別酒流年

在中國古代傳統的史學評論中，對王安石變法基本是否定的。如南宋大儒朱熹說王安石變法導致：群奸肆虐，流毒四海。南宋文人羅大經甚至這麼評價王安石：“國家一統之業，其合而遂裂者，王安石之罪也，其裂而不復合者，秦檜之罪也”。直接把王安石當成了北宋滅亡的罪魁禍首，並將其和“大漢奸”秦檜相提並論。對王安石變法的否定論調基本成了宋元明清各朝的官方定論。為什麼會這樣，原因大體有以下幾點：

其一、中國傳統史學對改革家都不太友好。中國曆朝歷代的統治者，處於維護政權長期穩定的考慮，在政治上基本是保守的。提倡的是尊“孔孟之道”，強調遵循“祖制”。對歷代的變法者，從商鞅到後來的張居正，評價都不高。像王安石這樣能說出“天變不足畏，人言不足恤，祖宗之法不可守”的改革者，在中國傳統文化裡就是“離經叛道”“大逆不道”。

北宋政治家、改革家王安石

其二、王安石的變法確實存在不少弊端。王安石變法的出發點是好的，是為了“富國強兵”。但變法失敗了，而且確實給社會經濟和民生造成了一些損失。比如最著名的“青苗法”，本意是想把農民從民間高利貸者手裡解放出來，同時實現國家財政的增收。但在實際執行過程中卻導致農民從國家那裡借錢利息比高利貸還高利貸、原本一些沒有貸款需求的，也強迫人家去貸款。這直接導致農民負擔加大、甚至破產。王安石變法的這些弊端是客觀存在的，其原因是多方面的。這既有變法的超前性與社會現實的落後性差距過大，變法沒有適應的土壤的因素，也有變法太變法急功近利、急於求成，用人不當，政策執行不力的原因。總之王安石的變法使國庫確實增收不少，但也引起了擾民、損民的後果。

其三、王安石變法導致了北宋末年的“黨爭”，從此北宋政治陷入“黨爭”的泥沼，朝廷上下黨同伐異、官員之間搞站隊、劃線、不分青紅皂白，政治上烏煙瘴氣，直接導致內政紊亂。但我認為這一點不能全讓王安石來背鍋。變法過程中的有許多不同意見其實僅僅是技術層面的問題。但在中國古代，這樣的問題往往會上升到道德層面的問題。一旦上升到道德層面的問題，那就是“君子”和“小人”的問題，就是大是大非的問題，於是就必須站隊，必須劃線，絕不妥協，這就導致的了“黨爭”。變法派在臺上的時候確實為推進變法，控制輿論，對官場進行了大清洗，保守派被一律逐出朝廷。後來保守派上臺，變本加厲，也搞一刀切，凡是變法派的政策不管實際好不好一律廢除，變法派的人一律放逐。這一點保守派的首腦人物司馬光要負很大的責任。正是他上臺後搞所謂“撥亂反正”手段太極端、太絕對，直接導致了政壇的分裂。連當時屬於保守派的蘇軾都看不下去了，直呼司馬光為“司馬牛”。後來變法派又上臺，依樣畫葫蘆採取同樣的報復措施。從此北宋政壇就一直沒消停過，直至滅亡。這樣的黨爭其實是中國政治文化的一種通病，不能賴在王安石身上。我們可以看到明朝的“黨爭”還是這樣。一個具體的、技術層面的分歧，往往會被上升到“君子”“小人”的道德層面，導致水火不相容的“黨派”，以致於內政崩潰。

閒看歷史

王安石：我好感動！在頭條上大多數人還是支持我的，看來再給我一個機會，我依然會選擇變法……既然作為見證者，我本人說兩句。我確實是有錯誤，我引進了不少小人，但是我確實是為了我的國家、人民和皇帝而奮鬥的，我依然不後悔。

communist

北宋是我國在經歷混亂的五代十國之後，又一個大一統王朝，雖然疆域面積在全盛時期只有460萬平方公里，穩定的控制疆域約280萬平方公里。

但是北宋的經濟、文化、科技卻是中國歷史上的一個巔峰，遠超過了漢唐的繁榮，雖國土面積狹小，卻成為了我國曆史上第一個人口過億的朝代。而且經濟總量佔世界的比重達到了20%-25%。

但就是這樣一個繁盛的王朝，卻在北方少數民族政權的進攻下亡國，靖康之恥，徽欽二宗被擄北上，兩宋也成為了中國歷史上唯二亡於外族而非內亂的朝代。

現在關於北宋滅亡的主流觀點

• 第一個觀點——腐敗亡國
  

北宋因為政治腐敗導致最終的滅亡，這是最主流的認知，也可以視之為最主要的原因。腐敗的政治導致北宋逐漸喪失了對遼、金的綜合國力的優勢。

著名宋史學者張邦煒就提出：“北宋絕非落後捱打，實因極度腐敗而亡國”的觀點，腐敗使國家機器癱瘓，軍隊戰力喪失。

• 第二個觀點——守舊亡國
  

這個觀點的產生基於王安石變法。主要認為，王安石變法未能進行到底，沒有使社會得到徹底的革新，斷送了北宋王朝改變積貧積弱的大好局面。

魯迅先生是這一觀點的代表，在《老調子已經唱完》中寫道：“宋朝的讀書人講道學，講理學，尊孔子，千篇一律。雖然有幾個革新的人們，如王安石等等，行過新法，但不得大家贊同，失敗了。從此大家又唱老調子，一直到宋朝的滅亡。”

