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語：自古以來，無論是東方世界還是西方世界，法治與德治，始終作為人類歷史上治理國家、規範社會、約束行為兩種基本的方式。古代希臘和古代中國分別是作為這兩種方式的最有代表性的發源地。

西方價值倫理的差異

東西方文化有太多的差異，其中一個最為顯著的差異就是：中華文化注重群體價值——中國人非常強的群體意識，這也是中國文化的內核；與群體、集體、家族、大家、家國等等相比，個人顯得渺小且微不足道。西方文化源自於古希臘的，非常注重個體、個人、主體、自我等等，是一種"個人本位"的文化。根據這種文化，集體、群體、大家、國家再怎麼重要，也是由一個一個的人構成的，因此從根本上來說，一切源於個人、個體。這也不難理解為何在英文中，"我"——"I"永遠是大寫的。

希臘文明

個體、自我、"I"顯然是次要的。正因為這樣，在中國歷史上，社會關係、倫理關係、人際關係非常重要。中國哲學史上不曾出現過面對這個世界，追問它從哪裡來，到哪裡去，本性如何？那是古希臘人的思考；希臘人為什麼這麼想？這跟希臘的自然地理環境以及經濟生活方式有關。中國古人思考的則是人性、人際、人倫，特別是人與人之間的倫常、等級關係。儒家思想實際上就是叫人如何做人的教學，它告訴人們怎麼交往、怎麼對待親人、君臣、朋友、師生等等。

華夏文明

在古代中國，倫理學和哲學可以等同。與之相反，中國人關於水滴與大海關係的那樣一種理解在西方的文化中是得不到認可的。在西方，事情正好相反：正是有了水滴、單獨一條條的河流才能夠最終匯聚成江河湖海。因此，重要的不是江河湖海，而是水滴。西方人講的"個人主義"，是一種文化理念，即西方人的一種價值取向：個體價值最重要，"我"最重要，因為"我"是一切的出發點、立足點，也是中心點、歸宿點。用哲學的語言講，這叫做"主體性意識"或"自我意識"。正是這樣的自我意識覺醒，使得西方人的血緣親情觀念非常淡薄，西方子女往往年滿18歲就會獨立出去，自立門戶，這也是他們看來集體主義不是特別重要，個人主義更為重要的體現。

古希臘地圖

與之相比，中國人則更加講究血脈親情，重視血脈聯繫起來的關係網絡。這個"血"，即血緣、血統、血脈。世界上每一個延續到了今天的古老民族，都曾經歷過遠古時代的原始氏族社會，生產力、文明程度極其低下。社會成員靠原始的、以血緣為紐帶的淳樸道德、風俗習慣來維繫、管理。"國家"這種文明時代的社會形態還沒有出現。從公元前1000年左右開始，古埃及人、巴比倫人、希伯來人、印度人、波斯人、希臘人、華夏人都逐步、先後告別了氏族社會，走向文明、走向國家形態。這種進步是有代價的，希臘人是通過徹底撕裂和血緣氏族的關係，而中國人則是在血緣網絡的基礎上逐步緩慢地進步和發展成國家形態。

中西方治理方式的差異

通過比較希臘文明和華夏文明在治理方式上的差異，即法治和德治的差異，可以瞭解法治精神與德治觀念的來源。古希臘文明是今天整個西方文化的搖籃，不管是科學、哲學、藝術，還是歷史、政治、法律，都來源於古希臘的城邦國家（除了宗教———基督教不是從希臘產生的）。從農業條件來看，希臘位於巴爾幹地區，這一地區的自然地理環境實在是太貧瘠了。這一點，與華夏文明的自然地理條件（黃河、長江流域的農業條件）相比就差得太遠了。由於土壤貧瘠，農耕條件差，古代希臘人在部落裡待著就活不下去。

