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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德國弗萊堡馬克斯·普朗克外國刑法與國際刑法研究所訪問學者 叢日禹
旁聽宣判
德國時間2018年3月22日上午 8點，我趕到弗萊堡地方法院（Landgericht Freiburg）排隊，旁聽來自阿富汗的難民Hussein K.強姦並殺害女大學生Maria L.案的一審宣判。在離法院很遠的地方就能看見很多媒體記者已經圍在了法院門口。據說參與旁聽的民眾從7點半就排起了長龍。等我排隊半個小時過了安檢進入法庭的時候，本案宣判的四號法庭一樓的旁聽位置已經全部坐滿，只有二樓還有幾個零星的座位。等我坐定不久，參與本案公訴的檢察官EckartBerger先生、被害人父母委託的律師Bernhard Kramer先生和被告的義務辯護律師Sebastian Glathe先生先後到庭，其中檢察官和辯護律師當庭換上了自帶的工作制服。大概9點20分左右，被告人Hussein K.從旁聽席右側被帶進法庭，照相機的聲音噠噠噠地不斷響起。
9點30分，宣判準時開始。弗萊堡地方法院青年法庭（Jugendkammer）的法官一行5人從後門進入法庭，在沒有任何提示的情況下，所有在庭人員全體起立。審判長Kathrin Schenk是一位年輕的女法官，另有2名職業法官（Berufsrichter，一男一女）和2名參審員（Schöffen，一男一女）。Kathrin Schenk審判長先對出庭的人表示感謝，讓大家就坐，然後開始宣佈判決。整個過程一共持續83分鐘，Kathrin Schenk審判長語速流暢，一氣呵成。判決對於案件審理過程中的所有疑點問題都逐一作了回應。最後Hussein K.因謀殺罪和特別嚴重的強姦罪而被判處終身監禁，並處以保安監禁（lebenslangeHaft mit dem Vorbehalt einerSicherungverwahrung）。在判決結果宣佈以後，審判長再次轉向HusseinK.說：“您能否在15年後重獲自由，完全取決於您能否徹底變成另外一個人。”這樣使用尊稱來稱呼被告人著實讓我感覺非常意外，因為我在出庭辯護的時候，在宣判時聽得最多的一句話是：“被告人某某某，剛才的判決你聽清楚了嗎？”
整個宣判期間，我注意到：大家都靜耳聆聽，除了偶爾的幾聲咳嗽，在審判庭只有Kathrin Schenk審判長和同聲翻譯的聲音。宣判就這樣平靜地結束了。當Kathrin Schenk審判長宣佈閉庭之際，在一樓旁聽的民眾有很多人鼓掌。整個宣判過程，被告Hussein K.一直低著頭，宣判以後，被告通過翻譯跟律師說了一句話，隨後被帶離法庭（據媒體報道，他跟律師說的話是他要上訴）。隨後，整個法庭內外就是媒體的“主場”了。
因為Hussein K.是難民身份，案發以後給德國的難民政策蒙上了一層揮之不去的陰影，所以在宣判過程中，據稱是德國右翼民粹主義黨AfD的十餘人在法庭對面的街道上打了一個白色橫幅，抗議德國政府當前的難民政策。據後來的電視畫面顯示，他們在宣判結束之前就早早地收場。所以，宣判結束後，我從法院出來的時候並沒有看見這些抗議者。
整 個 宣 判 過 程 ，被 害 人 父母（Friederike und ClemensLadenburger）與之前的25次庭審一樣未到庭。宣判後被害人父母通過律師發表了一個簡短聲明：首先對參與本案的偵查人員、檢察官和法官們表示感謝；其次對被害人的同學、朋友、親屬、弗萊堡大學以及從案發後一直幫助他們做心理輔導和治療的醫生表示感謝。他們對Hussein K.沒有仇恨也不想復仇，他們相信法治德國有能力讓Hussein K.不再危害社會，希望他們女兒的悲劇不再重演。
案情簡介
