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陪友人去故宮，朋友說，午門樓上正好有紫禁城過大年的特展，月底就要結束，去看看吧。故宮十年未進，上一次來還是採訪前任院長鄭欣淼，午門樓上更是從未踏足。拾級而上，迎面勁風直吹。
好大的風！狠得人都站不穩！頓時想起，沈從文講過，午門樓上的風大。
解放後，沈從文不再寫小說，由北大國文系改入歷史博物館，從事文物研究。一般研究員都習慣坐辦公室看書、談天、學文件，他卻認為該去午門樓上的陳列室，一面學習，一面做解說員。於是，他就在午門樓上“轉了十年，學了十年”。說這些話的時候，還是在1968年，他還沒有去湖北五七幹校勞動。
我也是第一次在他的文章中知道，原來午門樓上不是空蕩蕩的幾間屋子，當時就有博物館。
這樣搞研究自然比坐在暖融融的辦公室裡來得辛苦。
“當時冬天比較冷，午門樓上穿堂風吹動，經常是在零下10攝氏度以下，上面是不許烤火的。在上面轉來轉去學習為人民服務，是要有較大耐心和持久熱情的！”
站在午門樓上，我體會到了穿堂風的威力。樓上的殿堂格外高大，天花板足有十五六米高，現在下方加了玻璃隔斷，布了燈光，但抬頭看去，依然可見紅漆柱子直頂天花板，很是雄偉。不過，皇家氣派歸氣派，這樣的房子，沒有暖氣，可想而知得冷成什麼樣。
可是，沈從文說，研究就得這麼做。搞陳列，做解說員，發現懂得不夠的地方，再翻閱文獻。“看了過十萬綢緞，又結合文獻，我當然懂得就比較落實了”。
這篇文章其實是沈從文1968年在文化大革命中寫的一份檢查稿，被收錄於《沈從文說文物-書畫篇》中——“我為什麼始終不離開歷史博物館？”
我讀了不下十遍，每次看都動容。這怕是最有才情的檢查了，不像檢查，娓娓道來，倒像是一篇講述心路歷程的散文。即便因為是檢查，不免有一些套話，甚至有重複和囉嗦之處，卻依然不掩本色，知識分子的清高、做學問的耐心較真、世事變遷的無奈，全都瀰漫於字裡行間。
1949年，沈從文47歲，卻不再寫小說，很多人為他可惜。原因看似複雜，實也簡單。他在檢查中解釋：
我懂的多是舊社會事件問題，而對新社會問題懂得極少。若重新搞寫作，一切得從新學習...讓我這麼笨拙的人，不經過三年五載反覆的學寫改，決不會出成果。同時從延安隨同部隊，充滿鬥爭經驗，思想又改造得好的少壯有為、聰明才智出眾超群的新作家又那麼多。
他的筆是珍貴的，與其寫得不情不願，不如不寫。再說，早先遭到的批判，也讓他承受不起。
好在他還有文物可愛。從年輕時，他就喜愛文物，也收藏不少。所以，乾脆就把事業重心轉移到了文物上，不僅在歷史博物館任職，還在北大博物館系教陶瓷。對於後世來說，恐怕要感謝他的轉行，他對於中國古代服飾等文物的研究，填補了空白。
但相比於寫小說的盛名，搞文物顯然是件清苦寂寞的事情。其實解放初，他也受過毛主席接見，也得到勉勵：“年紀還不老，再寫幾年小說”。他本可以像同時代的小說家一樣：
“過去老友如丁玲，簡直如天上人，即茅盾、鄭振鐸、巴金、老舍都正是赫赫烜烜，十分活躍,出國飛來飛去，當成大賓。”
可在歷史博物館工作的沈從文，當時的畫像是這樣的：
“天不亮就出門，在北新橋買個烤白薯暖手，坐電車到天安門時，門還不開，即坐下來看天空星月，開了門再進去。晚上回家有時大雨，即披個破麻袋。”
這個對比著實反差有點兒大。而且，搞文物，不光沒名，也沒錢，沈從文也不在乎。當輔仁和人民大學合併，聘請他做國文系教授，以當時待遇而言，去學校，大致有200元左右薪資，博物館不過100元左右，差一倍呀！可沈從文還是決定留下來。他是真不在乎錢，要不也不會在解放初，把部分收藏的瓷器漆器捐給北大博物館系。
心態會不會發酸呢？或者，老朋友身居要職，找找他們，改善一下處境，也是人之常情，可是，“我既從來不找他們，即頂頭上司鄭振鐸也沒找過，也無羨慕或自覺委屈處。”
沈從文就這樣把後半輩子貢獻給了文物研究，專注、勤奮、執著。雖然47歲才轉行，但他的研究卓有成就，服飾、民俗、器物、書畫都有不俗見解，這一方面和他做學問的方式有關，另一方面，也得益於他紮實的文史功底。所以他的代表作不僅有小說《邊城》，也有《中國絲綢圖案》、《唐宋銅鏡》這些文物研究成果，他的身份不僅是作家，也是文物學者。或許堪稱，最會寫小說的文物學者，最懂陶瓷字畫的小說家。
雖然不寫小說了，但他寫文物的文章，依然通俗曉暢。讀起來，不像在讀學術集，更像讀散文，就好像讀他的檢查，能讀到人落淚。
沈從文得以善終，於86歲高齡謝世。他的墓碑背面是妻妹張允和撰寫的聯：
不折不從，星斗其文；亦慈亦讓，赤子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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