希臘城邦

工商業的發展必然伴隨著海外拓展和航行活動，這就產生了三種關係：

希臘繪畫藝術

雅典社會中"公民"這個概念，就是擁有私人財產，因而有著獨立人格和自由意志的人。他們不再認可雅典社會中的長老、不再受制於各種道德教條的約束，不再迷信長者的權威。為此，要對這樣的人進行管理就必須依靠某種"物化"的東西，其公信度、可靠性就像貨幣一樣，其約束力就像商業契約一樣，大家制定，人人遵循。這個東西，就是法律。西方意義的國家就此產生了。具體過程，當然與一些傑出的、開創性的政治人物直接相關。比如梭羅改革，就奠定了雅典城邦民主共和制度的基礎，在經濟、政治、外交、軍事各方面制定了法規；再就是伯里克利擔任雅典執政官期間的改革與發展，使雅典民主制到達了鼎盛。

梭倫改革

如今的西方人普遍接受人類文明是由"自然狀態"（氏族社會）向"社會狀態"（文明國家）過渡的觀念。17世紀以後，許多西方思想家描繪了這種過渡的歷程，如霍布斯、洛克、孟德斯鳩、盧梭等。他們共同的一個觀念就是所謂的"社會契約"：為了避免人的自然屬性（生存競爭、你死我活、"人對人像狼"）的惡性發作，大家坐下來商量、討論、談判，解決"什麼東西應該保留、保護，什麼東西應當交出來，交給國家或法律或政府來行使"這樣的問題；談判的結果就是：依靠政府的公信力、法律的權威性和國家的影響力來達到管理的目的。

西方的法治精神形成過程中誕生了以商業精神、商業模式為主的商業文化。縱覽世界歷史，無論是古典的民主、法治國家，還是近現代的法治共和國，幾乎都是由市場配置經濟資源的國家，雅典城邦共和國算是第一個。商業民族追逐利益，奉行實用主義和利己主義精神。

華夏農耕文明

與西方文明相比，以農業文明為主要特徵的華夏人就顯得更加平和，也更加樸實了，他們奉行埋頭苦幹，不講究投機取巧。中國人從來信奉"實幹興邦""天道酬勤"，這也是所有以農業為主社會的特徵。商業民族信奉的一條特別重要的生存法則是"談判取勝"。雙發設計的利益糾葛只要做到談判桌前，就沒有談不成的，無非是利益的讓步和妥協而已。凡事能商量，任何事情都可以看做交易，都可以通過談判解決，包括政治問題。

華夏"德治"觀念的形成

和世界各民族一樣，中國古代社會也經歷了從氏族、部落、部落聯盟到部落國家的過程。大禹的兒子啟，首創了"世襲制度"，也就是最早的宗法政治制度，其特徵是以血緣為紐帶、根據親疏關係來確定政治社會身份和經濟利益。古代中國，沒有出現過恩格斯所比喻的發生在古希臘的那種"炸燬"氏族制度的情況，氏族轉化為國家，是"和平演變"過來的。酋長變成了國王，巫師變成了大臣，打仗有功的戰士成了將軍，一般部落成員則成了臣民。除了外出征戰，我們的老祖宗——華夏族群部落從來沒有離開過自己的家園，家庭、家族關係因血緣、血統的連接而一貫穩固、牢不可破，這跟古希臘人不得不背井離鄉、漂洋過海出外謀生的情況大不相同。

原始氏族社會

與世界上其他古老文明相比，華夏文明處於地球的溫帶、亞熱帶地區，培育了華夏的農業社會及其文化，孕育、產生、發展了溫和、自足、中庸、寬容、閒適的民族品性和生活態度；生活資料的充足（至少不十分匱乏），使人們的勞作、居住、交往相對穩定，大規模遷徙甚至遠涉重洋的情況從來沒有，完全不像古希伯來人、古希臘人、古羅馬人、古波斯人、古阿拉伯人，也不像中國北方的諸多遊牧民族那樣。這就形成了中國人崇尚家庭、宗族、家國、家園的觀念，提倡維護家庭和睦，立志報效國家，養育子女、孝順父母、和睦鄰里，也培養了人們埋頭苦幹的實幹精神和堅韌不拔、吃苦耐勞的品質。同時農業文明的穩定性使得人們不喜歡背井離鄉，而是長久以來穩定地居於一處，不像商業文明一樣愛好征服海洋、漂流四方。

