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元典《道德经》，穿越时空，历久弥新，依然散发着智慧的光芒。《道德经》问世于农耕文明，其独特的思维方法和价值理性，一直是哲学家、思想家不断回溯而寻找灵感的不竭源泉，尤其令人惊奇的是，人类进入工业文明，社会按照资本逻辑发展，工具理性发达，被称为绿色圣经的《道德经》已成为解开现代性困局的理论基石。
《道德经》的作者是老子。《史记》云：“老子者，楚苦县厉乡曲仁里人也。姓李氏，名耳，字聃，周守藏室之史也。”老子是周朝的史官，掌管周室历史。
公元前551年，老子入周王室任守藏室史。在被推荐入周室效力之前，老子跟随常枞（商容）学习知识。公元前535年，老子因受权贵排挤，被甘简公免去守藏室史之职，出游鲁国。在鲁国巷党主持友人葬礼，孔子助葬。时孔丘十七岁，问礼于老聃。公元前530年，老子被甘平公召回仍任守藏室史。公元前526年，孔子适周观光，拜访老子。公元前516年，老子因守藏室典籍被王子朝掳至楚国，被罢免守藏室史职务，回故里居住。
汉刘向在《列仙传》中说老子：“后周德衰，乃乘青牛车去。入大秦，过西关。关令尹喜待而迎之，知真人也。乃强使著书，作《道德经》上下二卷。”刘向说老子是骑青牛出关的。
晚明诸葛羲又进一步证明老子骑青牛出关是史实。诸葛羲，是诸葛亮的36世孙，崇祯元年进士，他在《青牛老树记》开篇写道：“老子入函谷关，为令尹喜强著书，道德数千言，传至今，独青牛所系树，世罕传。余初过华阴，入西岳庙。雨甚，踉跄雨中，不知有青牛树也……（考上进士那年）再过华阴……有道人指树眂余。树在鈡鼓亭左，高丈有余，轮困蟠结，与他树不类。相传为老子系青牛下。秃顶无梢，泽若紫芝，壁立若石丈爪肤，觑之色犹苍然。自周至今，千百余载矣。况前此又不知其几千百年乎？”认定老子骑青牛出关，有青牛树为证。亦可见老子骑青牛出关，在当地流行甚久，并非空穴来风。
青牛，即玄黑色水牛。这与老子反对迸于进取的快节奏的农耕生活有关，他不乘舟舆而骑青牛远行，寻找自己心中理想的“乌托邦”，是在践行自己的思想，表明他对质朴无争的慢节奏的渔猎采集文明的服膺和农耕文明的反动。老子留下的五千言《道德经》，明白无误地表示他反文字、反征战、反科技、反交流、反智力的主张，是他最“激烈的政治宣言”，充满了对精耕富裕农业社会的警告与预言。
老子反对的农耕生活，在现代人看来，是极其宝贵的一段历史记忆。许嘉璐说：“在人类社会的发展进程中，农耕生活是极其宝贵的一段，它所产生和发展的文化核心最适于作为一种有灵性的动物在这个地球上生活、繁衍、延续。工业化、后工业化所产生的一些理念，为了达到牟利的目的经常违背自然、违背规律。而以人为本的农耕文化，却一直教诲子孙要珍惜他人、珍惜物质、珍惜自然。”但就是这样一个现代人认为比较合理的农耕社会，老子却以其非凡的洞见预示了人类社会发展中将会出现的严重问题。
老子是大智者、思想家，有很强的预见性。《史记》记载，烈王二年，周太史儋见秦献公曰，始周与秦国合而别，别五百载复合，合十七岁而霸王者出焉。太史儋，即老子。
老子预言的周秦国运十分灵验。秦国是东周的开国诸侯，“秦救周，始为诸侯”是指的公元前770年秦襄公率兵勤王且护送周平王东迁有功，被赏宅封国，亦即秦人在周王室龙兴之地立国。公元前256年秦昭襄王灭西周，公元前249年秦庄襄王派吕不韦灭东周，至此东周王朝彻底灭亡，周并于秦。“别五百岁复合”，指秦国彻底灭周(当时的西周公代表了东周王朝的正统)，公元前770年至公元前256年共514年。即使周亡年份定为公元前249年，从襄公立国到东周灭亡也不过531年，大数符合老子说的五百岁而复合。
嬴政皇帝出生于公元前259年，驾崩于公元前210年，在嬴政13岁也就是公元前248年时，嬴政成为秦王。嬴政年幼，国政由丞相吕不韦与太后赵姬共同执掌，实际上是吕不韦在执政。嬴政22岁时在雍城蕲年宫举行冠礼，收回旁移的王权，正式亲政，这一年是公元前238年。从东周王朝正宗的西周国灭亡，到嬴政亲政，也就是从公元前256年至公元前238年正好17年，这就是老子说的“合十七岁而霸王出”。
根据《史记》记载，老子是在秦献公时期西行入秦的。据说秦献公很赏识老子，曾想拜老子为相治国理政，但老子坚辞不受。按说老子的道家思想与秦国的法家思想南辕北辙，但老子却偏偏选择入秦隐居林泉，且终老于此而未曾受兵荒马乱之苦。真是谜一样的老子！
现代性困局的形成，更凸显了老子《道德经》的先知先觉和价值理性，因此，老子《道德经》在当代西方很受欢迎。《史记•老子韩非列传》曰：“老子修道德，其学以自隐无名为务；居周久之，见周之衰，乃遂去。至关，关令尹喜曰：‘子将隐矣，强为我著书。’于是老子乃著书上下篇，言道德之意五千余言而去，莫知其所终。”
