竇娥臨刑前發三樁誓願，為何第三樁要殃及一州的無辜百姓？
關漢卿人稱“曲聖”，是元曲四大家之一，他所創作的《竇娥冤》也名列中國十大悲劇。《竇娥冤》被創作出來以後深受喜愛，有至少86個曲種、劇種改編和演出過，近年來又被改編為影視劇作品。
該劇的題材構思被認為主要來源於西漢劉向所著《列女傳》中的“東海孝婦”，東晉幹寶所著的《搜神記》一書裡也有相似情節。劇中的女主角竇娥自幼被父親竇天章抵債給蔡婆婆家做童養媳，後來蔡婆婆的兒子去世，寡居的竇娥就與婆婆二人相依為命。一次意外，當地的無賴張驢兒父子救了蔡婆婆的命，這對無賴父子以恩要挾，要求蔡婆婆將竇娥嫁給張驢兒為妻。
這個要求遭到竇娥的拒絕，張驢兒懷恨在心，買來毒藥下在飯菜裡，本意是毒死蔡婆婆之後，再次逼迫勢單力孤的竇娥從了自己。誰料誤打誤撞，張驢兒的父親誤吃了有毒羊肚湯一命嗚呼。那張驢兒就順勢誣陷竇娥毒死父親，將竇娥告到了官府。山陽縣令桃杌將竇娥屈打成招，判了斬刑。
竇娥一腔冤屈無處申訴，就在臨刑之前發下了三樁誓願：“血濺白綾，六月飄雪，大旱三年”。竇娥冤死之後，三樁誓願全部應驗。直到竇娥的父親竇天章高中科舉，並且擔任了代天巡狩的欽差，才重新審理案情，為竇娥平反昭雪，隨後楚州天降甘霖，旱情解除。
這個劇目的核心思想是控訴元蒙統治的黑暗和官員的昏庸，反映底層百姓伸張正義、懲治邪惡的強烈願望。但作者為了自我保護，使得作品免遭元蒙朝廷的封禁，所以用了“今日個將文卷重行改正，方顯的王家法不使民冤”一句結尾，將方向指向了對“皇權王法”的讚頌。
該局最為精彩，也最為驚心動魄的當屬竇娥上法場的那一幕。作者使用了大量的筆墨，女主角使用了大量的唱詞哭訴自己的冤屈。這其實是作者借女主角之口，表達自己對元蒙統治的不滿和對黑暗世道的詛咒，聲聲帶淚、字字滴血。特別是那三樁誓願，每一項都是驚天地、泣鬼神，聞所未聞、見所未見的奇蹟，並以種種奇蹟的實現來反襯竇娥所受冤屈之大、痛苦之深。但如果仔細分析竇娥的三樁誓願，就會發現其中隱藏這作者的某種社會意願。
這三樁誓願有明顯的反常之處。第一樁是“鮮血倒流染白練”。正常的情形，囚犯被斬之後鮮血都是噴湧而出，流到地上。竇娥用鮮血向上飛流這一反常，來證明自己的無辜；被鮮血染的“白練”就是隱喻自己的清白。她還要“一腔熱血休半點兒沾在地下”，意思就是自己是非常乾淨的，一滴血都不想落在塵土裡，這種特別情形下的“潔癖”其實就是對那個時代的無比厭惡，非常類似《紅樓夢》林黛玉“葬花吟”裡的那句“質本潔來還潔去，強於汙淖陷渠溝”。
這種精神潔癖同樣存在於竇娥的第二樁誓願“如今是三伏天道，若竇娥委實冤枉，身死之後，天降三尺瑞雪，遮掩了竇娥屍首。”六月飛雪，目的並不在於使其他人遭受寒冷，而是為了讓潔白的雪花掩蓋自己的屍身。在竇娥或者作者關漢卿的心目中，唯有雪之純白才堪匹配竇娥。
如果說前兩樁誓願都是為了證實自己的清白，從而是合乎情理的，那麼第三樁誓願就感覺有點莫名其妙了。根據劇情，毒死人命、誣陷竇娥的是張驢兒，昏聵無能、製造冤案的是山陽知縣桃杌，竇娥在經過一系列申辯依然無法取信於縣官，並獲得重新審理、平反昭雪的情形之下，死到臨頭一個正常人的第一反應就應該是對誣陷者和蠻橫強權者的怨恨和詛咒。
然而，竇娥卻發下了“楚州大旱三年”的誓願。劇中寫到，三年之後，也就是竇天章巡查楚州的時候，楚州大地已經因為旱情“寸草不生”。在當時的情形下，大旱三年這樣的重大自然災害，受苦最深的是底層的老百姓，即便旱情所帶來的飢餓、蝗災、瘟疫等苦難會波及張驢兒這個頭號罪人，但她的婆婆以及楚州無數無辜百姓也很難有舒服日子過。
