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型冠狀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形勢仍然嚴峻。為什麼新病毒會不斷出現？一旦出現新病毒，人類為何難以攻克？芝加哥大學的歷史學家威廉·麥克尼爾概述了過去幾千年間人類遭受微生物攻擊的原因。他認為人類歷史上的每一場災難性流行病都是人類進步造成的啼笑皆非的後果。麥克尼爾警告說：人類改進命運的同時，也就加大了自己面對疾病的軟弱性。在《逼近的瘟疫》（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一書中，美國著名女記者勞裡·加勒特也認為，人類的宿敵是微生物，它並沒有因為科學發明了醫藥、抗菌素和疫苗（天花是個突出的例外）而自行絕跡。隨著幾代人的衰老，描述、認識人類在微生物學方面的各種煩惱的技能正在消失，而人類正洋洋得意於新的發現和醫學的勝利，因而高枕無憂，對逼近的瘟疫卻毫無準備。
△黑死病是人類歷史上最嚴重的瘟疫之一，也曾是歷史上最為神秘的疾病。
1981年，美國國家衛生研究所的理查德·克勞斯博士發表了一本引起爭論的書，名叫《難以平息的浪潮：微生物世界不停的挑戰》。書中提出，早被認定已經敗北的疾病可能殺個回馬槍，接著危害美國民眾。一年後在美國國會作證時，有的議員問克勞斯：“為什麼我們會有這麼多的新傳染病？”
“其實並沒有出現任何新東西，”克勞斯答道，“瘟疫的到來如死亡和稅收一樣不可避免。”
但是，艾滋病流行的衝擊在20世紀80年代促使許多病毒學家認真考慮，確實在出現著某種新東西。隨著這種流行病從世界的一個地區傳向另一個地區，科學家們不禁問道：“這種病是從哪裡來的？還有沒有別的病源？還會不會發生更加危險的疾病——從空氣中由人到人傳播的疾病？”
隨著80年代前進的腳步，提出這些問題的人越來越多。在洛克菲勒大學的一次雞尾酒會上，一個名叫斯蒂芬·莫爾斯的年輕病毒學家來到著名的校長、諾貝爾獎獲得者喬舒亞·萊德伯格面前問道，關於正在出現的微生物，人們的擔心日益嚴重，對此他有何見教？萊德伯格用絕對的詞句，斬釘截鐵地答道：“問題是嚴重的。還將更加嚴重。”懷著一種共同的責任感，莫爾斯和萊德伯格開始徵集同事們對這個問題的看法，收集證據，提出建議。
1988年，一大批美國科學家，主要是病毒學家和熱帶醫學專家，得出了結論：是拉響警報的時候了。在洛克菲勒大學的莫爾斯和萊德伯格、美國陸軍傳染病醫學研究所的湯姆·莫納特、耶魯大學蟲媒病毒研究單位的羅伯特·肖普等人的倡導下，科學家們尋求辦法，使他們共同的想法具體化。他們最擔心的是被視為一群愛哭的嬰兒，為了研究經費的縮減而哭鬧不休；或者被人指責為高呼狼來了。
1989年5月1日，科學家們在華盛頓飯店聚會，飯店同白宮只有一箭之遙。他們在一起討論了三天，目的在提供證據，說明地球上的致病微生物遠遠沒有被擊敗，相反，正在對人類構成越來越大的威脅。會議由全國變應與傳染病研究所、福格蒂國際中心和洛克菲勒大學共同贊助。
“大自然並不慈善，”萊德伯格在開幕詞中說道，“最根本的原因是，大自然選擇的單位——脫氧核糖核酸（DNA），有時是核糖核酸（RNA），在各種不同的生物體中根本不是整齊排列的。它們共同分享整個生物圈。人類的生存並不是預先註定的進化程序。遺傳變異存在著豐富的資源，可供病毒學習新的伎倆，不僅僅限於按正常規律出現的、甚至經常出現的東西。”
