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的“重文輕武”有深刻的歷史背景，作為從五代十國亂世中脫穎而出的小朝廷，趙匡胤深知武人專權的危害，如果不早做準備，難保北宋不會變成五代之外的“第六代”。
打壓軍人，單單靠“杯酒釋兵權”是不夠的，趙匡胤較其前任的眼光高的不止一籌，他創造性的從制度和文化兩個方面來壓制軍權。制度上，北宋把調兵權、統兵權、握兵權三權分離，殿前司、侍衛馬軍司、侍衛步軍司三衙平列分立，全都握有兵權，卻無調兵權。樞密院掌握調兵權。通過權力分離相互制衡的做法來避免某一方做大，從根本上杜絕了五代武將專權的出現。
文化上宋朝大力提倡科舉，發展經濟。萬般皆下品，惟有讀書高就出自北宋作家汪洙《神童詩》，讀書人以做文官為榮，以做武官為恥，以至出現宋仁宗時期想調嫻熟弓馬的文官去掌管軍隊屢屢被拒絕的情況。
重文輕武也帶來了很多好處，最直接的就是經濟發達，科技進步。許多文獻認為北宋是中國兩千年封建社會經濟最發達的時期，有一定道理。經濟上的發達雖然不能轉化為軍事上的優勢，但內部矛盾大大減少，雖也有宋江、方臘等起義，但規模小，影響有限，很快被撲滅。中國古代的農民起義多發生在王朝末期土地矛盾尖銳或者長期天災以後，北宋享國日短，土地矛盾還沒有爆發出來，加之王安石變法釋放了一部分矛盾，所以如果不是外敵入侵，宋朝延續國祚問題不大。
不僅如此，同期天文學、數學、醫藥學、火藥、指南針、活字印刷術、造船技術都有很大的發展，如果按照這個思路推演下去，北宋誕生第一次工業革命都不奇怪。
但問題來了，過於重文輕武，導致軍隊實力大大下降，做個城管，抓抓土匪綽綽有餘，對付彪悍的遊牧民族就大大不如了。
從歷史統計數據來看，北宋雖然重文輕武，但輕的是武將，軍隊人數並不少，比如說豹子頭林沖，就是東京八十萬禁軍教頭，而當年東京淪陷，金兵滿打滿算也不過七八萬人，人數上處於絕對劣勢，卻能長驅直入，如入無人之境，不能不說：兵熊熊一個、將熊熊一窩。
但話說回來，南宋能如此上下齊心，同仇敵愾，與長期的文化教育有很大關係。北宋推崇的科舉文化，徹底摒棄了長期以來影響寒門子弟的門閥制度，給了許多讀書人出人頭地的機會，這些人讀聖賢書，立天地心，殺身成仁、捨生取義，文天祥、陸秀夫、張世傑都是讀書人出身，正是因為有他們，南宋才能抵抗那麼久。
元朝走上了另外一個極端，作為落後生產力的代表，蒙古人依仗強大的戰鬥力優勢橫掃歐亞，不僅北宋擋不住，印度、阿拉伯、俄羅斯、波蘭也都被他收拾的一乾二淨，整個地球人都擋不住蒙古人，這麼說南宋失敗也就可以接受的，不僅如此，在單兵戰鬥力大大弱於對方的前提下，南宋能抗擊多年，還在釣魚臺擊殺蒙哥，已經是不容易了。
但“馬上的天下，卻不能馬上治天下”。蒙古人佔領了肥沃的土地，卻壓根沒有想好怎麼去經營。甚至有官員提出把南人的土地歸化為牧場，繼續過他們的放馬牧羊的生活。所謂“重武輕文”，說到底就是蒙古人社會管理水平太低了，甚至說根本就沒有。這與歐洲早年日耳曼蠻族侵入西羅馬帝國是一個情境，據歐洲歷史記載，早年的日耳曼蠻族甚至連收稅都不會，被諷刺為可以佔領國土卻不會統治國土。蒙古人也好不到哪去，他們不僅拒絕繼承先進的中華文明，還推行種族主義，人分四等，極端鄙視漢人，隔絕漢文化，抱殘守缺，堅持自己落後的生產方式不動搖。
不僅如此，蒙古人傳統的繼承製度在建國以後也受到巨大挑戰，內鬥不斷，縱然中間出現了一兩個頭腦較為清醒的皇帝，比如提倡科舉的元仁宗，依舊無法改變骨子裡的草原基因。
如此這般，王朝快速衰敗也就不奇怪了。等到元末黃河大水，天災加上人禍，有人登高一呼，天下英雄自然雲起響應。被壓制百年的漢文化如同潛藏乾涸河底的老魚，嗅到了雨水的氣息，挺身一躍，再次爆發出蓬勃的生命力。
閱讀更多 呆萌小楠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