老子长期生活在周朝，又是守藏史，对周朝的发展历史了如指掌，对周朝德衰有深刻的认识。司马迁说“其学以自隐无名为务”，是老子对周朝不断衰落的反思，以自己无为而治的思想，为统治者治国理政指点迷津。倘若老子没有深入研究周朝历史，形成自己的治世思想，即使关令尹喜强使著书，也不可能在短时间内写出震古烁今的五千余言的《道德经》。
老子认为不断发展的农业社会，鼓励人们争高下、比穷富、辨善恶、别美丑、判智愚，直接把人民引导到盗贼战乱上去了。整个社会人心不古，礼崩乐坏，诸侯纷争，杀人掠地，如江河日下，不可遏止。他把祸根归结到圣人头上，所谓“圣人不死，大盗不止”。他极言开骂：“大道甚夷，而人好径。朝甚除，田甚芜，仓甚虚。服文彩，带利剑，厌饮食，财货有余，是谓盗夸，非道也哉。”老子希望由智诈、尚力、巧饰、争名、逐利的农业社会回归到自然、淳朴、少私、寡欲的渔猎采集社会。
老子描绘了自己向往的社会图景：“小国寡民，使有什伯之器而不用。使民重死而不远徙。虽有舟舆无所乘之。虽有兵甲无所陈之。使民复结绳而用之。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邻国相望，鸡犬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
庄子在《缮性》中写出老子“见周衰”的原因及过程：“逮德下衰，及燧人、伏羲始为天下，是故顺而不一。德又下衰，及神农、黄帝始为天下，是故安而不顺。德又下衰，及唐、虞始为天下，兴治化之流，浇淳散朴，离道以善，险德以行，然后去性而从于心。心与心知而不足以定天下，然后附之以文，益之以博。文灭质，博溺心，然后民始感乱，无以反其性情而复其初也。”最后弄得“世䘮道矣，道䘮世矣。世与道交相丧也。”因此庄子和老子都认为要“绝圣弃智”，才能“民利百倍”。
有的西方学者把《道德经》称为来自东方的绿色圣经，认为老子哲学所蕴含的非人类中心点与当代深层生态学相似。王素芬、丁全忠两位教授在《生态语境下的老子哲学研究》中指出，在社会观层面，老子反对有为多为、慧智机巧、私心褊狭、贪念欲望、雄强好胜、轻举妄动、战事战争、逞强争霸、喧嚣浮华，主张自然无为、无智无知、无私平衡、知足知止、雌柔不争、致虚守静、哀兵善战、谦卑为下、返璞归真。其中体现的是自然无为的生态思维方式、无为而治的生态政治模式。
有西方人认为，富裕的农耕社会，带来的只是“工作、阶级、战争”，而所谓的原始野蛮的渔猎采集社会，每周只要工作21小时到35小时，人们能力有限，欲望不大，资源财产不多，却不贫穷匮乏，大家和乐相处，各采所需，是一个理想大同社会，何野蛮之有？
罗青说，事实上，这种推崇“野蛮人”的思潮，始于十九世纪的浪漫派。自1765年瓦特发明蒸汽机后，理性冰冷、贫困拥挤又乌烟瘴气的工业城市兴起，刺激了向往自然山林、注重直观感性的浪漫思潮出现。
现代性的最大错误，是将价值理性降低为工具理性，将科技与人文割裂开来，导致个极端个人主义、利己主义在滋长，家庭和共同体在破裂和消解，价值体系紊乱和社会焦虑，资源与环境受破坏和污染的程度在加剧，人类竞相发展自我毁灭的工具如核武器、化学武器等等。老子主张的自然无为的生态思维方式、无为而治的生态政治模式，为处在现代性困局中的西方人解开困局提供了理论启示，因而《道德经》在西方深受欢迎。《道德经》是世界上除《圣经》以外被翻译次数最多的典籍，从1827年至今，其德语译本数量已经超过百种。
老庄以自然、天真为美的最高标准和尺度。工业革命以来，人类面临着人与自然的冲突而造成的生态危机，人与社会的冲突而产生的人文危机，人与人冲突而构成的道德危机，人与心灵的冲突而产生的精神危机，文明之间冲突而造成的价值危机，现代性几乎成了自杀性的代名词，让西方人倍感惶惑不已又无可奈何。现代西方社会是按着资本的逻辑发生和发展的社会，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人与心灵、文明之间的冲突和对抗，似乎难以避免。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曾说，避免人类自杀之路，在这点上现在各民族中具有最充分准备的，是两千年来培育了独特思维方法的中华民族。《道德经》无疑是这种独特的思维方法论的开篇之作、奠基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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