譚延闓
譚延闓是清末和民國初期湖南籍高官的一個“異類”。
湖南人脾氣倔，即使做了大官也很難磨平身上的稜角。清代湖南各地的方誌多有類似的記載，如《嶽州府志》稱“人性悍直”，《長沙縣誌》曰“勁直任氣”，《永州府志》稱“俗剛武而好勁”，《茶陵縣誌》稱“性俠烈而勁直”，《醴陵縣誌》稱“頗尚氣、輕生、喜鬥、好訟”，《安化縣誌》稱“任性剛直”，《衡山縣誌》稱“其民尤尚氣力”，《寶慶府志》稱“其俗好勇”。
茶陵人譚延闓在民國官場，卻得了“人中甘草”、“混世魔王”、“水晶球”的綽號.其處事圓融、見風使舵的本領，不但高過大多數湖南籍高官，就是其他省份的顯宦，能趕上他的段位者亦不多。有人把他處世總結為一個“混”字，譚延闓對此坦然受之，並聲稱“混之用大矣哉”。
譚延闓，字祖庵，他這身玻璃球的本事，應和他少年成長和早年仕宦的經歷有關。其父譚鍾麟是咸豐六年（1856年）的進士，官至陝甘總督。他是小妾生的孩子，從小天資聰穎，作為庶出之子，在這種錦衣玉食的大家庭中長大，對世態炎涼和人間的勢利眼多有深刻的認識。他的生母一直地位卑微，直到譚延闓科舉得“會元”（會試第一），殿試以二等第三十五名中進士，入翰林院，母以子貴，其生母才獲得和老爺、夫人同桌吃飯的資格。
從小善於察言觀色的譚延闓隨著父親宦遊各處，對官場的利害與殘酷打小就明瞭在心，他和另一位湘籍譚公子——瀏陽人譚嗣同的處事風格迥異，或曰幾乎是相反。譚鍾麟和譚嗣同的父親譚繼洵曾經同事過，譚鍾麟任陝甘總督時，譚繼洵為甘肅布政使，用今天的話來說兩位譚公子的父親在“一個班子”裡為官，譚延闓的老爸是班長。戊戌變法失敗時譚延闓18歲，譚嗣同的命運沒準被他父親作為“負面教材”，教導他如何在官場上混下去。
清朝末年，譚延闓是湖南立憲派首領，任省“諮議局”議長。民國後，他曾任兩廣督軍，三次出任湖南督軍、省長兼湘軍總司令，授上將軍銜，陸軍大元帥。擔任過南京國民政府主席、行政院院長 。在帝制時代就是“宰輔”，可謂官至極品。
以“混”的心態來做官，但譚延闓並不是庸吏，他格局大，見識廣，才華出眾，所以總能在重要的時刻趨利避害。關鍵之處還在於他把官場看透了，不像譚嗣同那樣真的“以天下為己任”，抱著一腔理想主義熱血去做官。譬如說，譚延闓從來不對皇帝或委員長抱有幻想。
譚延闓的顏體正楷如其做官一樣爐火純青
譚延闓的同鄉好友朱德裳在《三十年聞見錄》中記載：
吾友譚祖庵有言：“聖眷是沒有這們（麼）一回事的。”
朱德裳引用譚延闓這句話是有感於楊度和袁項城的關係。袁氏去世後，楊度的輓聯雲：
共和誤國，國亦誤共和，百世以後，再定此讞；
君憲負公，公實負君憲，九原之下，三復斯言。
朱德裳就此評論道：
自表面觀之，世凱之於皙子，魚水交歡，儼然劉、葛。實則帷幄之中，必有深謀大計，言不用計不行者。所謂公實負君憲者，千古才人鬱結牢騷一齊寫出，所得不過國家一毛，而為人受過至於如此。
從王闓運那兒學了滿腹帝王之學的楊度，以為袁世凱是合適的主公，他若稱帝，自己便是擁戴首功之臣。於是組織籌安會，不遺餘力地鼓吹帝制復辟，袁項城需要這位大才子的運作，表面上對楊度恩寵有加，親自賜匾題字，稱他為“曠代逸才”。實際上只是把他作為一個趁手的工具，即便帝制復辟成功，袁項城也不會讓楊度做宰相。袁氏稱帝失敗後，憤恨交加中死去，臨死前猶言“楊度誤我”，黎元洪繼任總統後，楊度成為第一號通緝犯。
世上沒有真正的聖眷，是看明白中國歷史的深刻領悟。對皇帝而言，某個時候重用某位臣子，是因為這位臣子有用，必須籠絡其為己辦事。一旦這人沒有用，或者給自己帶來麻煩了，十有八九會立刻拋棄他，甚至嚴懲之。
自古帝王皆薄恩，帝王是不必有刻薄寡恩的道德負疚感，朱元璋就公開對大臣說：“金盃共汝飲，白刃不相饒。”這句話很坦率地表明千古帝王對臣子的態度，有些皇帝不像朱元璋這麼實話實說，但實際上是一樣的。即使是劉備，對諸葛亮亦如此，讀史者莫要被三顧茅廬的佳話矇住了眼睛。
清代最典型的兩個例子是雍正和年羹堯，慈禧太后和恭王奕訢的關係。
年羹堯的妹妹在雍正帝還是皇子時嫁給其做側福晉，年本人文武雙全，早就是四爺的心腹。雍正帝在眾皇子中殺出重圍奪得皇位，年羹堯做了很大的貢獻；雍正帝御極之初，年羹堯又為平定邊疆、安撫人心立下汗馬功勞。雍正在給年羹堯奏摺的批示中，說了好多肉麻話呀：“朕實實想卿”，“彼此做個千古君臣知遇榜樣”，等等。可是一旦認為年羹堯有“不臣之心”——其實年也就是驕縱一些，還真的想到造反，雍正帝毫不留情要了年羹堯的人頭。
奕訢以道光帝之子、咸豐帝親弟之尊，在辛酉政變中與嫂子慈禧聯手，滅掉了肅順為首的顧命大臣團隊。慈禧因之垂簾聽政，掌握了清帝國的最高權力，而在此後的日子裡，恭王重用一幫能臣，內平洪楊之亂，外則折衝於列強。可當慈禧太后覺得恭王對自己有些不敬，便一夜之間剝奪其權力。
雍正曾對年羹堯的寵信
很難得的是譚延闓對真正的聖眷不存在的歷史真相不但看明白了，而且能身體力行。北伐成功後，蔣介石登上最高權力寶座，譚延闓很知趣，他做行政院院長，面對蔣介石的獨斷專行，有一整套對付之策，即抱定了“三不”主義：一不負責；二不諫言；三不得罪人。每次開會，他都閉目養神，抱著悶葫蘆不開瓢，甘做伴食宰相。如此，放得長保祿位。
有些官員聰明而不讀書，不明白聖眷是靠不住這條鐵律，只是為主公執政之初解決了幾個難題，主公表揚幾句，就以為深得聖眷了，在外招搖，公開場合明言或暗示主公對自己的寵幸。這是大忌呀！以年羹堯與雍正帝早年知遇之深，恭王作為皇子之血統尊貴，亦不免卸磨殺驢之下場。一個出生草莽的新貴，如此作為焉能不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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