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幼儀，1900年出生江蘇寶山，父親是上海寶山縣鉅富，大哥張君勵是勵志社首腦之一，政界風雲人物，是《中華民國憲法》的主要起草人之一，被稱為“民國憲法之父”，且還是著名的哲學家，其二哥張嘉璈曾任中央銀行總裁、鐵道部長。在20世紀初期的中國，張家絕對算是聲勢顯赫的望族，在這樣的名門裡成長的她也同樣接受現代教育，12歲時便入讀江蘇省立女子師範學校。但以上所談並不是要突顯張幼儀強大的家世背景，而是想為其在江蘇省立女子師範學校就讀三年後的人生講述做個鋪墊。
張幼儀被眾人熟知還因其有另一個身份——徐志摩第一人夫人，在女子師範學校讀了三年後，年僅15歲的張幼儀就在家裡人的安排下匆匆嫁給了徐志摩。當時的徐家正是一個後起的大商之家，而張家又是政壇顯赫，對於這門親事的安排，雙方長輩級的人物自然都是認可的，張幼儀因為年歲小，性情又沉穩，社會閱歷也比較淺，家裡人從上到下都在言徐家的好，這種觀念的灌輸自然就讓還未成年的張幼儀認為這是或許是最好的選擇，從而對未來的丈夫、未來的婚姻生活、未來的人生都充滿了期待。
張幼儀是如此想的，但婚姻的另一位主角卻不這樣認為。其丈夫，徐志摩，曾先後就讀於上海滬江大學、天津北洋大學和北京大學。1921年赴英國留學，進入倫敦劍橋大學當特別生。之所以他輾轉就讀過這麼多個學校，有個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因為徐志摩性情不如其詩詞那般淡然有韻律，相反，徐志摩的性格是有些浮躁且追尋新事物的，所以才會不安於生活在一處，時常尋求改變。且彼時的張幼儀與徐志摩的婚姻觀是有很大差別的。張幼儀是對家裡的安排向來順從，近乎逆來順受。而喜歡新事物的徐志摩卻主張自由戀愛，以至於在婚禮上就曾斷言：“我會做中國第一個離婚的男人。”
在徐志摩的觀念裡，他從未平等地看待過自己的第一任妻子，永遠處於俯視的角度，甚至，他都未曾真正走進過張幼儀的世界，僅僅因為“包辦婚姻”的遮頭紗就斷定張幼儀也是極其封建的一人，憑著自己的第一眼加偏見就對張幼儀下了定義——土包子。
其實在我們現在的人眼裡看來，徐志摩或許是《再別康橋》裡呈現的風度翩翩的痴情儒雅男子，但這是在林徽因面前的他。而在張幼儀面前的他，其實細細思量，是有些武斷、膚淺、毫無責任感的一個人物形象。之所以道他武斷、膚淺，因他以偏概全，一葉障目，主管判斷客觀事實;道他不負責任，這就顯而易見了，能在妻子懷著二胎的情況下，精神出軌他人，並不顧髮妻安危，讓其打胎以達到自己能快速離婚的目的，實則令人唏噓。
好在張幼儀到底出身望族，併為太過糾纏，雖對前途迷茫，但也明白枕邊人的心中並沒有她的半點位置，將自己陷在這所謂的“婚姻”泥潭中只會讓自己滅亡，當斷不斷必受其亂，所以長痛不如短痛，也在生下次子後離開了這個深深傷害她男人。
張幼儀將自己的人生一分為二——去德國前以及去德國後。離婚後的張幼儀多了一個新的身份——單親媽媽。她深深明白，自己失敗的婚姻源於徐志摩對自己才能的蔑視。所以她開始學習德文，在異國他鄉曾因為結婚而中斷的學業。她還去裴斯塔洛齊學院攻讀幼兒教育，因為她知道，自己已經失去了妻子這個角色，唯有做好母親這一終身職業。但人生無常，三年後，二兒子彼得因腹膜炎夭折了。痛苦的張幼儀回到國內，在消沉後又重新振作，帶著大兒子繼續讀書。
婚姻的失敗使得她把所有的精力都投入到了育子和事業上，回國後，張幼儀在東吳大學教習德語，並在家人的支持下，她出任上海女子商業銀行副總裁。在她的勤勉操持下，加上其四哥的關係，女子銀行很快扭虧為盈。她還在靜安寺路開了一家雲裳服裝公司。這是中國第一家新式服裝公司，獨特的立體剪裁法，在上海灘風靡一時。
不僅如此，身為徐志摩的前妻，雖沒享受過夫妻恩愛的境遇，但徐家卻自始至終只認張幼儀這一個兒媳婦，甚至在徐家二老在其離婚後將她認作乾女兒，徐母去世時，張幼儀以乾女兒的身份出席葬禮，這是陸小曼都不能有的殊榮，這對徐志摩與陸小曼是多麼響亮的一記耳光！所以可以看出，離婚不是一個女人的絕路，反而是女人增值的最好時期，連徐志摩這位曾經俯視張幼儀的男人都慢慢平視張幼儀再到遠觀張幼儀，徐志摩後來也承認自己糟糠之妻刮目相看，道自己眼拙。
而後，張幼儀在五十多歲時遇到了真正欣賞她並能伴其一生的男人——中醫蘇紀之，張並沒有對蘇的追求立刻做出回應，而是詢問了自己孩子的意見，長子徐積鍇回覆到：“母孀居守節，逾三十年，生我撫我，鞠我育我。綜母生平，殊少歡愉，母職已盡，母心宜慰，誰慰母氏?誰伴母氏?母如得人，兒請父事。”可謂讓做母親的淚目，隨即答應了蘇紀之，並安度晚年。
結語:離婚後的張幼儀用後半生打了一個漂亮的翻身仗，對生活一味抱怨並不能改變你的境遇，反而會成為他人口中的“祥林嫂”，女人應該充實自己，把自己掌握在自己的手裡，有句話說得好：“長得漂亮叫優勢，活得漂亮才是本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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