日，亂世梟雄朱元璋在濠州鍾離東鄉小村的二郎廟裡降生了。他渺小得猶如荒蕪野地裡突然竄出的一棵草，在風雨飄搖的元末亂世裡，他的存在沒有任何意義。對貧農朱五四一家來說，朱元璋的出生無疑是雪上加霜。
河南朱家世代平民，往上數六輩都是終生赤貧。朱元璋的父親朱五四與妻子陳二孃原本育有三男兩女，一家七口擠在三間破敗低矮的茅草屋裡，冬天漏風、夏天漏雨，連睡個安穩覺都是奢望。
和元朝多數農民一樣，朱五四一家僅靠幾十畝租來的薄田為生，辛苦耕種一年換來的糧食，不僅要給官府繳納稅收，還要給地主交佃租，餘下的口糧少得可憐。朱五四一家只能以世界上最粗糲的糧食來填充腸胃，然而即便是這粗糲難以下嚥的食物卻總是不夠的。他們不得不靠野菜度日，只有逢年過節，家裡才能沾點葷腥。
朱元璋的到來，令這個一窮二白的家庭陷入更加窘迫的境地：剛出生時，家裡竟連塊給孩子包裹身體的破布都拿不出來；從小到大，他沒有穿過新衣服、鞋子，吃不飽、穿不暖，長得面黃肌瘦，做夢都希望痛痛快快吃一頓飽飯。二十五歲以前，朱元璋對生活最深切的感受就是飢餓。飢餓感猶如利刃一遍遍颳著腸胃，一刀刀將對溫飽生活的渴望刻進了骨血之中。
公元1344年，朱元璋不滿十六歲，一場天災悄無聲息地逼近了生活在這片土地上的窮苦百姓。整整一個夏天沒有下半滴雨，耕地乾涸開裂，加之聲勢浩大的蝗災來襲，糧食顆粒無收，百姓只能以地瓜葉、野菜湯為食，個個餓得走不動道。更為致命的是，瘟疫趁虛而入，不費吹灰之力帶走了無數農民。朱五四一家也未能倖免，原本人丁興旺的九口之家竟去了四口。
天災剝奪了朱元璋童年時光裡為數不多的溫暖，再次讓他見識到世界的殘酷和冷漠。父母去世後，朱元璋兄弟向地主劉德討塊墳地，卻遭到無情拒絕；好不容易在好心人幫助下找到地方安葬父母，卻拿不出像樣的壽衣，只能用一條破草蓆裹了父母屍身草草埋掉；為了活下去，相依為命的兄弟倆各自逃命，朱元璋小小年紀便經歷了生離死別，更加渴望擁有衣食無憂的溫飽生活。
“兄為我哭，我為兄傷，皇天白日，泣斷心腸。”——《皇陵碑》朱元璋
大饑荒仍在持續，即便朱元璋進入皇覺寺當和尚，依然沒能解決溫飽問題。成為和尚的第五十一天，他不得不走出寺廟化緣，除去那身僧衣、一個木魚、一個瓦缽，他和滿大街蓬頭垢面的流民並沒有兩樣。
三年遊蕩讓朱元璋嚐遍人間疾苦，吃野菜啃草根、住破廟睡山洞，在飢餓難耐的時候從別人手裡搶吃的，替人背過屍、盜過墓、掘過墳。江湖兇險，朱元璋逐漸在和各色人等打交道的過程中，深刻地認識了人性。
公元1348年底，朱元璋重返皇覺寺，人們驚訝地發現，那個羸弱的小子已然蛻變為成人，眼睛裡的純真、熱情消失不見了，取而代之的是瘮人的涼薄和城府。生活的苦難磨鈍了他的痛感神經，他明白要活下去，就必須要心冷、心狠、鐵腕。在為了生存無所不用其極的流浪生活裡，朱元璋終於從一個逆來順受、溫順被動的農民，轉變為一個大膽狡黠、精於謀算的野獸。
因為貧窮，朱元璋始終在社會底層沉淪，甚至淪落到家破人亡、背井離鄉的地步；因為飢餓，朱元璋走投無路，只得投身從戎，參加農民起義，在腥風血雨之中殺出一條路，憑藉過人的膽識和殺伐果斷的魄力實現了從乞丐到開國皇帝的逆襲。
登基稱帝后，朱元璋沒有忘本，在長達三十一年的皇帝生涯裡，他曾不止一次提及自己的“農民”出身，常常以農民生存之艱辛來教育官吏。朱元璋的思想中仍然保留著農民作風和氣派，他希望建立一個衣食無憂的小農社會，人人有飯吃、有衣穿，不為生計而發愁。
在中國歷史上，朱元璋或許是唯一一個自始至終沒有放棄“農民理想”的起義領袖。他將“農民理想”作為構建明朝帝國藍圖的根本指導思想，為實現農民烏托邦而殫精竭慮，是當之無愧的“農民自己的皇帝”。
“朱元璋一生誠心愛民，尤其同情貧弱之人，一說起稼穡之艱苦，每每為之涕泣；他對於富豪大戶兼併他人土地，貪官汙吏榨取百姓錢財，深惡疾之，犯者必置諸法。”——《天潢玉牒》清人鄒潘
02 農民烏托邦社會之構建：以黃冊制度固定人口，解決農民衣食之憂，從根本上消除流民