• 第三個觀點——革新亡國
  

這個觀點最早指的是蔡京變法，而不是王安石變法，雖然前者是後者變法的堅決擁護者。也是因為支持變法而得到快速升遷的，但是其變法的力度與後者不可同日而語。

這個觀點也是在南宋中比較盛行的，畢竟要為亡國找找理由，但帽子不能扣在皇家身上，就找大臣唄。南宋中興四賢相之首趙鼎曾言：“至崇寧初，蔡京託名紹述，盡祖安石之政，以致大禍。”

現在對於北宋滅亡的原因，觀點有多種，除了上述的三種，還有比如國策的失誤，不該聯金滅遼等等，而且更多的考慮綜合因素對北宋滅亡的影響。狼君認為的北宋滅亡的因素，分為以下幾點。

第一點——腐敗亡國

北宋晚期的社會腐敗，導致北宋的最終滅亡，這是狼君認為的最主要的因素，最關鍵的因素。因為其他因素只是政治制度上的因素，不會過快過於直接的影響百姓，但政治腐敗，卻會實實在在的直接影響百姓。

北宋的腐敗，是從上到下深入骨髓的腐敗。宋徽宗本人就是一個昏君，在吃喝玩樂上的確“造詣頗高”，但是在治國之術上，卻盡顯昏聵無能。

宋徽宗本人吃喝玩樂，還任用一批和他臭味相同的奸佞大臣，國家高層全部是投機分子，真才實學沒有一分，吃喝玩樂卻花樣百出。

對於這些臭味相投的王公大臣，宋徽宗以為摯友，推心置腹的信任，使得這幫親信大臣無所顧忌，大肆斂財，發展黨羽，無度揮霍，使北宋進入了最黑暗的歷史時期，漸漸失去了立國的群眾基礎。

第二點——揮霍亡國

宋神宗時期的王安石變法，雖然持續時間不長，但也初顯成果，為北宋王朝積累了相當可觀的財富。可這辛辛苦苦攢下的國庫，卻成了宋徽宗揮霍的資本。

身邊有一幫投機倒把的大臣恭維，宋徽宗的小日子必須過的舒舒服服的，每天玩樂享受，升級一下皇宮也是應該的嘛，於是北宋末年便開始大興土木。

皇家修園子，那麼各級經手的大臣，不層層扒皮喝點血，斂一波財，都對不起自己費盡力氣爬上的高位。

僅僅為了給園子蒐集裝飾所用奇花異石，就專門在蘇州設應奉局，由於為皇家辦皇上最上心的事兒，應奉局得以為霸一方，成為“小朝廷”。

民間的財富，被各級官僚以各種藉口搜刮殆盡，百姓不少因此家破人亡，這也是方臘起義的重大原因。而類似為滿足宋徽宗揮霍而搜刮民財的事，數不勝數。

第三點——變法亡國

這裡指的變法亡國，並非指堅持新法或是堅持舊法，而是指一會堅持新法，一會堅持舊法。雖然在統治高層看來，只是一個會議在下達一個命令的事。

但是到了下面具體執行的各基層官府和普通百姓，卻是一件勞神傷財又耗時間的事情。可是北宋末年這一個時間段，卻新法舊法來回變換，使社會失穩。

變法政策不能穩定執行最大的因素就是宋朝的黨爭，黨爭歷朝歷代皆有，且都對王朝覆滅產生了巨大的影響。北宋的黨爭更是波及面廣，持續時間長。

在前期的黨爭，如熙豐黨爭、元祐更化等，雖然造成了一定的混亂，但是兩黨主要是政見之爭，出發點都是為了國好，只不過是對於新法好還是舊法好的爭論。

但是到了宋徽宗時期，任用的蔡京等人，不再是以變法或守舊法謀國強，而是以變不變法來逢迎聖上，變法和黨爭不再是為國，而是為己。

宋徽宗時代的變法，失去了變法為國家謀富強的根本利益，更多時候像是裝裝樣子，然後一群大臣逢迎，連帶著以利益為目的的黨爭，整個國家混亂不堪。

第四點——體制亡國

這一點也是說的最多的一點，都認為宋朝的制度有些矯枉過正，雖然是防武將權力過大威脅皇權，將一系列軍權都收歸到皇帝手中，並實行募兵制。

宋太祖在這一點上認為：“可以利百代者，唯養兵也。方凶年饑歲，有叛民而無叛兵，不幸樂歲而叛生，則有叛兵而無叛民。”

