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式離婚是沉痛的，有傷痛更有無奈，但人們追求幸福美滿婚姻的願望是不會消失的。《圍城》和《中國式離婚》裡，都反映了現代女性婚姻在傳統與現代、理想與現實、浪漫與世俗、成功與平庸等價值衝突和選擇中，以及所面臨的兩難尷尬境地。
從封建社會的“夫為妻綱”發展到了今天“夫貴妻榮”的觀念仍然殘留在一些女性心中，她們仍然把婚姻作為自己的“命根子”。正是因為對婚姻寄予了過多的期望，才會有對婚姻和丈夫的死。
錢鍾書先生的《圍城》和王海鴒的《中國式離婚》中的一些女性形象，都透露出這樣一種對婚姻與男人執著到可怕程度的女性情態。現代女性在婚姻的麥城中，應該如何突圍呢？
一 傳統倫理和價值觀在社會激變中的尷尬
在中國幾千年封建禮教的洗禮下，中國女性已經不自覺地以男性意志為意志並與之默契，自然地達成了某種共謀關係，她們在這樣的慣性心理驅使下，其實都下意識地履行著“幹得好不如嫁得好”的婚姻原則。
即便是在這樣一個男女平等的新時代裡，即便是受過高等教育的新女性，她們依然不自覺地將自己的前途命運與以愛情為名義的婚姻緊密地捆綁在一起，她們在對愛與婚姻的經營中構築著自己的美夢，她們將自己對男性的希望、吸引與綁縛作為自己穩定和諧生活下去的唯一指標。
在《圍城》中，無論是在高雅風範掩飾下的工於心計的蘇小姐，還是表演“單純”故作“幼稚”的孫小姐，更不要說那個做可愛裝出了格的范小姐，無一例外。《中國式離婚》中的林小楓更是視婚姻與男人為自己的命根，甚至在挽救不了婚姻的情況下寧願去死。
《中國式離婚》小說中的林小楓和宋建平也曾有過非常美好而浪漫的愛情。在小火車站，冰天雪地見證了他們初戀；在蝸居斗室，記載他們的相濡以沫。為了心中的理想，他們曾肝膽相照；在艱辛人生旅途中，他們也曾一度相互攙扶，分擔辛酸。但是，他們對家庭美好束來的憧憬在市場經濟的湧動下偏失了航標。
林小楓從一個清純的充滿詩情的中文系大學生漸漸演變成一個追逐名利、愛慕虛榮、拜金攀比的庸俗潑婦。逐漸陷入庸俗化的林小楓為了虛榮，抓住一切時機向丈夫叨叨成功人士來點宋建平的“軟肋”。如：誰家丈夫能掙錢。誰家孩子上貴族學校，誰家孩子學鋼琴⋯⋯
她的虛榮導致她認為金錢萬能，從而對金錢頂禮膜拜，她的夢想，她的幸福生活似乎只有通過“錢、錢、錢⋯”來實現。她對丈夫“說服教育”，無視下班回家丈夫的身心疲憊，無視丈夫在社會、職場、名利、金錢等壓力間掙扎。從表面上看，是林小楓靈魂深處頑固的拜金主義和愛慕虛榮在作怪，從另一方面也反映人們長期的物質極度匱乏之後對物質財富的渴望。
《圍城》中的女性角色被置於一種細膩、真實的生活背景下進行透視分析。其中的幾個女性都受過高等教育，有著自立的資本。因此她們有幸避免了那種傳統的“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婚姻宿命。但是作品展現給我們的這些女性形象，她們的愛情婚姻卻並不美滿。
“五四新文化運動”掀起啟蒙主義之風，“民主”和“科學”的精神開啟了一代人追求自由解放的風氣。在西風東漸的時代潮流下，越來越多的中國知識分子漂洋過海，去西方尋求真理。《圍城》中的知識分子也大都是留洋歸來，自詡為“學貫中西”的。四位知識女性，有兩位留過學，有兩位雖未留學，卻也都是思想開化的新女性。