遊牧民族

具體來說，家庭演變為家族，由家族演變為氏族，由氏族演變成部落，由部落至於部落聯盟，最後演變成了部落國家及部落國家聯盟，出現了依據血緣親疏關係而推行的"分封"制度，分封制又蛻變為中央集權的封建專制帝國。於是，華夏社會就完成了《禮運·大同篇》裡描述的"天下為公"到《禮運·小康篇》裡描述的"天下為家"的轉變。夏啟是實行世襲制的第一人。世襲，就是國家大權掌握在一姓人手中，並且依靠血緣關係由上一任選拔繼承者，由此而往，一代代傳承下去。這是氏族制度以家庭、血緣為基礎衍化、演變的必然結果。家天下制度的成熟版本，是周代，其表現，一是宗法制，一是分封制。

宗法制示意圖

宗法制的內容主要是"父家長"（父王）和嫡長子（太子），如此傳承下去（只不過，在後來千百年皇家傳承歷史中，有許多王朝並沒有嚴格地按照嫡長子即位的制度來延續帝統；到了清代，這個制度就基本沒有執行）。分封制，就是周天子根據血緣親疏、兄弟子侄等等來封賞諸侯，把某一片土地和人民封給他，讓他成為那片地方的王或侯或主人，成為統治者；這個王或侯還可以根據自己的兄弟子侄關係再往下封，一層一層這麼封下去，整個國家就在這個網狀的結構下來治理。很顯然，這樣的情況很容易發生地位越高的統治者至之於被統治者實際權利越低的狀況，不像秦漢時期實行的郡縣制，帝王掌握至高的權利，並且隨心分配給地方可以收回的權利。分封制的結果是到了東周以後（春秋、戰國），周天子果然被諸侯架空，於是天下大亂，孔子謂之"禮崩樂壞"。

孔子

相反，"德治"更管用，不過是氏族時代原始道德規範的改進而已：西周的道德很簡單：慈、孝、友、悌。其實秦漢實行一統天下的郡縣制以後，其德治也不算複雜：核心就是儒家的"三綱五常"（君為臣綱、父為子綱、夫為妻綱，仁、義、禮、智、信），說到底，就是"忠、孝"二字，甚至只有一個"孝"字：百事孝為先，孝是忠的前提，忠是孝的歸宿。"忠臣出於孝子之門"，統治者當然看重這個"孝"。中國古代歷朝歷代對孝極為推崇，都有規定：在位官吏無論職位大小，如遇父母之喪，必須去官回鄉，"丁憂三年"。因此，儘管秦始皇廢除了分封制、結束了春秋戰國的動盪，卻繼承了宗法制（皇權世襲），而宗法制（注重血緣、親緣關係）必然不是靠"法"來治，而是靠"德"來治（核心是忠、孝這兩大德）。兩千多年下來，基本都是這樣，很少例外。

秦始皇

先秦思想家留下來的道德倫理治國方案有三種：儒家的"德治"、法家的"法治"（不是現代意義的法治，而是嚴刑峻法、高壓政策）、道家的"無為而治"。秦始皇用的是法家之策，漢初用的是道家之術（所謂的"文景之治"）。"秦始皇"的"焚書坑儒"顯然行不通，官逼民反、天下大亂；文景之治也只是權宜之計。於是，能夠行之有效、管長遠的，只能是孔、孟倡導的"德治"了。因此我們說倫理治國，也就是"儒學治國"。這個功勞屬於董仲舒：他向漢武帝建議"罷黜百家，獨尊儒術"。這一罷、一尊，就是兩千年。