但是過度收歸軍權這樣的做法，使得北宋的軍力過於孱弱，兵不知將，將不知兵，極大地削弱了軍隊，這樣的軍隊何來戰鬥力殺敵衛國。

而募兵制，在饑荒之年，大量招募饑民參軍，是解決了饑民生變的問題，但是這樣的軍隊軍心渙散，以混口飯吃為目的的士兵大有人在，導致軍隊戰鬥力孱弱。

《水滸傳》中的林沖就能表現上面的兩個問題。兵將分離制度，林沖只是一個教頭，就是教士兵習武，職位低也沒有什麼權利，空有一個噱頭。

而一號稱八十萬禁軍，就想著宋朝有都少的兵力，光禁軍就有八十萬。實際上宋朝的軍隊幾乎都是禁軍，而且募兵制導致的兵多而不精的現象嚴重。

以上就是狼君個人認為的導致北宋最後滅亡的原因，是一個多方面原因的綜合，腐敗是最主要的原因，在此之上又滋生出了各種不利因素，最終各種原因相互作用，外族入侵的最後一擊，使北宋走向滅亡。

狼君歷史

這是南宋主流看法，與當時的政治環境有關。

從王安石變法說起

王安石的變法可謂是大刀闊斧，非常激進，自然導致了很多人的反對。

反對派裡也有很有分量的人物，比如司馬光，這就形成了兩派的政治對立。這裡我們簡稱為變法派和反對派。

因為有宋神宗的鼎力支持，變法得以推行，反對派失勢。神宗死後，反對派推翻了變法，恢復舊政。

所謂黨政，就像蹺蹺板一樣，一上必有一下。

再後來，司馬光等反對派倒臺，掌權的又回到變法一派。是王安石變法時一手提拔上來的骨幹，蔡京等人。

北宋滅亡的直接原因是蔡京變法

蔡京掌舵後，迴歸了變法路線。

雖然都是變法，雖然王安石和蔡京可以說是同出一脈，但這兩次變法不可同日而語。

王安石的變法，目的是改善國家積貧積弱的局面，結果上來講，也確實增加了國家財政。

而蔡京所謂的變法，只是一個政治標籤。他為了鞏固自己的權勢，提拔親信，排除異己，在他統治期間政治黑暗，國家越來越貧越來越弱，最終金軍南下，北宋滅亡。

南宋人怎麼看待變法

回到問題，為什麼會認為王安石是導致北宋滅亡的罪魁禍首。這是一個很簡單的邏輯。

因為北宋滅亡的直接原因是蔡京變法，所以南宋人極度厭惡蔡京，也厭惡變法，這種感情繼而波及到了變法先驅、同時和蔡京有著千絲萬縷聯繫的王安石。

可以說是，王安石被蔡京“連坐”了。

南宋初年就有反對派大臣提出了這種看法，當時的政治情形也確實需要檢討北宋覆滅的深層原因，最終宋高宗也表示了認可。

於是，王安石變法在南宋被定性了。

民國以來不斷有學者為王安石翻案，著名的有梁啟超、胡適等人。現在對王安石變法本身褒貶參半，但沒有人再說北宋滅亡是源於此了。

節墨JM

事實上王安石的出山是當時滿朝文武所期待的結果，以致於在王安石還在當地方官時朝中就已出現“介甫（王安石的字）不起則已，起則太平可立至”的言論。這種言論甚至也蔓延到了東京汴梁的平民百姓中間，也就是說在王安石被調到中央擔任高官之前他的人品才華已得到朝野的公認。人們之所以對王安石滿懷期待首先是因為這時改革已成為朝野的共識：軍事上宋朝的軍隊從宋太祖開國之初的22萬一直膨脹到宋英宗年間的116.2萬，這一規模甚至在千年後的今天也能排到世界第四。然而宋軍空有龐大的規模，卻沒什麼戰鬥力可言：在契丹人的軍事壓力之下收復燕雲十六州一事始終無法實現，宋太宗曾為此御駕親征，卻在高粱河之戰中遭遇慘敗，從此宋軍就患上了恐遼症。令宋朝蒙羞的不只是面對契丹時表現出來的軍事上劣勢：唐代的靜海軍節度使利用五代十國的割據混戰局面脫離中原王朝的管轄，後來逐漸演化為今天的越南，宋朝在南征失利後正式冊封越南黎朝君主為交趾郡王，以此承認越南是自治的藩屬國而不再是中國直接統轄的領土，獨立後的越南曾於1014年、1022年、1028年、1036年、1058年、1059年和1060年多次深入宋境並曾攻破宋朝的欽州城，而此時的宋朝卻因疲於應付來自契丹的軍事壓力而沒進行任何自衛反擊的舉動。由党項族建立的夏州李氏政權儘管在宋初曾一度臣服於宋朝，卻沒像內地節度使一樣削奪權力，這為其後來建立西夏國奠定了基礎——1036年李元昊吞併了名義上臣服於宋朝的河西敦煌歸義軍節度使政權，1038年李元昊公然稱帝，為此宋軍在名臣韓琦主持下遠征西夏，結果卻在好水川全軍覆沒。就是這麼一支沒什麼戰鬥力可言的軍隊卻需要北宋王朝花費鉅額開支去供養：北宋軍隊的開支總額高的4800萬多，這佔當時全部財政收入的5/6左右。毫無戰鬥力卻耗費巨資的軍隊構成了一直困擾這個王朝而對冗兵問題，而另一個困擾北宋王朝的問題則是冗官——自宋太祖杯酒釋兵權以來宋王朝始終堅持對官員的高福利待遇，試圖以此換取他們的忠誠和清廉。然而在守內虛外、強幹弱枝的國策之下宋朝的行政效率極為地下，位居高位的元老大臣們尸位素餐。由冗兵和冗官導致的結果就是：北宋王朝的全部財政收入用來養兵養官仍嫌不足。