鮑小姐在未婚夫的資助下去國外學產科，可“她心眼伶俐，明白機會要自己找，快樂要自己尋……”我們不知道她學業如何，只看到她在歸國的輪船上公然勾引方鴻漸。
留洋女博士蘇文紈，她精明地意識到現在的男人不滿足“金屋藏嬌”式的娶一位美貌無知的太太，他們要求女人也要有所進步，成為他們社交活動的敲門磚，成為能給他們帶來名聲面子的高級裝飾品。果然一回國，就受到追捧，但蘇文紈是個具有強烈權力慾望的女強人，作為現代女性對傳統婚姻發起挑戰，不甘心做男人的附庸，要做一個統領男人的“女皇”。
在社會激變的大潮推助自由的競爭、鼓勵個體發揮創造力，同時，市場經濟也讓人們在極大的物質誘惑下。重新審視自己價值觀。金錢和物質強大的誘惑，使他們那點小資情調變得蒼白和虛幻。
而社會世俗化的轉型開始是讓他們覺得格格不入，但後來他們又走向另一個極端，變得庸俗和世故。金錢的誘惑和壓力。把他們從浪漫的象牙塔重重地摔在世俗人間，那些美好的情愫在金錢的打磨下被消損得一乾二淨。
二 世俗衝擊下，靈魂的迷失
《中國式離婚》林小楓是當代社會中追求愛情與謀求生計的女性的典型代表，她是上過大學的知識女性，她是有著相當社會地位的人民教師，可是在面對家庭物質威脅的問題上，她自覺且自然地將自己也就是女人的責任主動排除出去，然後順理成章地將家庭物質的拮据與困頓統統歸罪到丈夫身上，然後才派生出了小說中前半部分對丈夫無休無止的指責與抱怨！在這樣的無限反覆中，無奈的丈夫對他人發出了由衷的感慨：以前我對她和孩子做什麼都是心甘情願，但現在不是了。
《圍城》中，留學給蘇文紈增加了資本，擴大了她挑揀男人的餘地，她的目的達到了，於是博士的文憑也被作為終結打在嫁妝類裡。從這個意義上來說，蘇小姐不遠萬里求得的學位不過是為了使自己成為待嫁條件最完美的女人，這個表面矜持自傲的小姐，其實也是為了迎合男人世界對女人最新潮的要求。這就充分地顯現出女人“第二性”的地位以及女人順從與迎合男性社會的集體無意識心理，這不能不說這是蘇文紈們的悲哀。
孫柔嘉這位小家碧玉，屬於另一類精明的女人。她沒有蘇小姐家那樣殷實顯赫的門第為依託，又沒有機遇留學“鍍金”，命運逼得她為找到一個理想的男人而扮演純情的少女。這是有心計的女人誘捕男人的又一件法寶。不僅傳統男人喜歡女人的這種“聰明的無知”，即便是接受了西式薰陶的男人也希望在女人面前保有一種神秘感。
這樣的情感轉變並非外界現實構成的殘酷的脅迫，而恰恰是女性自身的寄生性、依附性的將自己引向了婚姻悲劇之路的入口處。而女性一旦跌入這樣的死亡境界必是喪失了反思自己把握命運的能力，在物質世界中無法找到自己的位置和價值，之後的患得患失等等心理疾病亦是預料之中的事情了。
孫小姐已經把方鴻漸從裡到外看透了，但她深知這會極大刺傷男人的自尊心!她在方鴻漸面前裝幼稚，是為了使其陶醉在一種虛假的男性優越感裡。她利用特定的情境，諸如受學生戲弄，受流言蜚語糾纏，受某些看不上眼的男性垂涎等激發調動方鴻漸做保護人的傳統男性人格衝動。在這方面孫小姐導演特殊情境的才能，誘導方鴻漸情緒波動的心計，比之蘇文紈更勝一籌。
從《圍城》《中國式離婚》的人物關係看，男人未必比女人聰明！更由於男人的精力不可避免地分散到求生存的其他領域去，而女人卻是幾乎把全部精力都用在挑選男人上！這就造成了在這個特殊階層中，女人是捕捉者，男人反而在婚姻領域中成了被捕捉者。