德國時間2016年10月16日凌晨2點半左右，就讀於弗萊堡大學醫學專業的19歲女大學生Maria L.在騎自行車回家的路上，在弗萊堡的Dreisam河邊被姦殺。同年12月初，來自阿富汗的難民Hussein K.被捕。
經查，2015年11月Hussein K.到德國申請難民，2016年2月開始被安排到弗萊堡一戶醫生家庭居住。這個寄養家庭的生活條件優越，住在弗萊堡自有的漂亮別墅裡，Hussein K.有獨立的房間，面積有70多平方米（注：作為參考，筆者在弗萊堡的住房18平米，租金每月500歐元）。作為Hussein K.的監護父母（Pflegeeltern），他們夫妻二人對Hussein K.非常友好，不但平時衣食住行全部免費供應，每個月還給Hussein K.400歐元的零花錢（注：根據弗萊堡當前的消費水平，一個大學生如果住在弗萊堡的大學公寓裡，每個月租金200歐元左右，在食堂用餐一個月180歐元左右）。Hussein K.在弗萊堡獲得了上學和做實習生的機會，但是他很快就厭學曠課，並有酗酒和吸毒的惡習，經常數日不知所蹤。用檢察官Eckart Berger先生在最後陳詞時的話說就是：“您過著有生以來最優裕的生活，卻做出了最齷齪的事情。”
2016年12月，Hussein K.在被捕後說自己襲擊被害人時根本沒有注意到對方是女性，只是看中了對方的自行車。直到2017年9月11日，Hussein K.在第二次開庭的時候才首次承認強姦並殺害了被害人Maria L.，但是此後一直到一審宣判他都拒絕供述任何犯罪細節問題。因此，案發時的犯罪事實只能根據法庭的描述：HusseinK.在Dreisam河邊把騎自行車回家的被害人Maria L.從自行車上拉下來，緊勒她的脖子，使她昏迷，之後對她施以變態的撕咬及強姦。事後，HusseinK.將昏迷不醒的Maria L.拖到河邊，讓她頭朝下，口鼻沒在水中。審理案件時一名法醫在庭上說明，Maria L.被淹死的過程至少持續了一個小時。
在本案之前，Hussein K.在希臘還有一次前科。2013年5月，HusseinK.在希臘一個名為Korfu的島上襲擊了一名20歲的女大學生，並把這名女大學生推下了10米落差的高坡，導致該女生身受重傷。為此，希臘一個青年法庭在2014年2月以謀殺未遂和搶劫罪判處他10年有期徒刑。非常具有戲劇性的是，Hussein K.遇到希臘2015年的大赦，並於2015年10月底出獄。不到兩個月，Hussein K.自稱15歲，在德國成功申請了難民。
審理過程及案件疑點
本案備受關注的原因除了犯罪情節惡劣之外，還有偵查和審理過程中的眾多疑點問題。從2017年9月5日弗萊堡地方法院青年法庭開始對此案進行審理，到2018年3月22日作出對Hussein K.的一審判決，期間開庭25次。
本案從偵查之初就費盡周折。由於德國的刑事偵查權受到非常嚴格的限制，動輒便會被以侵犯“人的尊嚴”的名義受到批評和制約。再加上德國的街道和公共場所很少有中國式的“天眼”（攝像頭），這給本案的偵破增加了不少難度。甚至在DNA採樣等方面，因為可能涉及對特殊群體（穆斯林）的歧視而備受阻撓。很多在中國警察看來是天經地義的問題，但是在德國就會成為違法。警察在案發現場附近大面積搜索最終獲取的一根Hussein K.的頭髮幫了大忙，終於在2016年12月初鎖定並拘捕了嫌疑人。值得一提的是，在Hussein K.被抓捕歸案之前，2016年11月6日在弗萊堡又發生了一起一位27歲女性在夜間跑步被強姦殺害的案件（注：該案已經於2017年11月22日判決，被告是一位羅馬尼亞的40歲男子，被弗萊堡地方法院判處終身監禁並保安監禁）。可以想見，素以安全著稱的弗萊堡當時陷入何等恐慌！
本 案 的 三 個 主 要 疑 點 都 與Hussein K.的供述有關：第一，年齡問題，即案發時他是否已經成年；第二，他自稱在塔利班接受過訓練並在那裡遭受過性虐待，他的父親在阿富汗戰爭中喪生；第三，他自稱在案發當天晚上因為毒品和酒精的作用處於醉態，屬於限制刑事責任能力。