就在宋軍於好水川之戰遭遇慘敗的八年之後宋英宗趙曙的長子趙頊誕生了，又過了20年之後趙頊成為了北宋王朝第六代皇帝。和之前傾向於保守的歷代北宋帝王所不同的是：這位年輕的皇帝在登基之初就把恢復漢唐舊疆作為自己的奮鬥目標。為此他在繼位三天之後就視察了國庫，試圖以此瞭解自己能籌措到多少軍費，然而這次視察卻使他大為震驚——因為視察的結果是“百年之積，唯存空簿”。事實證明北宋王朝已然到了改革不可的地步，剩下的問題是怎麼改？由誰出頭組織領導改革？其實在趙頊起用王安石推行變法之前各地官員已在展開自發的改革：陝西轉運使李參制定的陝西青苗錢例其實就是日後王安石推行的青苗法的原型；兩浙轉運使李復圭、知明州事錢公輔、越州通判張詵等人則對衙門賦役制度進行了改革，這成為了日後免役法的先聲......與此同時還在當地方官的王安石已在他的轄區內推行自己的改革理念：早在宋仁宗慶曆七年（1047年）王安石在擔任鄞縣知縣時就遍訪境內14個鄉，組織百姓在農閒時節疏浚河道、修築堤堰，他還在青黃不接之時把縣裡的存糧借給貧困民戶，約定秋後償還。王安石在任職地方時當地取得了糧食大豐收，同時當地的書院學校也得到了大力發展，出現學術繁榮的現象。隨著他在北宋官場上名聲越來越大之後朝廷一度將其調到中央擔任集賢校理、群牧判官等職務，然而這些職務都有一個共同點——雖然位高名顯，但基本都屬於文化學術類工作，然而王安石在擔任這些職務之時仍念念不忘提出自己的改革主張，後來更是為貫徹自己的改革主張不惜辭去顯望的京官職務，重新回到地方任職。王安石此舉在當時那些尸位素餐飽食終日的元老大臣看來無疑相當另類，而對那些有志於改革的人士而言：這件事給他們留下了深刻印象。志在恢復漢唐舊疆的趙頊登基後很快就聽到了朝中改革派人士對王安石的讚譽之聲，於是在他的支持下北宋王朝展開了一場前所未有的變法。

王安石變法的主要目的是改變宋朝積貧積弱的現象，實現富國強兵的目標。為此王安石在農業、商業、軍事等各領域推行了一系列改革措施：在農業領域陸續推出了青苗法、免役法、方田均稅法、農田水利法，王安石試圖通過這些措施查出被豪強富戶隱瞞的土地，從而充實國家稅款，同時通過在青黃不接之時由政府出面提供低息貸款既解決農民被高利貸盤剝之苦，又充實國家財政，從而實現他所謂的”民不加賦而國用饒“。在商業領域制訂了均輸法和市易法，以此打破市場壟斷、平穩物價。在軍事領域實行保甲法和保馬法，試圖以此增強宋軍的戰鬥力和解決戰馬來源問題。王安石變法在其早期階段還是取得了一定效果的——通過利用政府幹預貨幣調控等措施從改善財政收支狀況入手，從而基本達成了變法的”富國“目的，而在”富國“的基礎之上又推行了一系列強兵舉措：熙寧年間北宋政府的年收入一度達到5060萬貫，單是諸路的常平、免役、坊場、河渡等錢粟就足夠使用二十年。元豐元年（1078年）宋神宗將新政中各項盈餘收入作為日後北伐的資金全部統一收歸朝廷，此舉使他收穫的自己裝滿了32庫。五年後他又這麼操作了一波，結果得錢20庫。在朝廷資金充裕的基礎上北宋王朝進行了軍事改革，正是在這一時期在宰相王安石的支持下由王韶主持了宋朝唯一的對外開疆拓土行動——熙河開邊，成功開拓了河湟地區，這次行動只開邊三千里，遠遠無法和漢唐時期國威遠播漠北、西域相提並論，但已是有宋一代唯一的開邊之舉，這也從側面證明了變法的成效。

從王安石的變法理念而言不可謂不先進——這從他與司馬光的爭議即可看出：在正式變法之前王安石和司馬光曾當著宋神宗的面發生爭執。司馬光認為：天地所生的財貨只有定數，不再民間就在公家，所謂善理財者無非不過是巧立名目行搜刮之舉；王安石則認為：善理財者完全可以做到民不加賦而國用饒。很顯然以我們現在的觀念來看：司馬光的認識過於膚淺迂腐——天地所生財貨只有定數嗎？我們只要對比一下幾十年人們的生活水平和現在的變化就不難得出這是一個錯誤的結論。事實上財富可以創造和增長，況且即使已是定數也完全可以通過種種方式改進分配和流通放佛，從而加快財富的流通速度，實現更有效率的分配。早在一千多年王安石就已意識到通過利用政府投資加快貨幣流通速度實現財富增值的辦法這不可謂不超前，然而王安石變法的關鍵癥結也在於此——過於超前。中國古代社會本質上是一個小農社會，在這種社會狀態下財富的增值是極為緩慢的，因此當時的財富不可能出現像現代社會這樣呈幾何倍數的增長，就此而言：司馬光的分析也不能說是毫無道理的——至少在短期內人們是感覺不到自身財富的增長的。