芝加哥大學的歷史學家威廉·麥克尼爾概述了過去幾千年間人類遭受微生物攻擊的原因。他認為人類歷史上的每一場災難性流行病都是人類進步造成的啼笑皆非的後果。
“本人以為，我們應當意識到我們的力量是有侷限的，”麥克尼爾說，“應當牢記，我們越是取得勝利，越是把傳染病趕到人類經驗的邊緣，就越是為災難性的傳染病掃清了道路。我們永遠難以逃脫生態系統的侷限。不管我們高興與否，我們都處在食物鏈之中，吃也被吃。”
三天之中，科學家們提出證據，證實麥克尼爾的帶有預見性的講話確有道理：病毒正在迅速發生變異；就在科學家們開會時，海豹死於瘟疫；澳大利亞傳進新病毒一年間，野兔死去90%；大流感正橫掃整個動物世界；安德洛墨達變體幾乎以埃博拉病毒的形式出現在非洲；超級大城市正在發展中世界崛起，形成了“任何事情都可能發生”的據點；雨林正在被毀，迫使攜帶疾病的動物和昆蟲進入人類居住的地區，使致命性的神秘微生物第一次在大範圍內感染人類、危及人類生存有了切實的可能。
著名科學家的結論是：如果人類免疫系統缺陷病毒是一個典型，那就可以說人類正面臨極大的問題。對於這種新疾病的出現，人類的態度先是漠不關心，接著是對感染病毒者表示鄙視，最後則產生一種病態的無所謂的感覺，用一種自欺欺人的邏輯，使流行病合理化：有人說這種病毒是毫無害處的，有人說某些人群或種族具有特殊的功能，可以在感染人類免疫系統缺陷病毒後痊癒。
過去5年間，科學家，尤其是美國和法國的科學家，曾經表明他們的擔心，說人類免疫系統缺陷病毒遠遠不是一次公共衛生方面的差錯，而更可能是未來的問題的徵兆。他們提出警告：儘管經過了艾滋病的慘劇，人類並沒有學會對新的微生物作好準備和實施對應的辦法。他們呼籲人們認清，任何一國的環境在微觀層面上的變化都會在宏觀層面上影響全球的生活。
畢竟，人類的宿敵是微生物。微生物並沒有因為科學發明了醫藥、抗菌素和疫苗（天花是個突出的例外）而自行絕跡。在產業化時代以後，發達國家雖然清理了他們的大小城市，微生物也沒有消失。微生物當然更不會僅僅因為人類忽視它們的存在而壽終正寢。
恐懼在無法消除的情況下會變得非常厲害。在整個歷史上，它都曾使某種疾病的患者受到終生的控制；在不那麼嚴重的情況下，也會使人不當地耗費金錢和資源，去擊退真正的或想象中的敵人。
總的說來，需要的只是一種關於疾病的新思維方式。不要把人類同微生物的關係看做一種歷史的直線關係，若干世紀以來的總趨勢是人類的風險越來越小；要尋求一種挑戰性更強的看法，承認在人類身體的內部和外部，人類和微生物之間存在一種動盪的、非直線的狀況。正如哈佛大學的迪克·萊文斯所說：“我們必須兼容幷蓄，不求簡單，不避複雜；必須尋求辦法，來描寫和理解一種我們看不見、卻時刻受到其影響的生態。”
要作準備，必先了解。要想了解人類與巨大的千變萬化的微生物世界之間的關係，就必須形成新的看法，將彼此分隔的領域如醫學、環境、公共衛生、基礎生態學、靈長生物學、人類表現、經濟開發、文化考古、人權法律、昆蟲學、寄生學、病毒學、細菌學、進化生物學和流行病學等等融為一體。
隨著幾代人的衰老，描述、認識人類在微生物學方面的各種煩惱的技能正在消失，而人類正洋洋得意於新的發現和醫學的勝利，因而高枕無憂，對逼近的瘟疫卻毫無準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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