更何況，直到她沉冤得雪的時候，張驢兒還活著，雖然活得並不怎麼滋潤，但人家至少逍遙法外，留存了罪惡的生命。而那個蠻橫無理、昏庸無能的冤獄製造者山陽縣令桃杌，則沒有受到第三樁誓願的任何波及或者懲罰，反而一路升遷，從山陽縣令升任楚州知州，等到竇天章三年之後問案的時候，他又從知州升任到了別的官職，不但沒有遭災遇禍，甚至福澤不淺、官運亨通。
首惡未懲，無辜遭殃，這就是竇娥第三樁誓願的反常之處。從劇情中看，竇娥是個極為明白事理的人。首先，他的父親竇天章當年因為貧窮，因為欠了蔡婆婆的錢，也為了籌集上京趕考的路費，將自己賣給蔡婆婆做童養媳。她至始至終沒有怨恨父親，到了蔡家之後和睦家人、孝敬婆婆；丈夫死後也沒有改嫁，這符合古人“貞節”的道德標準。竇娥的原型名列《列女傳》，被稱為“東海孝婦”，由原型衍生出的竇娥形象也是大德不虧、深明大義的。
明白事理的竇娥，為什麼要用第三樁誓願遷怒給楚州無數無辜百姓呢？首先必須說明的是，這三樁誓願全然是臨場發揮，而非蓄謀已久。因為在法場受刑之前，除過張驢兒和桃杌二人之外，沒有其他任何一個人對竇娥造成過實質性的傷害，她沒有任何理由去怨恨這二人之外的任何人。
刑場之上的竇娥，起先是向對自己的案情和生命擁有絕對主宰權的桃杌哭訴求情，但均遭到了無情拒絕乃至言語譏諷。按照《宋律》，人犯在行刑之前只要喊冤，執刑者就必須即刻重審。元朝顯然沒有繼承宋朝的這個司法慣例，而縣令桃杌也絕沒有自認過錯、知錯就改的美德和勇氣，唯有剛愎自用、一意孤行的惡習。
《竇娥冤》一劇的全名叫做《感天動地竇娥冤》，其實竇娥何曾感動了天地；又名《《秉鑑持衡廉訪法》》，實則是創作者為自保而做的粉飾。於是這個求救無應、孤立無援的弱女子只能發出了滿含血淚和怨恨的控訴：“地也，你不分好歹何為地？天也，你錯勘賢愚枉做天！”果真是叫天不靈、叫地不應。
關漢卿創作《竇娥冤》乃至上溯到劉向編撰《列女傳》，其中潛在的哲學思想是西漢思想家董仲舒提出的“天人感應”。劇中發生的奇蹟和災異是上天感受到了竇娥的冤屈，所以支持了竇娥的三大誓願。但在關漢卿看來，雖然感動了至高無上的“天”，但“天”並未保護受冤屈者，或者給竇娥平反昭雪，任由事態發展，可見廣大無邊、備受統治者尊崇的“天”也不過是一個無法維持公平正義、保護良善百姓的虛無。古代統治者喜歡以“天子”自居，對“天”的質疑其實質就是對黑暗腐朽的元蒙統治的否定。
竇娥被判處極刑的理由是她觸犯了十惡不赦的大罪，也就是說她毒殺人命倒是其次，最關鍵的是她毒殺的是自己的“公公”，屬於“不孝”。《隋書·刑法志》中，“不孝”則名列“十惡不赦”第七條。這裡就有兩個明顯漏洞，一個是被毒死者被認為是竇娥的公公，成為竇娥的公公只是張驢兒父子的一廂情願，併為得到蔡婆婆的應允，在講求“明媒正娶”的古代社會，即便是蔡婆婆寡婦再嫁，也是需要三媒六證旁證的。
第二就是判竇娥“不孝”。竇娥進蔡婆婆家門之後的種種行為表現，雖說每月引發轟動的特別舉動，但至少沒有忤逆不孝的舉動和名聲。如果說案情裡其他情節別人無法查證，但偽“公公”身份和“不孝”的行為，竇娥的左鄰右舍，至少蔡婆婆是可以作證，可以替竇娥發出呼聲。如果行刑現場不止竇娥一個人在那裡喊冤，那麼桃杌迫於輿論壓力改變決定也是有可能的。