過去有的說法認為王安石過於書生意氣，缺乏對實際情況的瞭解，這當然並沒說錯。然而往往忽略了這樣一個基本事實：王安石在為相之前曾有過多年的地方官經歷，事實上他的改革措施很多都是在其地方官生涯內實踐過並取得過成效的。問題在於：王安石在當地方官時凡事都是親力親為的，因此他可以直接看到最底層老百姓的實際生活情況，從而根據具體實際情況調整自己的政策。然而作為宰相的王安石是不可能具體看到不同地區千差萬別的情況的，而在具體的變法過程中王安石過於急功近利的心態又促使他盲目給手下的官吏下指標任務。本來青苗法的制定是為解決農民被高利貸盤剝之苦，同時充實國家財政；然而在具體實施過程中地方官為追求政績就採用強制配發貸款的模式——無論是否需要借貸的農戶都被強迫必須借貸，而在這一過程中當地官員又趁機從中剋扣盤剝，就使本來是為解決高利盤剝問題的青苗法最終反而加重了農民的負擔。此時身在京城的王安石再也不可能像他當地方官時那樣去傾聽來自民間的聲音了，儘管他本人的人品無可指責，儘管他懷著一片憂國憂民的赤誠之心，但不可否認的是在當時朝廷黨爭激烈的情況下他的用人政策完全就是任人唯親——誰擁護新法就用誰，反之就貶黜誰。一時間無數為升官發財不擇手段的陰險小人紛紛投奔王安石門下，新法在這些人手中逐漸成為禍國殃民之物。曾有人向王安石吹噓能排幹八百里梁山水泊，從而增加八百畝良田。王安石聽了還大喜，結果猛然一想又問道：”排掉的水怎麼辦？“誰知那人竟回答：”在旁邊再挖一個八百里大湖就可以裝下了“。也不知當時有多少這種吹牛拍馬之人曾得到重用。

事實上在王安石的反對者中不乏主張改革的人士，這些人只是覺得變法走得太快，不利於社會穩定，因此對其中一些較為激進的措施持反對態度——蘇軾就是其中的典型人物，他曾為變法的得失與王安石辯論過，然而不僅無助於修正變法過程中的過失，連他自己也被貶外放。當王安石變法最大的支持者宋神宗趙頊死後司馬光集結起新法的反對者在短時間內將新法盡數廢除，然而這並沒停止北宋王朝新舊兩黨之間的爭執，可以說自神宗年間新舊兩黨爭執從神宗年間開始以來歷經哲宗、徽宗、欽宗三朝從未中斷過，在激烈的黨爭之中新舊制度的弊端都被無限放大，從這個意義上而言：最終拖垮北宋的並非王安石的新法，也並非司馬光的舊法，而是激烈的黨爭。事實上新舊兩法各有優劣，然而在當時的狀態下已沒人認真思考新舊兩法各自的可取之處，整個國家被黨爭撕裂，從而難以形成合力。這種狀態一直持續到靖康元年（1126年）閏十一月二十五日——這天北宋都城東京汴梁被金兵攻破，徽、欽二帝及北宋皇室、大臣被金兵擄掠北上，至此已持續數十年的新舊黨爭終於以慘烈的形式畫上句號。好不容易在靖康之變中虎口逃生的宋高宗趙構不得不就一個重大政治問題作出解釋：到底誰該為北宋的滅亡承擔責任？事實上真正導致北宋滅亡的原因並非王安石變法，而恰恰是在守內虛外、強幹弱枝這一祖制之下宋朝政府和軍隊的低效率，當然不能否認的是自神宗朝以來數十年的新舊黨爭進一步削弱了宋朝政府的行政效率。然而對趙構君臣而言：他們不敢承認宋王朝的體制存在根本性缺陷，那麼就有必要找出一個替罪羊來。很顯然儘管王安石變法的本意是富國強兵，然而懷著這一良好初衷的王安石變法卻開啟了北宋政壇數十年黨爭的序幕，無疑王安石是最適合扮演替罪羊角色的。通過對王安石的攻訐使趙構君臣得以否定宋王朝存在根本性體制缺陷這一事實，於是對王安石的攻擊迅速增加：當初王安石的政敵們所針對的只是新法的某些具體措施，卻從沒指責過王安石人品有問題，恰恰相反包括蘇軾等人在內都對王安石的人品稱讚有加；然而到了南宋王安石的形象變成了一個大奸似忠的佞臣。