流民是歷朝歷代統治者深感頭痛的存在。所謂“流民”，就是那些因無田可耕、無家可歸而不得不四處流浪的平民，他們在生死存亡邊緣徘徊，為了生存可以無所不用其極。對於社會而言，流民是難以控制的不安定因素，一旦他們內心對朝廷的不滿積聚到一定程度，就會揭竿而起，推翻當前的統治者。
明朝開國皇帝朱元璋就是最好的例子。他本來是農民出身，但元末一場大饑荒導致田地失收，無以為生的他只能成為流民，為了生存，不得不投身流民組成的起義軍，這才有了一番大作為。
在其位謀其事，身居九重的朱元璋發現歷朝歷代滅亡的原因看似紛繁複雜，歸根究底卻是沒有解決好兩個問題：其一是如何避免出現嚴重土地兼併，令農民有田可種、衣食無憂，不至於淪為流民；其二是如何避免帝王大權旁落於外戚、宦官之手。
對朱元璋而言，根絕皇權旁落的現象並不難。他大刀闊斧進行改革，廢除文武兩大最高權力長官丞相與大都督，令權力部門分權制衡，甚至利用錦衣衛來監督朝臣，種種舉措只為實現一個目標——誰也無法單獨對皇權形成威脅，朱元璋雖身居朝堂，卻能夠由上至下一管到底。
“今我朝罷丞相，設五府、六部、都察院、通政司、大理寺等衙門，分理天下庶務，彼此頡頏，不敢相壓，事皆朝廷總之，所以穩當。以後子孫做皇帝時，並不許立丞相。”——《皇明祖訓》
相比之下，民生問題反倒是難以解決的。倘若百姓沒有土地耕作、不能吃飽穿暖，那麼流民將不絕於社會，一旦流民聚集成龐大勢力，將是明朝統治的巨大隱患。
實際上，不管是作為農民，還是作為皇帝，朱元璋對理想社會的構想始終沒有變過：君主嚴明公正，又仁慈無比，輕徭薄賦；土地和財富近乎平均化，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貧而患不安；社會長幼有序，尊卑分明，君正臣良；人人盡忠職守，安於本分。倘若真能實現這一理想社會，流民帶來的一系列問題便不復存在了。
朱元璋非常清楚他的帝國建立在一盤散沙式的小農社會之上，想要製造近乎平均化的穩定社會，必須使盡可能多的人擁有屬於自己的土地，成為自耕農。
而他面臨的第一個攔路虎，便是通過土地兼併擁有大量土地的地主階級。明初朱元璋下詔否定地主階級的部分產權，將土地分給農民耕種，鼓勵貧農開闢荒地，甚至通過拖家帶口移民的手段，削弱地主富戶的勢力，使普天之下農民的土地分配大體平均。但不可否認的是，
只要土地私有化存在，那麼朱元璋便無法杜絕地主階級的再生。為了防止遍地都是的中小地主階級壯大、盤剝農民，朱元璋又推出一項治國舉措——在全國範圍內進行土地普查，建立魚鱗圖冊定賦稅，使地主難以通過隱瞞土地的方式逃避賦稅。
與此同時，朱元璋還下令進行全國人口普查，要求將戶籍登記造冊用以徵收賦稅，每十年更新一次，這就是黃冊制度。明初戶籍地籍登記非常詳細，不僅要精確註明個人的父母、親戚、配偶、子女，還要清晰記錄個人擁有土地數量多少、質量好壞。
根據洪武三十年戶部的統計數據顯示：帝國土地佔有數超過七頃的大戶，僅有一萬四千兩百四十一戶，而當時帝國戶數為九百四十九萬又七百一十三戶，較大的地主僅佔全體戶數的萬分之十五。可見，帝國百分之九十以上，都是小農。
在朱元璋看來，黃冊制度和魚鱗圖冊制度能夠使人口、戶口與土地形成一一對應的關係，將人口固定在土地上，降低人口的流動幾率，令明初的社會逐漸趨近於他心目中小農社會的理想狀態。
但農民僅僅擁有土地耕種是遠不足夠的，少年時期的大饑荒在朱元璋腦海中留下揮之不去的印象。他制定了僅三十稅一（約3%左右）的超低農業賦稅，減免遭災地區的賦稅，及時開倉濟民；開設惠民藥局，解決軍民求醫問藥難的問題；興建養濟院（相當於福利院）等民政福利設施，贍養無依無靠的貧民；興修水利工程，頒佈詔令要求種植桑麻，解決穿衣問題；嚴懲貪官汙吏，保護農民不受官僚體系欺壓。
農民的世界觀是靜態的，在他們看來，世界是永恆循環的。朱元璋希望建立一個永世不朽的固態帝國，流民這種不安定因素必須消除，為此他採取種種鐵腕政策將流民固定在土地上，讓其成為被馴服的小農。
在朱元璋的算盤裡，一個由無數自耕農組成的小農社會本質上近乎平均化，底層社會中的自耕農不會相互欺凌，亦不會相互融合壯大。於是，朱元璋用這種原子化的方法牢牢掌控著帝國中的每個人，整個社會在皇帝的指揮下呈現出整齊劃一的狀態。
