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沒有“誓碑”只有此相關之誓言

宋朝沒有“誓碑”只有此相關之誓言

2020年3月4日

張傳倫

兩宋最有名的一座碑,叫“誓碑”,《全宋文》稱“戒碑”。相傳碑的內容是宋太祖為警戒後世子孫不準殺上書言事的士大夫、文臣,故立此碑。


宋朝沒有“誓碑”只有此相關之誓言

《全宋文》


可以說這是趙宋王朝最得歷代士子、讀書人讚揚的盛德,封建社會鮮有不殺文臣的帝王,向有“文死諫,武死戰”之謂。而兩宋傳國十八帝,享國祚319年,超過李唐前朝,當與此不殺文士之國策不無關聯。

宋太祖建國於公元960年,距今千年間,是否真有此“誓碑”存在,秘藏於太廟,非繼任皇帝不得一見,只供皇帝尊拜、謹誓。

此事一直是個難解之謎,但勿庸置疑的是開國皇帝趙匡胤有此誓言而未必立此“誓碑”。


宋朝沒有“誓碑”只有此相關之誓言

趙匡胤像


“誓碑”事最早錄入陸游所著《避暑漫抄》。

陸游南宋大詩人,此書若真為陸所作,尚有一定可信度。問題是經後世研究鑑別此書乃明朝人假陸游之名的託作。

明朝人好事,文人尤甚。每每喜好自撰詩文,假託宋賢之名,企盼流佈天下,多為文名不彰而又不甘沉寂的落魄書生所為,又與書商串通,肯下本錢刻書妄題名家以射利,而此等文人杜撰之心態往往很複雜。

但不乏佳作傳世,最富傳奇色彩的是明人託岳飛之名而作的《滿江紅.怒髮衝冠》。

明人不獨託武將威名,亦重文士炫其才,藉以欺世盜名,乃有冒用詩人陸游之名而作《避暑漫抄》,所見最早的本子刻於明嘉靖年間。宋元兩代正史稗傳均無此書傳世記載,大抵可為《避暑漫抄》載宋太祖“誓碑”藏於太廟為後世好事者所杜撰之明證,這情形絕似《滿江紅.怒髮衝冠》。此詞宋元年間無人知曉,明中葉才始流傳開來,稍具史思之人,很容易得岀結論,岳飛的詩詞,宋太祖的誓碑怎會不見於當世呢?

宋朝沒有“誓碑”只有此相關之誓言

明朝人假陸游之名的託作《避暑漫抄》


《避暑漫抄》雖非宋人所作,然此書敘事甚佳,引人入勝,厥為有明一代好事好文好篡野史的文章高手之妙撰,奇文共欣賞,頗堪一閱,亦可應和國人讀史“只重是非,不重真偽”的史學觀,茲錄如左:

“藝祖受命之三年,密鐫一碑,立於太廟寢殿之夾室,謂之《誓碑》,用銷金黃幔蔽之,門鑰封閉甚嚴。因敕有司,自後世享及新太子即位,謁廟禮畢,奏請恭讀誓詞。是年秋享,禮官奏請如敕,上詣室前,再拜升階,獨小黃門不識字者一人從,餘皆遠立庭中。黃門驗封啟鑰,先入焚香、明燭、揭幔,亟走岀階下,不敢仰視。上至碑前再拜,跪瞻誦訖,復再拜而岀,群臣及近侍不知所誓何事。自後列聖相承,皆踵故事,歲時伏謁,恭讀如儀,不敢漏洩。雖心腹大臣如趙韓王、王魏公、韓魏公、富鄭公、王荊公、文潞公、司馬溫公、呂許公、(呂)申公皆天下重望,累朝最所倚任,亦不知也。

靖康之變,犬戎入廟,悉取禮樂祭祀諸法物而去,門皆洞開,人得縱觀。碑高七八尺,闊四尺餘,誓詞三行,一雲:‘柴氏子孫有罪,不得加刑。縱犯謀逆,止於獄中賜盡,不得市曹刑戮,亦不得連坐支屬。’一雲:‘不得殺士大夫及上書言事人。’一雲:‘子孫有渝此誓者,天必殛之。’後建炎中,曹勳自虜中回,太上寄語云:‘祖宗誓碑在太廟,恐今天子不知云云’。”

太上是宋徽宗,曹勳乃南宋官員,奉使金國自虜地回江南,著《北狩見聞錄》,載記多事實,然舊時臣子,又夾在聖上和太上之間,絕不敢據實完錄,錄中破綻已現,只從筆者錄其上述兩節中不難窺見,既然《誓碑》中鑿鑿刊明“自後列聖相承,皆踵故事,歲時伏謁……”


宋朝沒有“誓碑”只有此相關之誓言

《北狩見聞錄》

徽宗又豈能託曹勳寄語高宗恐其不知太廟有祖宗誓碑云云?!

據《全宋文》卷七所記“戒碑”內容凡56字,與《避暑漫抄》只有一字之差,“顯戮”與“刑戮”之別。

要知《全宋文》亦非宋人輯編,成書於當代。

今人有知“誓碑”者,大多隻知內容為不殺上書言事之文人,而不明只是後兩句涉及“不得殺士大夫及上書言事人……”前面大部是說寬待前朝柴氏子孫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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