眾所周知，2018年，在去槓桿的背景下，中國宏觀經濟增長正在承壓。
2018年4月召開的中央財經委員會第一次會議指出：“防範化解金融風險，事關國家安全、發展全局、人民財產安全，是實現高質量發展必須跨越的重大關口”，“要以結構性去槓桿為基本思路，分部門、分債務類型提出不同要求，地方政府和企業特別是國有企業要儘快把槓桿降下來，努力實現宏觀槓桿率穩定和逐步下降。”
這讓筆者不禁想到了1995年的情形。
對外，中國面臨美國的加息週期當中——從1994年2月到1995年2月，基準利率從3.25%上調至6%，在美國1990年經濟衰退之後，儘管經濟增速回升，失業率依然高企，於是這讓美聯儲削減利率到了3%。1994年，美國經濟復甦勢頭重燃，債券市場擔心通脹捲土重來。十年期債券收益率從略高於5%升至8%，美聯儲將利率從3%提高至6%，使通脹得到控制，債券收益率大幅下降。
2017年，在類似經濟環境下，美國又開始了加息週期。
對內，由於此前三年的過度投資與產能過剩，所以1995年開始了急剎車——銀行整治表外資產。
對此，中國的宏觀經濟政策為：
據1995年中央政府工作報告顯示，“加強和改善宏觀調控，注意解決經濟發展中面臨的突出矛盾和問題，保持適當的經濟增長速度，以國有企業改革為重點，配套推進社會保障體制改革，鞏固和完善宏觀管理體制改革措施，進一步轉變政府職能，培育市場體系，沿著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方向繼續前進。”
通俗來講，就是通過財政補貼和貸款補貼，鼓勵落後產能淘汰，鼓勵兼併破產，鼓勵同業整合等等。
一句話總結就是提振內需消費，通過積極財政政策和謹慎貨幣政策調節經濟。
這讓很多人開始對比2018年。
那麼二者到底有沒有可比性呢?
宏觀環境似曾相識
雖然歷史與現在的情況完全不同，不過，如果從宏觀大環境來看的話二者有一些相通的地方，比如，從貨幣供給及GDP增速來看，二者有點雷同。
宏觀GDP增速對比
比如，從1995年起，宏觀GDP增速處於階段性下行階段。
公開資料顯示，1995年全年GDP為60793.7億元，GDP增速為 10.9% ;隨後雖然GDP每年在增加，不過GDP增速開始逐年下行，由10%逐步降到了7.6%：
比如1996年全年GDP為71176.6億元，GDP增速為10.0%，1997年全年GDP為78973.0億元，GDP增速為 9.3% ，1999年全年GDP為89677.1億元，GDP增速為 7.6%。
而從2015年起，中國的宏觀GDP增速同樣處於階段性下行階段。
2015年，據統計局公佈的數據顯示，其全年GDP為689052億元，GDP增速為6.9%;
2016年，統計局公佈的數據顯示，中國2016年全年GDP為743585億元，GDP增速為6.7%;2017年，中國全年GDP為827122億元，GDP增速為6.9%;
貨幣供給對比
貨幣供給對比顯示,二者都有一段下滑，抑制通貨膨脹趨勢：
1995年-2000年，貨幣供給下滑極快，從1995年的30%，下滑到2000年的10%。遏制住了蔓延的通貨膨脹趨勢。
2016年9月確定去槓桿的基調後，M2逐步下滑，2018年6月創歷史新低的8%。近期受貿易戰影響，政策再次邊際放鬆。
1、在1995年之前，M2增速環比增長迅速。
圖表1：
1995年之後，環比增速開始逐步下降，具體數據如下:
圖表2：
2.2015年前後的貨幣增速。
2015年之前
2015年之後
具體經濟表現及對策不同
針對1995年前後出現的實際經濟問題，比如為了抑制過熱的經濟和信貸衝動帶來的不健康發展和通貨膨脹,1995年前後的宏觀政策導致經濟出現了一定債務問題及殭屍企業問題，對此採取的對策為休克療法，通過行政命令而執行，當然這主要是針對一些殭屍企業及出現的債務問題。
然而2015年前後的實際經濟問題為解決“借舊換新”的銀行表外理財風險，其採取的對策為根據外部環境採取微調政策，以具體的規則進行。
不過，採取了不同的財政政策，但是其方法一致，那就是都同樣採取了供給側改革。
不同的財政政策
1995年-2000年：
從1998年開始，調整和撤消那些直接管理經濟的專業部門，加強宏觀調控和執法監管。
改革後除國務院辦公廳外，國務院組成部門由原有的40個減少到29個。
全國省級政府機構由平均55個減為40個，平均精簡20%左右。
省級政府人員編制平均精簡47%。
市、地級政府機構由平均45個減為35個;縣級政府機構由平均28個減為18個。
2015年以後：
國務院部門取消和下放行政審批事項的比例超過40%，不少地方超過70%;非行政許可審批徹底終結。
國務院各部門設置的職業資格削減70%以上。
全國減少各類“循環證明”、“奇葩證明”800餘項。
中央層面核准的投資項目數量累計減少90%。
外商投資項目95%以上已由核准改為備案管理。
尤其是商事制度明顯簡化。工商登記由“先證後照”改為“先照後證”，前置審批事項壓減87%以上。
降低增值稅率，從17%下降為16%等減稅措施。
開闢自由貿易區，鼓勵進出口貿易。
相同的供給側改革
1995年-2000年
以紡織業為突破口，取得經驗後再逐步擴大到其他行業。總體上改革通過採取積極的財政政策和中性偏緊的貨幣政策、使用行政手段進行供給端改革、實施債轉股並進行需求端改革來推進。其中紡織業方面國務院下發了《國務院關於紡織工業深化改革調整結構解困扭虧工作有關問題的通知》，以行政化的手段來推動去產能的實施。煤炭業方面主要通過關停煤礦、實施債轉股來推動去產能。
2015年之後：
2015年12月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以來，黨中央針對當前經濟新常態提出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新戰略，並從我國經濟發展的階段性特徵出發，形成了“三去一降一補”這一具有重大指導性、前瞻性、針對性的經濟工作部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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