03 農民烏托邦社會之覆滅：失去核心統治者，黃冊制度形式化，小農無田可種，遊民再度揭竿而起
在朱元璋搭建的小農烏托邦裡，他只需要盤踞在帝國中心，放射出無數條又黏又長的蜘蛛絲，編織出一張牢固緊密的靜態大網，就能遊刃有餘地控制整個帝國，讓被馴服的自耕農們心甘情願地為皇權服務。
控制這帝國一舉一動的，全仰仗於朱元璋這顆具有強迫症、不允許無序狀態的腦袋。然而，普天之下這樣的腦袋僅此一顆。
即便朱元璋為子孫後代操碎心，日理萬機之餘還不忘撰寫《皇明祖訓》，詳細教導後輩如何履行皇帝、親王的職責，寄希望於子孫能延續大明統治。但遺憾的是，朱元璋的子孫長於深宮婦人之手，大多是些紈絝子弟，難成大器，更別提維持大明這臺社會大機器的運轉了。
原本在朱元璋的規劃下，只要嚴格執行黃冊制度和魚鱗圖冊制度，就能夠監管土地與人口變動，把控社會上各階級人員的變動和土地流向。然而，朱元璋的子孫們沒能如先輩所願。
明朝中後期，黃冊制度和魚鱗圖冊制度已名存實亡，通過地方官吏普查收集上來的數據經過篡改，根本無法反映出當下的社會現狀。“無田之家其冊乃有田，有田之家其輕重多寡皆非的數，名曰黃冊，實為偽冊也。”——《天下郡國利弊書》顧炎武
晚明時期，土地兼併現象越來越嚴重，成為明朝的心腹大患，甚至導致了空前的財政危機。許多地方官吏編造圖冊時流於形式，甚至與地主階級合謀隨意編寫圖冊數據，致使優質土地大量落入地主之手。
社會上出現了大量無田可耕的農民，而黃冊上卻完全沒有顯示。失去土地的自耕農喪失了生活來源，為求生計只能成為佃戶，替地主耕作土地，他們不僅要承受自然災害的摧殘，還要承擔應向朝廷繳納的賦稅。然而，國家賦稅向來以黃冊和魚鱗圖冊的數據作為基本依據，這些數據與現實情形大相徑庭，這直接導致自耕農不得不承擔遠超標準的定額賦稅。
為了逃避過高的賦稅，他們只能背井離鄉，另謀生計。而這群人流入社會後，多數會成為流浪者、乞丐、地痞、流氓等等。朱元璋最不願看到的事情發生了——流民出現了。
明朝隆慶萬曆年間，內閣首輔張居正提出實施新政，試圖以“一條鞭法”重新丈量和分配土地，讓小農之家有田可種，讓流民再度迴歸土地。可惜的是，張居正病逝後，萬曆皇帝對張居正改革進行殘酷清算，使得稍有轉機的明朝重走下坡路。
雪上加霜的是，明朝萬曆後期至天啟年間正是“小冰河期”，全國氣候極度寒冷，糧食減產帶來饑荒，自然災害頻繁發生，鼠疫蔓延，百姓民不聊生，再加上北方遊牧民族屢屢南下，搶奪糧草和土地，致使天下大亂，狼煙四起。
嚴重的土地兼併導致明朝國庫連年虧空，財政堪憂，而戰爭又帶來大量遼餉的需求以及清兵的肆意掠奪，明朝百姓不得不承擔沉重的賦稅。長此以往，百姓自然苦不堪言。
公元1627年，陝西澄城飽受飢餓之苦的流民發起暴動，拉開了明末流民起義的序幕。本在驛站當差的李自成，因明朝節省開支裁撤驛站而失去生計；河南人張獻忠曾參過軍、做過捕快，最後卻被辭退。沒有活路、淪為流民的李自成和張獻忠最終揭竿而起，走上了多年前朱元璋的老路。朱元璋一手打造的小農烏托邦自此土崩瓦解。
張宏傑在《倒退的帝國》中指出，“朱元璋開創的三百年大明是中國歷史上最穩定的朝代之一。”朱元璋以靜態的農民思想打造了一個封閉的、內向的、反競爭的社會。作為大明王朝的掌舵人，朱元璋非常清楚，只要解決好農民們最關心的土地以及溫飽問題，就能最大限度地避免出現流民現象，維持農民烏托邦的持續運轉。
然而，即便朱元璋設計出再精密、再完美的制度，來控制整個社會的運轉也無濟於事，不僅僅是因為世界上只有一個能夠掌控大明帝國的朱元璋，更因為以靜態世界觀為主導的小農烏托邦永遠無法從容應對動態變化著的世界帶來的種種挑戰。而後者，才是導致朱元璋的小農烏托邦崩潰的根本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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