鴻鵠高飛一舉萬里

一個朝代的沒落有其自身不可替代的原因，但也不同程度上存在著一些外在因子會加速其沒落的進程的。王安石的改革就是這個典型實例。

從史書與一些野史綜合來看，當時的北宋朝廷已經接近了崩潰的邊緣，大概是因為腐敗嚴重而致使中央財政陷入了危機。這時的王安石的改革進言的到來當時的皇帝首肯，於是把他提升到了丞相，以讓他順利進行改革——史稱“王安石變法”。從這次的改革運動來分析，王安石所提出的一整套措施，並非如何提高民眾收入，來擴大國家財稅源，而是一昧地把一些有收入來源的多行業歸為中央管理或經營，併為此設立國家金融，強行各地實施讓農民貸款。其結果造成了寡頭與腐敗的大量發生，加速了全國經濟的崩潰。

由此後來有人總結說：一個國家的經濟發展越是集中於少數寡頭之中，也就是壟斷經營越明顯，這個國家離崩潰就越近了。

由此可知，王安石雖然是在進行改革的努力，但終究是不得其法，也非其時，是朝推動北宋滅亡的道路上使勁的喲，屬於好心辦壞事了。

上坪農夫

可以肯定地說，北宋滅亡，決不是因為王安石變法。而是相反，是因為沒有堅持王安石變化。

如果堅持王安石變化，北宋不會亡國。

王安石變法的核心是富國強兵。主要內容是一

一，青苗法。保護和發展農業生產。

二，農田水利法。政府鼓勵地方興修水利，開墾荒地。

三，免役法。官府各種差役，民戶不再自己服役，改為由官府僱人服役。民戶按貧富等級，交納免役錢，原來不服役的官僚，地主也要交錢。這樣即增加了官府收入，也減輕了農民的勞役負擔。

四，方田均稅法。為了防止大地主兼併土地，核實土地數目，按土地多少，肥薄收稅。

五，保甲法。政府把農民按住戶組織起來，十家為一保，五十家為一大保，十大保為一都保。家裡有兩個成年以上男子，抽一個當保丁，農閒練兵，戰時編入軍隊打仗。

王安石的變法對鞏固宋王朝統治，增加國家收入和國防力量，起了很大的作用。國家逐漸富強起來。

可是，變法嚴重觸犯了貴族和大地主的利益。遭到了許多朝臣和貴族皇親的強烈反對。其代表人物是司馬光。正趕那年河北鬧旱災，出現了農民逃難的情況。反對派群起藉此攻擊王安石。原來支持變法的宋神宗也發生了動搖。王安石被迫辭去宰相職務。

神宗死後，以司馬光為首的保守派上臺，將新法不分好壞全部廢除。變法徹底失敗。

歡迎點評。

夕陽晚霞

為什麼史書上說王安石是北宋滅亡的罪魁禍首？

首先史書是以司馬光為首的士族官僚階層地主階級代表人物編寫的，他們為了自已階層的利益，對王安石當然是極盡攻擊汙衊之能是！

其次史官是代代傳承，對上一輩的傳統說法予以肯定。

其三因為王安石動了上至皇親國戚下至土豪劣紳的蛋糕，斷了他們的財路，當然遭到上下統治階級一至的反對！

其四對於國家的失敗，史官們一定要找一個替罪羊，而王安石正好帶上這個帽子，把責任往他頭上一安，皇帝和官僚系統不用承擔任何責任，對其它想改革動他們奶酪的人也是一個警告！

其五用現在的觀點看，王安石變法有點操之過急，對反對派的反撲和制度的制約考慮不周，某些改革措施確實有擾民傾向，措施不到位，讓對方抓到了把柄，而後來者打著王安石變法的旗號行私利和報復對方的手段，使改革變相的變成了王安石的罪證！

歷史性改革，無非有兩種形式，一種是顛覆性的革命，把舊的制度統統打倒，創立一種新的制度，從根夲上改變社會分配系統，如商鞅變革。另一種是在體制內變革，這就要困難的多，大多以失敗告終，究其原因無非是動了既得利益集團的奶酪，當改革領袖人物一旦離世，既得利益集團會瘋狂反撲，以至改革功敗垂成！

例如商鞅變法：一加強專制統治，先施行“相坐法”。二獎勵軍功，禁止私鬥。三獎勵耕織，懲戒懶惰。四重農抑商增加糧食儲備。五開墾荒田，增加稅收。六平均納稅，以田計算。七並鄉為縣，中央集權。八統一計量，便於管理。九發展水利，方便交通。十遷都咸陽佔據地利。當然這是那時的措施，當然有侷限性，但卻大大提高了秦國在列國中的地位，由於是顛覆性的制度性變法，雖然秦孝公一死，商鞅被車裂，但商鞅創造的制度性改革卻流傳了下來，為秦國統一全國提供了制度性法律，這也是秦律的初始版本。

西漢文帝，景帝時的賈誼，晁錯同商鞅的主張大同小異，主張削弱諸候勢力，加強中央集權，即政治上削藩，經濟上勵民耕，減賦稅，廣積糧，富人納糧受爵，用庫糧平抑物價，取有餘，補不足。結果，賈誼被貶，晁錯被腰斬。雖然他們為改革付出了代價，但這些主張還是被後代使用，在平息七國之亂後，漢武帝還是借鑑晁錯的辦法用推恩令支解了諸侯，改革措施反而加強了。

唐朝中期唐玄宗時期宰相姚崇，提出重用人才，嚴格法紀，禁止宦官干政，不許外戚專權，廢除雜稅，大開言路。等十項措施。在三十年中唐朝的實力大幅提升後世稱“開元盛世”可惜後期被玄宗破壞了。

