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8.22 弘一法師:為何從風流公子到一代高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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弘一法師:為何從風流公子到一代高僧

(豐子愷畫弘一法師像)

李叔同既是一位才華橫溢的藝術家,又是一代高僧。他集文化、藝術、宗教於一身,繼往開來,薪火相傳,才尚未盡,而已足不朽,其才可謂曠世;其心赤誠,悲天憫人,於人於物持平等念,不起分別心,身體力行,利益眾生,自號“大心凡夫”。李叔同的一生充滿了傳奇色彩,先是一位富有古代貴族氣質的翩翩佳公子,一變而為時髦、富有現代氣息的留學生形象,再變而為素面朝天、“溫而厲”的圖畫講師,最後抖身一變而為雲水僧,竹杖芒鞋、四海為家。在他的身上,有許多的謎待我們慢慢去解開。

李叔同(1880—1942),名息,學名文濤,字叔同。法號弘一,世稱弘一大師。在俗時,李叔同多才多藝,集詩詞、音樂、話劇、書法篆刻等藝術成就於一身,同時還是新文化運動的先驅,是我國近代著名的藝術家、革新家和教育家;出家後,拋棄俗家時的大部分藝術,只以書法與世人結善緣,專心研修南山律宗,持“過午不食”等戒律,被後人尊稱為律宗第十一代世祖。李叔同一生不論在俗還是出家,時間雖算不上很長,卻給後人留下了寶貴的取之不盡的精神財富。《送別》雖久經百年仍傳唱不止,執教數載,門下得意弟子有漫畫家豐子愷、音樂家劉質平等,出家後更是廣結善緣,澤及世人無數,可謂功德無量,為中國近代的藝術界、教育界、文化界和宗教界做出了獨特的貢獻。

弘一法師:為何從風流公子到一代高僧

在一個人的發展歷程中,由於社會環境、時代變化、家庭背景、個人性格和後天學習的不同,一個人的思想可能會發生巨大的變化從而變為另一種類型的大異其前的自己,這種情況也是常有的事,但像李叔同那樣,做公子哥像公子哥,做留學生像留學生,做講師像講師,出家為僧儼然苦行僧,每一種都轉換得很徹底、每一種都做到了極致,夏丏尊和豐子愷以“認真”二字做解釋,我們在對他多重性格轉化感到驚歎之餘,不免想冒昧揣測他的心路發展歷程,探幽其角色轉化之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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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輕時李叔同,一介風流公子)

離津旅滬,翩翩佳公子

李叔同出生於天津某大戶家,其父李筱樓為人兼及天下、好慈善鄉里,這些為李叔同後來出家提供了善的姻緣。李叔同庶出且五歲的時候父親去世,其生母年輕守寡、生活很苦,因此其母對他慈愛有加、寄予厚望。李叔同從小入私塾,傳統文化功底較深,加之自幼聰慧且勤奮好學,因此年少即小有名氣。當李叔同離津旅滬時期,於許幻園等天涯五友詩詞唱和、捧名角兒、受教於蔡元培先生,過著貴族公子哥式的生活,雖然政治上苦悶、生活上應該說是他俗世中最幸福的一段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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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離津旅滬時期,於許幻園等結為天涯五友)

一個男人離開家或者說有了自己的家才能算得上是一個真正的男人,在此之前他都只是一個男孩,一個由父母照管、不能擔起責任的男孩,李叔同即是如此。離津之前還只是個孩子,而現在他是一家之主,他有他的自由和權利,這就是他的生活方式的具體顯現。我們且看旅滬時期李叔同的裝束:絲絨碗帽,正中綴一方白玉,曲襟背心,花緞袍子,後面掛著胖辮子,底下緞帶紮腳管,雙梁厚底鞋子,頭抬得很高,英俊之氣,流露於眉目間(這是光緒年間上海最時髦的打扮),真是當時上海一等的翩翩公子。在當時,上海是中國新文化的搖籃,李叔同如魚得水,一方面,以文會友,與許幻園等上海名士詩詞答贈,自許“二十文章驚海內”;另一方面,寄情聲色犬馬,捧角兒狎妓,與李萍香、楊翠喜等藝伎打成一片,朝歌豔舞。這是一種典型的貴族公子哥的習氣,穿著豔麗時尚,仗氣愛奇、恣意而為,這種習氣主要是由於他內心的枯燥所形成的。

