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语：自古以来，无论是东方世界还是西方世界，法治与德治，始终作为人类历史上治理国家、规范社会、约束行为两种基本的方式。古代希腊和古代中国分别是作为这两种方式的最有代表性的发源地。

西方价值伦理的差异

东西方文化有太多的差异，其中一个最为显著的差异就是：中华文化注重群体价值——中国人非常强的群体意识，这也是中国文化的内核；与群体、集体、家族、大家、家国等等相比，个人显得渺小且微不足道。西方文化源自于古希腊的，非常注重个体、个人、主体、自我等等，是一种"个人本位"的文化。根据这种文化，集体、群体、大家、国家再怎么重要，也是由一个一个的人构成的，因此从根本上来说，一切源于个人、个体。这也不难理解为何在英文中，"我"——"I"永远是大写的。

希腊文明

个体、自我、"I"显然是次要的。正因为这样，在中国历史上，社会关系、伦理关系、人际关系非常重要。中国哲学史上不曾出现过面对这个世界，追问它从哪里来，到哪里去，本性如何？那是古希腊人的思考；希腊人为什么这么想？这跟希腊的自然地理环境以及经济生活方式有关。中国古人思考的则是人性、人际、人伦，特别是人与人之间的伦常、等级关系。儒家思想实际上就是叫人如何做人的教学，它告诉人们怎么交往、怎么对待亲人、君臣、朋友、师生等等。

华夏文明

在古代中国，伦理学和哲学可以等同。与之相反，中国人关于水滴与大海关系的那样一种理解在西方的文化中是得不到认可的。在西方，事情正好相反：正是有了水滴、单独一条条的河流才能够最终汇聚成江河湖海。因此，重要的不是江河湖海，而是水滴。西方人讲的"个人主义"，是一种文化理念，即西方人的一种价值取向：个体价值最重要，"我"最重要，因为"我"是一切的出发点、立足点，也是中心点、归宿点。用哲学的语言讲，这叫做"主体性意识"或"自我意识"。正是这样的自我意识觉醒，使得西方人的血缘亲情观念非常淡薄，西方子女往往年满18岁就会独立出去，自立门户，这也是他们看来集体主义不是特别重要，个人主义更为重要的体现。

古希腊地图

与之相比，中国人则更加讲究血脉亲情，重视血脉联系起来的关系网络。这个"血"，即血缘、血统、血脉。世界上每一个延续到了今天的古老民族，都曾经历过远古时代的原始氏族社会，生产力、文明程度极其低下。社会成员靠原始的、以血缘为纽带的淳朴道德、风俗习惯来维系、管理。"国家"这种文明时代的社会形态还没有出现。从公元前1000年左右开始，古埃及人、巴比伦人、希伯来人、印度人、波斯人、希腊人、华夏人都逐步、先后告别了氏族社会，走向文明、走向国家形态。这种进步是有代价的，希腊人是通过彻底撕裂和血缘氏族的关系，而中国人则是在血缘网络的基础上逐步缓慢地进步和发展成国家形态。

中西方治理方式的差异

通过比较希腊文明和华夏文明在治理方式上的差异，即法治和德治的差异，可以了解法治精神与德治观念的来源。古希腊文明是今天整个西方文化的摇篮，不管是科学、哲学、艺术，还是历史、政治、法律，都来源于古希腊的城邦国家（除了宗教———基督教不是从希腊产生的）。从农业条件来看，希腊位于巴尔干地区，这一地区的自然地理环境实在是太贫瘠了。这一点，与华夏文明的自然地理条件（黄河、长江流域的农业条件）相比就差得太远了。由于土壤贫瘠，农耕条件差，古代希腊人在部落里呆着就活不下去。

希腊城邦

工商业的发展必然伴随着海外拓展和航行活动，这就产生了三种关系：

希腊绘画艺术

雅典社会中"公民"这个概念，就是拥有私人财产，因而有着独立人格和自由意志的人。他们不再认可雅典社会中的长老、不再受制于各种道德教条的约束，不再迷信长者的权威。为此，要对这样的人进行管理就必须依靠某种"物化"的东西，其公信度、可靠性就像货币一样，其约束力就像商业契约一样，大家制定，人人遵循。这个东西，就是法律。西方意义的国家就此产生了。具体过程，当然与一些杰出的、开创性的政治人物直接相关。比如梭罗改革，就奠定了雅典城邦民主共和制度的基础，在经济、政治、外交、军事各方面制定了法规；再就是伯里克利担任雅典执政官期间的改革与发展，使雅典民主制到达了鼎盛。

梭伦改革

如今的西方人普遍接受人类文明是由"自然状态"（氏族社会）向"社会状态"（文明国家）过渡的观念。17世纪以后，许多西方思想家描绘了这种过渡的历程，如霍布斯、洛克、孟德斯鸠、卢梭等。他们共同的一个观念就是所谓的"社会契约"：为了避免人的自然属性（生存竞争、你死我活、"人对人像狼"）的恶性发作，大家坐下来商量、讨论、谈判，解决"什么东西应该保留、保护，什么东西应当交出来，交给国家或法律或政府来行使"这样的问题；谈判的结果就是：依靠政府的公信力、法律的权威性和国家的影响力来达到管理的目的。