現在我們說一說王安石。

王安石（1021一1086）享年65歲，字介甫，撫州臨川（今江西臨川）人，小官僚家庭出身，21歲時考中進士，初官至舒州通判，群牧判官，嘉佑三年（1058）年上萬言書，受到神宗重視，累次加官至宰相，當時豪紳大戶，皇親國戚，商豪大賈，瘋狂兼併土地，中小地主破產，民不聊生，迫使農民造反，北方遼族，西北部西夏，大舉入侵，內外矛盾到了崩潰的邊緣。王安石提出的口號是：“變風俗，立法度”，富國強兵。其措施是：“制置三司條例司”受皇帝任命的財政經濟部門即戶部，度支，鹽鐵！在一系例法律中有均輸，青苗，農田水利，方田均稅，免役，市易，保甲，將兵等一系列新法！總的原則是由政府出錢出面，將錢貸給農民，不允許民間借貸，機會均等，利益均沾，多地多交稅，鼓勵商業，增加商品流動，丈量土地，按土地厚薄好壞交稅，在強兵上，“消募兵驕志，省養兵財費”採用保甲之法，保甲法規定，十家為一保，五保為一大保，十大保為一都保，每家有兩丁以上的出一人作保了，在農閒時集訓，平時負責巡查，維持治安。將兵法是專門負責輪流訓練戌守軍隊，派武藝精良之人訓練之！公元1076年全國已訓練保丁700萬人！國家開始強盛起來！

公元1086年宋神宗病死，哲宗趙煦上臺，司馬光被起用為宰相，推翻了宋神宗，王安石制定的一切變法革新措施，王安石抱恨而亡，改革失敗，守舊派瘋狂反撲，加速了土地兼併，貪汙腐化，賣官弼爵，土族大豪為所欲為，土匪惡霸橫行鄉里，我們在《水滸傳》中看到的宋微宗，蔡京，高俅，梁中書，祝家莊的三霸，高衙內，陸兼，蔣門神，西門慶，等人就是當時真實的寫照！當時的北宋早己是風雨飄搖的破廟了，一場風暴來臨自然轟然倒堨，因此當金人南侵，百姓並不抵抗，是恨透了這些貪官汙吏，土匪惡霸，士族大家，豪強劣紳，富豪大賈了。你說北宋的滅亡與王安石有什麼關係？

狼煙一九三一

分析一下北宋滅亡與王安石變法之間的關係

一、我是一個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者，至少，我自己認為我是。

二、我認為歷史可能90%以上是假的，至少，歷史很大程度上是根據需要編寫的。

三、一個昏君的滅亡，根本原因和主要原因，在於他自身，而不能歸因於女禍、奸臣（女禍、奸臣的產生，是因為昏君的出現，而不是相反。這裡的因與果的關係不能搞反）。但是，一個王朝的滅亡，又不是僅僅因為一個昏君出現，就導致了滅亡。

一個王朝的立國者，多為雄才大略。新王朝建立之後，必然要借鑑前朝滅亡的教訓，制定一系列安邦定國的大計。象如何安民，如何立君，如何選擇大臣等，都有一系列成法與規定。

也就是說，即使有昏君出現，也讓他做不成昏君；即使有奸臣出現，也讓他做不成奸臣。

以上是開始分析的前提。

攻擊請攻擊以上前提。前提錯了，文章也就不成立。

北宋到了王安石時代，遇到了很多困難。

皇帝很年輕，想有所作為。

王安石認為得變法。

司馬法認為不能變法。

就這個情形分析，很顯然，王安石更容易得到想有所作為的年輕皇帝的支持。

王安石變法的根本思路是，不需要做大增量，只需要進行存量調整，由不會“理財”變得會“理財”，就可富國強兵。

司馬光則認為，這是胡搞。世事艱難時時都可能遇到，但只要堅持千百年來已證明行之有效的“道”，就可以應對世事的波動。不能因一時的波動而更改萬世之良法。

王安石與司馬光兩派勢不兩立，今天你來搞一搞，明天他來搞一搞。

後來，皇帝更替為宋徽宗，當皇帝時也很年輕。

慢慢地，王安石變法派的重要人物蔡京得到了宋徽宗的重用，司馬光派遭到大清洗。於是變法大行其道。

只可惜，歷史證明，宋徽宗是個大大的昏君，蔡京之流是大大的奸臣。

大昏君遇到大奸臣，又堅決進行變法，真是國家不滅亡都不可能。

後來，徽宋的兒子趙構做了南宋的皇帝，大臣如秦檜也不能說他不奸，國家之弱不能比北宋，金國並了遼、北宋後不能不說更強大，但終金國之世，不能滅了南宋。為什麼？

南宋不再搞王安石變法，不能不說是一個重要的原因。

為什麼王安石變法會與北宋滅亡有這麼大的關係呢？

王安石變法被稱為“三不足”變法，他們明確提出：天變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

王安石變法到底如何，仁者見仁，智者見智，我們這裡不做評論。

但有一點應明確，即使在當世，也有司馬光等大家堅決反對。後世對它的完全肯定，是不是符合歷史唯物主義與辯證唯物主義的理論，需要討論。

當“天變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這一法寶傳到了宋徽宗、蔡京之流手裡時，我們可以想見會是一個什麼樣子。