李叔同雖生活於書香世家,但因庶出加之父親在孩提時代即去世、眼見生母撫養之苦,因此從小便養成了自負、清高、不合群的怪癖(寧方毋圓、對別人要求過高),在上海的時候,如鳥出籠,放縱自己,寄情於詩文藝伎,似乎是隻有這樣才能表明自己的才能、自己的存在,而內心卻有說不出的苦,如他對他娘說的“娘啊,我心頭太枯燥”。在他到上海的第三年,他的第一個孩子出世了,那一年他才二十一歲,他填一曲《老少年》,寫道“梧桐樹,西風黃葉飄,夕日疏林杪;花事匆匆,零落憑誰吊。朱顏鏡裡凋,白髮愁邊繞……”在多愁善感的李叔同看來,兒子都出生了,還有什麼可為的呢,只是嘆息老了、老了,其實這也是二十世紀初軟弱中國的知識分子“零餘者”形象的一種表現,內心的苦悶對於一個報國無門而又胸懷大志、才華橫溢的李叔同來說更是有深切體會。因此表現在日常生活行為中,寫詩填詞,表達對祖國、人事、命運之感(多悲傷蒼涼之調);狎妓遊玩,寄託內心空虛、無所事事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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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7年,李叔同於東京春柳社演出“茶花女”一劇)

東渡扶桑,問學於日本

“休怒罵,且遊戲”,李叔同畢竟是一位有抱負的青年,在度過了幾年的寄情聲色犬馬的人生遊戲後,不甘心人生如此無為,於是受教於蔡元培先生入讀南洋公學,此後逐漸淡出藝伎圈子、心態也不再如先前“枯燥”。可是,之後發生了兩件事情,催使李叔同出國留學、尋求救國遣懷之道。一件是他與藝伎李萍香之間的憐惜離別,使他嚐盡了情色場的無常(這也許與他出家悟透色相有很大關聯),觸動很深;另一件是他生母的去世,這給他年少輕狂的心以致命一擊,他很悲慟,感覺過去不過是一場幻夢、沒有什麼意義,開始思考未來該何去何從、人生該如何走。經過這兩件事後,他的思想發生了根本性的轉變,這可以從他以後的生活作風、言傳身教中看得出來。

生母去世後,李叔同的心如浮萍般無所寄託,上海這個傷心地已不能安頓他受傷的心。這個是非地,不如離去,他看到了海對面的日本。如果說離津旅滬時期的李叔同是一個如鳥出籠般詩詞酬和、寄情聲色、人生不過一場遊戲的貴族公子哥式放蕩形象,那麼留學日本時的李叔同就是一位多才多藝、性格孤傲怪癖的藝術家身份。

1905年,他登上了東渡日本的輪船。出國前,他寫了一首著名的《金縷曲》“披髮佯狂走。莽中原,暮鴉啼徹,幾枝衰柳。破碎河山誰收拾?零落西風依舊,便惹得離人消瘦。行矣臨流重太息,說相思,刻骨雙紅豆。愁黯黯,濃於酒。漾情不斷淞波溜。恨年來絮飄萍泊,遮談回首。二十文章驚海內,畢竟空談何有?聽匣底、蒼龍狂吼。長夜悽風眠不得,度群生哪惜心肝剖。是祖國,忍孤負。”雖然自負於過去的“二十文章驚海內”,畢竟“絮飄萍泊,遮談回首”,況破碎河山無人收拾,為了祖國,李叔同甘願漂洋過海“忍孤負”。從這首詞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出他的思想的變化,放縱的年代不忍回首,願為祖國、為理想、為抱負東渡扶桑學藝。李叔同到達日本之後,藝術活動非常活躍。以自費生的身份入讀東京藝術學校主修美術油畫、兼習音樂,參與編輯《醒獅》雜誌,發表美術文論《圖畫修得法》和《水彩畫法說略》,其油畫善於創新吸收新思潮,將西方印象派畫風與日本浮世繪相結合,音樂方面獨立創辦了中國第一份音樂雜誌《音樂小雜誌》;參與日本漢詩人的一些詩文活動,加入“隨鷗吟社”,發表詩歌詞作,以寄託祖國、故鄉、人生相思為主,基調蒼涼悲壯,一改以前公子哥式閒情偶寄、酬唱互答之詩詞;對時興的話劇更是饒有興致,與曾孝谷創辦了中國第一個話劇團體“春柳社”,主演《茶花女》……在這幾年裡,李叔同醉心於藝術,熱衷於傳播西方先進的藝術理念,為中國早期的新文化傳播做出了自己的貢獻,他也常常被作為中國新文化運動的先驅而津津樂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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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叔同美術作品)