董仲舒

幾千年來，儒家思想作為封建社會的正統思想，受到歷代統治者的推崇，原因就是它自由一派宣教和思想體系。比如以文育人、以文化人、以文治人，即"德治"；其要點是控制人心，其綱領是三綱五常，其核心是忠、孝。用儒家思想治國，就是要統一、引導、規勸、約束人的思想，道德的教化功用就在這裡。統治人民，不但需要嚴刑峻法，更需要文化懷柔和道德訓誡。就教化而言，儒家的確比法家（死、傷、毀）、道家（無序、凌亂）管用，而且成本低、效率高。不過崇尚儒學的統治者並非那麼溫良無害，在自己的權威受到挑戰時，他們會毫不猶豫展現自己殘暴的一面（看看漢武帝、唐太宗、朱元璋、雍正吧）。

"德治"思想的弊端

德治（倫理治國、獨尊儒術）的確成功地維護了專制王朝兩千多年，但我們民族卻付出了巨大的代價。首先是遏制了人的思想。現在幾乎公認這樣一點：中國歷史上最有思想的時代是"春秋戰國"時期，又叫"

陸九淵

其次是抑制、堵塞了發明創造。儒家文化是"倫理型"文化，注重人際關係、社會秩序、等級制度；西方文化則是"工具型"文化，注重認識世界、索取自然、造福於人。雖然"五四"新文化運動曾經造成了矯枉過正，把我們民族傳統文化的一些優秀的、有生命力的東西一概否定，還主張"全盤西化"；但新文化運動的功績是無論如何不能抹殺的，不僅僅是它傳播了新的進步的思想，它還為後世播撒了民主和法治的種子。現在提倡的建設民主和法治社會以及"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中國夢"最早就可以追溯到五四時期。

民主、法治建設的現實依據

現在我們不妨來談及新時期以來的民主和法治建設。"五四"運動所傳習的"民主"和"科學"思想，以及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裡的"法治、自由、平等、公正"，這些概念及其內涵，並非我們傳統文化所有，儒家思想也根部不可能提出科學、民主、自由、平等、法治這些具有先進性的思想來（儘管某些因素、表述、萌芽還是有的，比如孟子的民本思想）。

我們都知道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具有如下三個層面的意義：國家、社會、個人。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社會層面的意義舉足輕重，它上通國家層面，下接個人層面，是我們國家健康發展、凝聚人心、立於世界民族之林的支撐，又是老百姓個人生活幸福、工作順利、精神健全的保證。故"自由、平等、公正、法治"極其關鍵。在"五四"運動時期，青年學生和先進知識分子高舉"德先生"和"賽先生"兩面大旗，時至今日，儘管科學已經立下赫赫功勞、深入人心；民主卻有各種各樣的解讀，甚至有人噤若寒蟬，故仍然有必要加以闡釋。

孟子

民主這個概念來自西方，這是沒有爭議的。孟子曾有民本思想，說"民為本，社稷次之，君為輕"孟子是在春秋戰國那個動亂年代講這番話的，漢武帝採納董仲舒的"獨尊儒術"以後，這個民本的思想就很少被統治者提及了。皇權至尊、天下歸一，怎麼可能"民本君輕"呢？朱元璋就非常痛恨孟子的這個思想，曾下令不得傳習。"民主"的含義和"民本"的含義是不一樣的。民本講的是一個"主次"關係：民第一，江山社稷次之，君最後；民主講的是一個"主僕"關係：人民是國家的主人，政府、官吏是人民的公僕。真正的民主，其核心含義是主權在民，或人民授權。毛澤東同志早就講過："我們的責任，是向人民負責""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這裡的要義是"人民當家做主"，跟"為民做主"的封建意識完全不同。

民主和法治的觀念的種子雖然來自於西方，真正植根的卻是文明東方的土壤之中。縱觀中華文明幾千年的發展史，也是一部文明繁衍，國家昌盛，人民安居樂業的歷史，因此利用民主和法治的思想造福人民就是目前不應該停止的事業。民主和法治事業是一項值得永遠探索和發展的事業，只有不斷髮展創新，推陳出新，才能使得民主法治深入人心，社會更加文明。

閱讀更多 小陳講說歷史 的文章

關鍵字: 倫理 政治 基督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