宋徽宗與蔡京之流用他們的窮奢極欲，向後人們宣示了什麼是“天變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

歷代開國之君，他們往往出身民間，嚐遍、聞遍人間疾苦。他們能成為一代雄主，說明他們都有雄才大略。

他們建立國家後，借鑑前朝亡國經驗，他們不可能不想到，他們錦衣玉食的後代，很可能一代不如一代，甚至就是昏君輩出。

如何保持富貴延續，他們必定要制定一些祖宗之法，做不到“祖宗之法”的皇帝，是不稱職的皇帝，是要被替換的。

如果出來了一個三不足變法，“天變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那後輩昏君一定是極為歡迎的。

如此以來，昏君與奸臣還會怕什麼？

盡情地胡作非為、窮奢極欲好了。

昏君與奸臣們怎會不大力支持“三不足”變法呢？

如此以來，國家不是發生農民暴動，就是被外族滅國。

因此，北宋的滅亡很可能與王安石變法關係很大。

世界上相互聯繫的，因此，得出這個結論應該是有一定道理的。

世界又是多角度有，因此，這個結論又是有很大侷限性的，是片面的、不完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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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覺得這種說法有失偏頗，北宋的滅亡不能只歸罪於王安石，相反，王安石為北宋至少延壽了30年。王安石（1021－1086），字介甫，北宋著名文學家，改革家。他歷經宋真宗，宋仁宗，宋英宗，宋神宗，宋哲宗五位君主。他領導了中國歷史上最偉大的改革之一----王安石變法（又稱“熙寧變法”）。

當時正是北宋中期，北宋面臨冗官，冗兵，冗費以及積貧，積弱的局面。

政治上，一官多職，官員常常互相推諉，辦事效率低下；

軍事上，強幹弱枝，有一百多萬的中央禁軍，而邊防則十分虛弱,軍隊戰鬥力低下，軍備廢弛

經濟上，官僚隊伍和軍隊龐大，造成財政的巨大負擔，而地方上，土地兼併現象嚴重，“富者田連阡陌，貧者無立錐之地”，富豪常常逃避交稅，更加重了財政的負擔，王安石正是在這樣的形勢下擔起了變法的重任。

“民不加賦而國用足”

他的改革思想是十分先進的，“民不加賦而國用足”，他充分意識到了“開源”的重要性，主張發展生產，提高生產力，從而增加國家的財政收入。在經濟方面，他推行青苗法，募役法，方田均稅法，農田水利法，市易法，均輸法；軍事方面，他整頓軍隊，並推行保甲法，保馬法，軍器監法；文化上，他改革科舉制度，整頓太學，主編《三經新義》為新教科書，強調經世致用……

這些做法在經濟上,促進了農業,商業的發展,增加了國家的財政收入,神宗年間,國庫收入可供國家二十年的財政支出,徹底扭轉了北宋長期以來的”積弱”局面;而軍事上,改善了武器的質量,裁減了許多戰鬥力低下的士兵,提高了軍隊的戰鬥力;文化上,為國家招攬了許多使用的人才,提高了官員的質量.

變法的成就既然如此之大,為何王安石還是被誣陷為北宋滅亡的罪人呢?

第一,變法推行的過急過快,超出了當時社會的承受能力

在1069(熙寧二年)年到1073(熙寧六年)年的短短四年間,王安石頒佈了大量的改革措施,超出了社會的承受能力.這是其改革受到時人詬病的原因之一.反觀我國今日的改革開放,這是經過40年循序漸進的結果,可見,改革操之過急是十分危險的

第二,用人不當,導致改革措施執行出錯

他的用人原則是隻要支持新法,就可以被任用.他所任用的呂惠卿、章惇、曾布、蔡卞、呂嘉問、蔡京、李定、鄧綰、薛向等人大多表面上支持新法,實際上心懷鬼胎,甚至歪曲新法的原意,再加之地方官員貪圖私利,歪曲新法,導致民眾負擔增加,民怨沸騰,為改革增加了大量的阻力.

第三,觸犯了保守派的利益,遭到激烈的反對

王安石的方田均稅法觸犯了地主階級的利益,他的改革遭到了以司馬光、韓維、文彥博、歐陽修、富弼、韓琦、範縝、蘇軾等人為首的保守派的反對,大大增加了新法推行的難度.

第四,最高統治者的動搖

商鞅變法有秦孝公的堅定支持,張居正變法時,皇帝年幼,他獨攬大權,改革自然很順利. 宋神宗本來是堅定地支持王安石變法的,但是由於太后以及許多大臣的反對,宋神宗最終動搖了,這是改革失敗的重要原因.

正是這些阻力導致了變法的失敗,而哲宗時期,司馬光當政時,新法幾乎全被廢掉,變法演變為朋黨相爭的工具.變法雖然失敗了,但王安石的改革成果有一部分(水利工程,財政收入,軍隊戰力)被保留了下來,至少為北宋延長了30年的壽命, 而史書中說王安石是北宋滅亡的罪魁禍首隻是保守派的誇大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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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字: 變法 之罪 北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