說到底這正是基於這樣的男女人格模式：即男人在這個世界上是為自己求生存，他主要是處理協調自我與自然與社會的關係；而女人在這個世界上卻是為了尋找男人，她只需要協調處理與具體男人的關係；因為對女人來說，尋找男人就是求生存。這正是傳統愛情與婚姻觀的真實寫照。
三 婚姻的迷失和突圍
老舍有一句名言“人生在某種文化下，不是被它——文化管轄死，便是因反抗它而死。在人類的任何文化下，也沒有多少‘自由’”。“女子無才便是德”之類的教導，《女誡》之類的書今天是聽不到也看不到了，但它們的影響依然存在。
婚姻於女人絕不是一座想衝出去的被圍的城堡。相反，婚姻對於女人來說，更像是一個必須要守住的最後的避難所，是她被社會承認為一個女人的證書。作為婚姻中的弱勢群體，女人總是試圖抓住她身邊的那個男人，因為她沒有同樣的青春和精力去重新開始。同樣的情況男人不會遭遇，他甚至比初入城堡時更有資本：經濟基礎、社會地位以及成熟男人的魅力。
孫小姐婚後加之於方鴻漸的種種折磨絕不是想逼他走，而是想鎮住他，征服他。正因為孫柔嘉覺得沒有退路了，才驅使她想把丈夫變成既聽話又可靠的機器人。只有如此，她才覺得安全又放心，不然一旦丈夫負心，婚姻破裂，對方鴻漸是一種解脫，對孫柔嘉則是一場災難，她連再扮演純情少女的資格也沒有了。她對男人的選擇權因曾為人妻而降到了最低點。同樣，林小楓在丈夫當了院，自己辭職之後的種種行為也不是為了逼丈夫宋建平走，而是因為太害怕失去。
從林小楓的立場來看，她為了丈夫，為了孩子，作出了巨大的犧牲：忍痛放棄了自己的事業，離開了自己一手培養出來的即將畢業的學校。她一心為了自己的家，似乎沒有什麼過錯。與丈夫漫不經心的態度比起來，林小楓的態度是積極的，但失去理性的方式使這種積極的態度適得其反。
在宋建平當上副院長，事業上節節勝利的時候，林小楓被年老色衰的感覺纏繞得越來越坐立不安，對丈夫抓得太緊結果被對方淘汰，成為自己行為的受害者，最終失去了自我，走向了迷途。可以說在這段婚姻的泥濘之旅中，除了宋建平在關鍵時刻不溝通之外，林小楓的重大錯誤就在於對丈夫的不信任，而不信任的根源就在於不自信，在於辭職後精神生活的空虛和無聊，意識不到自己的價值。
從《圍城》和《中國式離婚》中我們可以看到，方鴻漸的不幸，同時也就是蘇文紈和孫柔嘉的不幸；宋建平的不幸，同時也就是林小楓的不幸。不要說孫小姐最後所感受到的那種毀滅；就是表面上裝出很幸福模樣的蘇小姐在婚床上也難尋好夢，她只不過是在形式上找了個好丈夫而已。
怎樣才能使婚姻不再像座圍城呢？出路恐怕只有一條，那就是讓女人除了尋找男人之外，還有許多並且是同等重要的事去做。讓女人不再依賴婚姻也能在社會上有足夠堅實的立足之地，讓女人不再把一個男人當作生存的前提，讓女人也成為一棵樹。
女性要走出婚姻的泥淖，就必須擺脫“灰姑娘”情結，把自己而不是其他任何人作為生存的目的和理由。女人和男人或者可以找到更人性更自然也更多元的相處之道。至少女人能夠擺脫被拋棄的命運，過獨立、自由自在的生活，成為一道真正美麗的風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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