2017年9月5日第一次開庭審理時，Hussein K.說他在案發時不滿16歲，應該適用少年刑法程序。幸好調查人員在Hussein K.的住處發現了他的一顆牙齒，於是請專家進行鑑定。2017年11月7日兩個鑑定人分別得出鑑定結論：女鑑定人Ursula Wittwer-Backofen認為Huassein K.案發時介於22-26歲之間。男鑑定人AndreasSchmeling認為Hussein K.案發時可能22-23歲之間，至少19歲。
2017年12月8日審判長KatherinSchenk通過Hussein K.的手機通訊錄聯繫上了一個居住於伊朗的名為Gholam K.的男子，即Hussein K.所說的已經死去的父親。他父親說他在伊朗出生並沒有去過阿富汗，並提供了Hussein K.的出生證明，但是上面記載的日期使用的是伊朗日曆，因此最終沒有被法庭採用。有媒體報道說，如果Gholam K.提供的出生證明是真實的，Hussein K.應該出生在公元1984年1月，也就是說，他今年已經34歲了。雖然這份出生證明沒有被採用，但至少證明了Hussein K.所說的他父親已經死亡和在塔利班受訓以及受虐待等事情純屬謊言。
至於Hussein K.所說自己在案發當晚刑事責任能力受限的問題，通過他手機裡存儲的案發當晚拍攝的視頻可以清楚顯示出他根本沒有任何認識和控制能力減弱的跡象。而且據檢察官的指控，Hussein K.當天晚上在案發地附近先後3次對其他3位女性試圖實施攔截都沒有成功，MariaL.是第4個，並最終成了受害者。這一切都說明Hussein K.在案發時責任能力沒有任何異常，而且犯罪目的非常明確。法院的判決對於上述三個疑點問題逐一進行了分析和說明。最終得出的結論是：Hussein K.是一個謊言的編造者。從媒體的報道來看，Hussein K.一直用各種謊言妨礙偵查，根本沒有悔改之心，民眾對他也越來越厭惡。直到最後一次即第25次庭審，他才通過翻譯人員對被害人家屬說了聲對不起，如果有重新選擇的機會，他不會那樣做了。
案 件 已 經 一 審 結 束 ，關 於Hussein K.的年齡和犯罪情節仍然無法查清。正如審判長Kathrin Schenk在審判結束的時候所說：“您留給我們一個謎！”（Sie sind uns ein Rätselgeblieben.）。此外，我們可以注意到，本案雖然疑點重重，但是法院最終並沒有適用那句耳熟能詳的“疑罪從輕”或者“疑罪從無”原則，而是根據業已查明的事實直接下判。
關於懲罰
Hussein K.被判處終身監禁，並附加保安監禁。弗萊堡的民眾最關心的還是Hussein K.是否還能重獲自由。
聯邦德國（BRD）在1949年《基本法》第102條明文廢止了死刑。民主德國（DDR）在1987年7月17日廢除死刑。因此，在兩德統一後，德國的最高刑罰是終身監禁。根據德國《刑法典》第38條和57a條之規定，被判處終身監禁的犯人，在服刑15年後，如果經過人身危險性的評估，滿足相關條件的，可以假釋。根據德國司法部在網站上公佈的2017年統計數據，德國被判處終身監禁的犯人大約有1.3%的比例服刑期超過20年甚至終身服刑，平均服刑時間大概18年。當然也有特例，官方公佈的數據當中甚至有服刑49.8年的記錄。如果說真正意義上的“終身”服刑應該指的是死在監獄的罪犯，現在被判處終身監禁的罪犯每年在監獄裡死亡（包括自殺）的人數為10人左右。
一個非常簡短的結論是：德國的終身監禁絕大部分不是終身的，但是對於某些人而言可以是終身的。
Hussein K.除了被判處終身監禁的主刑之外，還有另外附加的保安監禁。Hussein K.的辯護律師在最後陳詞以及宣判後對終身監禁沒有提出意見，倒是對附加保安監禁始終持有異議。如果不出意外的話，Hussein K.應該會針對保安監禁的量刑提出上訴。