如果我們只是看到李叔同的多才多藝,就很容易忽略留學時期的他和留滬時期才華橫溢的他有什麼本質的變化,其實,如果我們從其具體的日常生活現象入手就能夠清楚地看到發生在他身上的思想上的本質變化。吳可為在其書《古道長亭——李叔同傳》中這樣寫道“當風流瀟灑的富家子弟的才子習氣隨著年紀的增長而漸漸淡薄下去時,李叔同那種狷介得像白鶴一樣的性格此時開始顯現出來了。他一生行事認真,律己極嚴,也用同樣的方式來對人。在他一貫平和沉靜的語默行止間總是透顯出一種恭嚴。對於不理解他的人來說,便以為是有些孤僻和怪異了。”誠哉斯言,留學期間,李叔同於人於事一向認真:基本不參加一些無聊的社交、娛樂活動,大部分的時間都是一個人呆在自己的房間裡學習、創作,不管是學術還是藝術,要求苛刻,力求至臻至善;對自己苛刻如此,對別人亦是如此,這也是他擇友的一個標準,因此在一些不熟悉他的人眼中則顯得行為怪癖、不易親近。歐陽予倩便有一次難忘的經歷,有一次他們約好八點鐘在李叔同住所見面,但因路途較遠且正巧路上有些耽擱,遲到了幾分鐘,當他遞進名片時,李叔同回了句“我們約定的時間已過,我現在有其它的事了,你改天再約吧”,歐陽予倩原以為“像李叔同這樣一個有才氣的人必是風流倜儻,不拘小節,誰知在交往中才發現他的性情竟至於有些怪異孤僻”。歐陽予倩和李叔同也算得上交往較多的朋友,尚且這般思想,李叔同的性格、作風可見一斑。從性格上講,現在的李叔同和以前的李叔同可謂判若兩人。

弘一法師:為何從風流公子到一代高僧

(1929年,劉質平(右二)、弘一法師(右三)、夏丏尊(右四)等攝於上海港前)

言傳身教,桃李譽天下

從出國前李叔同寫的兩首《金縷曲》《祖國歌》來看,憂國憂民、胸懷寬廣,於此可見他的英雄氣概、他的鴻鵠志向,絕不僅僅是成為一名學校講師。吳夢非在其文《一代名師》中回憶了李叔同對他說的一句話:“我在日本研究藝術時,自己萬萬沒有料到回國後會當一名藝術教員的……”李叔同回國後,正值辛亥革命爆發,南京臨時政府成立,他欣喜若狂,填詞《滿江紅》一首以示其志“皎皎崑崙,山頂月,有人長嘯。看囊底,寶刀如雪,恩仇多少。雙手裂開鼷鼠膽,寸金鑄出民權腦。算此生,不負是男兒,頭顱好。荊軻墓,咸陽道,聶政死,屍骸暴。盡大江東去,餘情環繞。魂魄化成精衛鳥,赤心濺作紅心草。看從今,一擔好山河,英雄造。”這可不是御用文人的歌功頌德,而是自抒情懷詩以言志,並不是說要去從政幹一番大事業,那是不切實際。之後加入南社(南社是高天梅、陳去病、柳亞子三人於1909年創立的進步作家團體,也是近代中國文學史上第一個革命的團體)、應聘《太平洋報》畫報副刊、聯合成立了“文美會”,從這些來看,我們更認為李叔同是想做一位藝術家,傳播西方先進藝術觀念、改良中國傳統藝術文化以期使之煥然一新。無奈因緣際會使然,李叔同經浙江省立第一師範學校校長經子淵聘請任該校圖畫及音樂科教員,開始了他六年的正式教學生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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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叔同美術作品)