但顯然其餘在場者都選擇了沉默。傳統戲曲由於受藝術形式、場地的限制，難以在劇情中表現圍觀者的神態和語言，所以只能讓現場觀刑的無數人失去存在感。有些現代的影視劇作品則考慮到了圍觀者，在劇情里加入了圍觀者誇讚竇娥、呼喊冤屈、跪地求情，乃至竇娥三樁誓願應驗之後的驚歎。但這樣的情節設計似乎沒有領會到原作者關漢卿的真實創作意圖。
一方面元雜劇的確有無法表現圍觀者的藝術形式缺陷，另一方面，關漢卿本來就是要表現圍觀者的沉默乃至冷漠。滿腔冤屈、求助無門、孤立無援的竇娥，唯有在眼看全場沉默乃至冷漠，無一人幫自己喊冤求情的情形下，才能將對真兇張驢兒、昏官桃杌的怨恨轉嫁到其他人身上，從而發出殃及楚州無數百姓的毒誓。
馬丁·路德·金曾有這樣一句名言：“社會最大的悲劇不是壞人的囂張，而是好人的過度沉默。”人們常說沉默是金，開口是銀。但當罪惡與不公發生的時候，沉默就是縱容，沉默就是協同，沉默就是犯罪。當時竇娥所面對的，既有即將來臨的無妄之災、殺頭之禍，還有在場所有圍觀者的沉默、冷漠，甚至還可能存在各種調侃、取笑、侮辱。
古人將“天地人”三才，竇娥在哭天喊地皆無果，圍觀眾人又冷漠旁觀的情況下，就自然而然產生了遷怒的念頭。遭受“大旱三年”的災禍楚州無數百姓果真無辜嗎？不見得。現場反應自不必說，那麼三項誓願均已兌現，也就是足以證明竇娥冤屈之後，楚州上至官府、下至百姓可有一個人為竇娥申訴冤屈？三年大旱是極為重大的災害，朝廷的監察機制居然失靈，沒有一個官員過問緣由；製造冤假錯案的桃杌官運亨通。楚州百姓也保持了沉默，當竇天章問及竇娥死後是否建祠祭祀時，得到的回答是否定的。這種沉默和冷漠在整個楚州大地保持了整整三年，可見三年大旱與集體沉默同步的，是對應性懲罰。
“不在沉默中爆發，就在沉默中死亡”，這是魯迅在《記念劉和珍君》一文裡的話語。對於沉默的可怕性，魯迅先生認識是深刻的。在《藤野先生》一文中，魯迅先生在看幻燈片的時候，偶然看到了日本人槍斃中國人，他印象最深刻、對他觸動最大的是圍觀者中的中國人“醉酒般的喝彩”。面對同胞被戧殺，麻木不仁的沉默是可怕的，“醉酒般的喝彩”更加令人恐懼。由此，魯迅認識到精神上矇昧和麻木，相比起肉體上的病痛殘缺更加致命，所以他選擇棄醫從文，走上了文章警世、文化救國的路子。
劉向當初撰寫“東海孝婦”一文的時候，是否有對圍觀者沉默乃至麻木的警戒，因為缺乏其他材料的旁證而無法揣測。但關漢卿創作《竇娥冤》的時候，這種傾向是存在的，所以他筆下竇娥的三樁誓願，與魯迅筆下的“醉酒般的喝彩”有著異曲同工之妙，都表現出一個憂國憂民、心懷天下的知識分子的警覺和呼喊。
魯迅是一個文化鬥士，關漢卿也是一個文化鬥士。除過留下如《竇娥冤》《西蜀夢》等戲曲作品和部分散曲之外，有關關漢卿本人的歷史資料缺失，對他的生平事蹟已經無從查考。但從他存世的作品來看，他對當時社會的各個階層、各個群體、各個行業都是相當熟悉的，側面反映出他是非常瞭解當時的社會情形特別是底層百姓的生存狀況的，所以他的作品中就蘊藏著許多反封建、反壓迫的元素。在《竇娥冤》一劇中暗含警醒民眾的良知與鬥爭意識的意圖，也是完全可能的。
他曾經自述“我是個蒸不爛、煮不熟、捶不匾、炒不爆、響璫璫一粒銅豌豆”，由此可以推斷，他正因為以舞臺為戰場、以戲曲為刀槍的鬥爭，曾經遭受到元蒙統治者的打壓和迫害。從這個方面看，他與魯迅雖然相隔六七百年之久，但二人也算得上是意趣相投、志向一致的知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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