西方的法治精神形成过程中诞生了以商业精神、商业模式为主的商业文化。纵览世界历史，无论是古典的民主、法治国家，还是近现代的法治共和国，几乎都是由市场配置经济资源的国家，雅典城邦共和国算是第一个。商业民族追逐利益，奉行实用主义和利己主义精神。

华夏农耕文明

与西方文明相比，以农业文明为主要特征的华夏人就显得更加平和，也更加朴实了，他们奉行埋头苦干，不讲究投机取巧。中国人从来信奉"实干兴邦""天道酬勤"，这也是所有以农业为主社会的特征。商业民族信奉的一条特别重要的生存法则是"谈判取胜"。双发设计的利益纠葛只要做到谈判桌前，就没有谈不成的，无非是利益的让步和妥协而已。凡事能商量，任何事情都可以看做交易，都可以通过谈判解决，包括政治问题。

华夏"德治"观念的形成

和世界各民族一样，中国古代社会也经历了从氏族、部落、部落联盟到部落国家的过程。大禹的儿子启，首创了"世袭制度"，也就是最早的宗法政治制度，其特征是以血缘为纽带、根据亲疏关系来确定政治社会身份和经济利益。古代中国，没有出现过恩格斯所比喻的发生在古希腊的那种"炸毁"氏族制度的情况，氏族转化为国家，是"和平演变"过来的。酋长变成了国王，巫师变成了大臣，打仗有功的战士成了将军，一般部落成员则成了臣民。除了外出征战，我们的老祖宗——华夏族群部落从来没有离开过自己的家园，家庭、家族关系因血缘、血统的连接而一贯稳固、牢不可破，这跟古希腊人不得不背井离乡、漂洋过海出外谋生的情况大不相同。

原始氏族社会

与世界上其他古老文明相比，华夏文明处于地球的温带、亚热带地区，培育了华夏的农业社会及其文化，孕育、产生、发展了温和、自足、中庸、宽容、闲适的民族品性和生活态度；生活资料的充足（至少不十分匮乏），使人们的劳作、居住、交往相对稳定，大规模迁徙甚至远涉重洋的情况从来没有，完全不像古希伯来人、古希腊人、古罗马人、古波斯人、古阿拉伯人，也不像中国北方的诸多游牧民族那样。这就形成了中国人崇尚家庭、宗族、家国、家园的观念，提倡维护家庭和睦，立志报效国家，养育子女、孝顺父母、和睦邻里，也培养了人们埋头苦干的实干精神和坚韧不拔、吃苦耐劳的品质。同时农业文明的稳定性使得人们不喜欢背井离乡，而是长久以来稳定地居于一处，不像商业文明一样爱好征服海洋、漂流四方。

游牧民族

具体来说，家庭演变为家族，由家族演变为氏族，由氏族演变成部落，由部落至于部落联盟，最后演变成了部落国家及部落国家联盟，出现了依据血缘亲疏关系而推行的"分封"制度，分封制又蜕变为中央集权的封建专制帝国。于是，华夏社会就完成了《礼运·大同篇》里描述的"天下为公"到《礼运·小康篇》里描述的"天下为家"的转变。夏启是实行世袭制的第一人。世袭，就是国家大权掌握在一姓人手中，并且依靠血缘关系由上一任选拔继承者，由此而往，一代代传承下去。这是氏族制度以家庭、血缘为基础衍化、演变的必然结果。家天下制度的成熟版本，是周代，其表现，一是宗法制，一是分封制。

宗法制示意图

宗法制的内容主要是"父家长"（父王）和嫡长子（太子），如此传承下去（只不过，在后来千百年皇家传承历史中，有许多王朝并没有严格地按照嫡长子即位的制度来延续帝统；到了清代，这个制度就基本没有执行）。分封制，就是周天子根据血缘亲疏、兄弟子侄等等来封赏诸侯，把某一片土地和人民封给他，让他成为那片地方的王或侯或主人，成为统治者；这个王或侯还可以根据自己的兄弟子侄关系再往下封，一层一层这么封下去，整个国家就在这个网状的结构下来治理。很显然，这样的情况很容易发生地位越高的统治者至之于被统治者实际权利越低的状况，不像秦汉时期实行的郡县制，帝王掌握至高的权利，并且随心分配给地方可以收回的权利。分封制的结果是到了东周以后（春秋、战国），周天子果然被诸侯架空，于是天下大乱，孔子谓之"礼崩乐坏"。

孔子

相反，"德治"更管用，不过是氏族时代原始道德规范的改进而已：西周的道德很简单：慈、孝、友、悌。其实秦汉实行一统天下的郡县制以后，其德治也不算复杂：核心就是儒家的"三纲五常"（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仁、义、礼、智、信），说到底，就是"忠、孝"二字，甚至只有一个"孝"字：百事孝为先，孝是忠的前提，忠是孝的归宿。"忠臣出于孝子之门"，统治者当然看重这个"孝"。中国古代历朝历代对孝极为推崇，都有规定：在位官吏无论职位大小，如遇父母之丧，必须去官回乡，"丁忧三年"。因此，尽管秦始皇废除了分封制、结束了春秋战国的动荡，却继承了宗法制（皇权世袭），而宗法制（注重血缘、亲缘关系）必然不是靠"法"来治，而是靠"德"来治（核心是忠、孝这两大德）。两千多年下来，基本都是这样，很少例外。