儘管保安監禁曾得到德國憲法法院的合憲性確認，但是保安監禁制度因其不定期性、溯及既往與違反比例原則而在歐洲人權法院屢屢受挫。從2010年M.訴德國案（M.v. Germany）起，至2017年止，至少有5起德國公民關於保安監禁制度在歐洲人權法院訴德國的案件，德國政府無一例外地都敗訴了。歐洲人權法院的系列判決也影響了保安監禁在德國的法律地位與發展。德國政府在各州監獄內建立了安全監禁中心，為有性癮癖或毒癮、酒精依賴和精神問題的行為人提供專業團隊進行積極的治療。因此，所謂的保安監禁，是在設施之內進行的，屬於“變相剝奪自由”的一種處分，接受保安監禁的人仍然不算獲得自由。更直接地說，保安監禁完全可以是終身的。
綜上，Hussein K.在理論上仍然有重獲自由的可能性。雖然本案的一審判決尚未生效，但是包括媒體和法律人在內（甚至本案的辯護律師）基本上認為：即使上訴，以後改判的可能性也不大。也許，現在只有HusseinK.本人還在指望輕判的奇蹟出現。
餘音繞樑
在刑事案件中幾乎不會有贏家。無辜的被害人失去了年輕的生命；弗萊堡甚至整個德國都深受難民問題的困擾；為了本案的調查和審判浪費了大量的人力、財力；但是承受最大折磨和痛苦的還是被害人的父母。被害人Maria L.的父母Friederike undClemens Ladenburger夫婦都是學習法律出身，Friederike Ladenburger在位於比利時的歐盟總部工作。從案發到宣判，Friederike und ClemensLadenburger夫婦始終表現得十分克制和堅強，雖然承受著喪失愛女之痛，但是一直相信司法審判會實現公平正義。他們沒有給法院施加任何壓力，沒有在媒體上大肆指責Hussein K.，也沒有指責德國的難民政策。在宣判前兩天即3月20日，弗萊堡大學和Friederike und ClemensLadenburger夫婦發佈一個聯合聲明：設立了一個以被害人名字命名的基金會Maria-Ladenburger-Stiftung。該基金會用於資助弗萊堡大學的學生，尤其是醫學系的學生，主要資助對象是殘疾學生、突患疾病的學生、生活極其困苦的學生。其中特別提到，只要外國籍的學生符合條件仍然會獲得資助。目前該基金會已經籌資10萬歐元。
轟動一時的案件最後以這樣的方式結束了。正如Friederike undClemens Ladenburger夫婦在3月22日宣判後的聲明中所說：從今天起，希望所有的親朋好友和弗萊堡的市民們能夠忘記這悲傷的一幕，開始新的生活。
在2018年的中國傳統節日—春節期間，陝西省漢中市發生了一起震驚國人的案件：出生於1983年的張扣扣以復仇的名義在大年三十中午殺害了同村的父子3人。兩個星期以後，我來到了弗萊堡，看到了Hussein K.案件的審判和被害人父母Friederikeund Clemens Ladenburger夫婦的表現。這種巨大的反差，對我心理的衝擊實在太大。
大概20年前，當我第一次讀到德國著名刑法學家漢斯-海因裡希·耶賽克教授所說的那段話的時候，感覺難以理解。他說：“刑法在某種意義上是我們文化狀態最忠實的反映並表現著我們國家占主導地位的精神狀態。只有一個建立在責任原則基礎上的刑法，才有可能保護人民大眾生活在自由中。人們普遍認識到，並不是一切對於控制犯罪有效的方法都是正義的。對犯罪人的關懷不再是一種恩惠，而是法治國家的一項義務性的社會任務。”通過在德國的觀察，我現在越來越相信這段話的描述是符合德國國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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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審判》雜誌2018年第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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