秦始皇

先秦思想家留下来的道德伦理治国方案有三种：儒家的"德治"、法家的"法治"（不是现代意义的法治，而是严刑峻法、高压政策）、道家的"无为而治"。秦始皇用的是法家之策，汉初用的是道家之术（所谓的"文景之治"）。"秦始皇"的"焚书坑儒"显然行不通，官逼民反、天下大乱；文景之治也只是权宜之计。于是，能够行之有效、管长远的，只能是孔、孟倡导的"德治"了。因此我们说伦理治国，也就是"儒学治国"。这个功劳属于董仲舒：他向汉武帝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这一罢、一尊，就是两千年。

董仲舒

几千年来，儒家思想作为封建社会的正统思想，受到历代统治者的推崇，原因就是它自由一派宣教和思想体系。比如以文育人、以文化人、以文治人，即"德治"；其要点是控制人心，其纲领是三纲五常，其核心是忠、孝。用儒家思想治国，就是要统一、引导、规劝、约束人的思想，道德的教化功用就在这里。统治人民，不但需要严刑峻法，更需要文化怀柔和道德训诫。就教化而言，儒家的确比法家（死、伤、毁）、道家（无序、凌乱）管用，而且成本低、效率高。不过崇尚儒学的统治者并非那么温良无害，在自己的权威受到挑战时，他们会毫不犹豫展现自己残暴的一面（看看汉武帝、唐太宗、朱元璋、雍正吧）。

"德治"思想的弊端

德治（伦理治国、独尊儒术）的确成功地维护了专制王朝两千多年，但我们民族却付出了巨大的代价。首先是遏制了人的思想。现在几乎公认这样一点：中国历史上最有思想的时代是"春秋战国"时期，又叫"

陆九渊

其次是抑制、堵塞了发明创造。儒家文化是"伦理型"文化，注重人际关系、社会秩序、等级制度；西方文化则是"工具型"文化，注重认识世界、索取自然、造福于人。虽然"五四"新文化运动曾经造成了矫枉过正，把我们民族传统文化的一些优秀的、有生命力的东西一概否定，还主张"全盘西化"；但新文化运动的功绩是无论如何不能抹杀的，不仅仅是它传播了新的进步的思想，它还为后世播撒了民主和法治的种子。现在提倡的建设民主和法治社会以及"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最早就可以追溯到五四时期。

民主、法治建设的现实依据

现在我们不妨来谈及新时期以来的民主和法治建设。"五四"运动所传习的"民主"和"科学"思想，以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里的"法治、自由、平等、公正"，这些概念及其内涵，并非我们传统文化所有，儒家思想也根部不可能提出科学、民主、自由、平等、法治这些具有先进性的思想来（尽管某些因素、表述、萌芽还是有的，比如孟子的民本思想）。

我们都知道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具有如下三个层面的意义：国家、社会、个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社会层面的意义举足轻重，它上通国家层面，下接个人层面，是我们国家健康发展、凝聚人心、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支撑，又是老百姓个人生活幸福、工作顺利、精神健全的保证。故"自由、平等、公正、法治"极其关键。在"五四"运动时期，青年学生和先进知识分子高举"德先生"和"赛先生"两面大旗，时至今日，尽管科学已经立下赫赫功劳、深入人心；民主却有各种各样的解读，甚至有人噤若寒蝉，故仍然有必要加以阐释。

孟子

民主这个概念来自西方，这是没有争议的。孟子曾有民本思想，说"民为本，社稷次之，君为轻"孟子是在春秋战国那个动乱年代讲这番话的，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的"独尊儒术"以后，这个民本的思想就很少被统治者提及了。皇权至尊、天下归一，怎么可能"民本君轻"呢？朱元璋就非常痛恨孟子的这个思想，曾下令不得传习。"民主"的含义和"民本"的含义是不一样的。民本讲的是一个"主次"关系：民第一，江山社稷次之，君最后；民主讲的是一个"主仆"关系：人民是国家的主人，政府、官吏是人民的公仆。真正的民主，其核心含义是主权在民，或人民授权。毛泽东同志早就讲过："我们的责任，是向人民负责""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这里的要义是"人民当家做主"，跟"为民做主"的封建意识完全不同。

民主和法治的观念的种子虽然来自于西方，真正植根的却是文明东方的土壤之中。纵观中华文明几千年的发展史，也是一部文明繁衍，国家昌盛，人民安居乐业的历史，因此利用民主和法治的思想造福人民就是目前不应该停止的事业。民主和法治事业是一项值得永远探索和发展的事业，只有不断发展创新，推陈出新，才能使得民主法治深入人心，社会更加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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