李叔同回國後返滬本意欲趁此大好年華大顯身手一把,後來因緣做了藝術教員,我想李叔同是會有一個心理落差的吧,但是在一師的六年執教成就顯著,“碩果累累,私心大慰”。陳星在《說不盡的李叔同》中提取了李叔同在浙江省立第一師範學校六年的藝術教育實踐中的四個方面的貢獻:首先,做出了幾項開創性的藝術教育業績。《白陽》雜誌廣泛介紹西洋藝術,在當時國內藝術教育界是一個創舉;創作並提倡現代木刻;寫作《西洋美術史》;人體美術教學的提倡者和執行者。其二,創作了一批堪稱中國學堂樂歌典範的校園藝術歌曲。其中《送別》影響最大,直到今天,其歌詞“長亭外,古道邊,芳草碧連天……”還在無數中國人的嘴邊吟唱,並被視為20世紀中國藝術歌曲的代表作之一。其三,將人格教育與藝術教育緊密結合,體現了一個真正藝術教育家的風範。其四,為中國培養出了一批優秀藝術家和藝術教育人才。如豐子愷、劉質平、吳夢非、潘天壽、李鴻梁等,弘一大師很少對自己的所作所為感到滿足,但在培養藝術人才方面感覺“私心大慰”。

我們在看到李叔同的這些藝術成就時,同時要注意到他這段時期內的變化(注意關注其性格與生活方式),即現在的他和之前的公子哥、留學生形象有什麼不同。豐子愷先生回憶中的浙一師時期的李叔同是: “……這時候,李先生已由留學生變為‘教師’。這一變,變得真徹底:漂亮的洋裝不穿了,卻換上灰色粗布袍子、黑布馬褂、布底鞋子。金絲邊眼鏡也換了黑的鋼絲邊眼鏡。他是一個修養很深的美術家,所以對於儀表很講究。雖然布衣,形式卻很稱身,色澤常常整潔。他穿布衣,全無窮相,而另具一種樸素的美。……布衣布鞋的李先生,與洋裝時代的李先生、曲襟背心時代的李先生,判若三人。” 這時,執教一師時的李叔同已是一個素面朝天的形象了。性格方面用“溫而厲”(豐子愷語)三字可以概括,嚴肅認真,不苟言笑,“為人師表”四字當是正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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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弘一上人)

出家為僧,天地一沙鷗

李叔同執教一師雖是不經意的因緣所致,心理難免有些落差,但李叔同修為甚高,很快就安之若素,勤勤懇懇教書育人。然而其有曠世之才,教書之餘仍不忘遊藝於詩詞書畫諸藝、盡其所長。然世事變遷,六年之後搖身一變(這次變得更徹底)而為和尚了,李叔同為姜丹書其母寫完墓誌銘《薑母強太夫人墓誌銘》後即把毛筆折成了兩截,第二天便出家為僧了。從此,李叔同已死,弘一方生,開始了其24年的僧侶生涯,為弘佛法獻身說法。出家以後,弘一上人主修淨土、專研律宗,嚴以律己、寬以待人,生活簡樸、不事鋪張,守“過午不食”等戒,終成一代高僧,世人尊稱其為南山律宗第十一代世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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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弘一法師絕筆“悲欣交集”)

李叔同為什麼要出家呢?國民黨元老、曾經執教於李叔同母校南洋公學的吳稚暉曾說過這麼一句話:“李叔同可以做個藝術家而不做,偏去做和尚!”這是大多數人都想知道的,也是縈繞在每個人身上的一個難解的謎,是漸悟積累的質變還是突然頓悟的結果,是偶然的、唐突的決定還是必然的、深思熟慮的覺悟?要回答這個問題,讓我們簡單地追述一下他的出家經過。李叔同從皈依到正式出家僅有半載,但是這期間的心路歷程卻是繁複曲折。李叔同在去虎跑寺斷食前於陳師曾一幅荷花圖上寫下“一花一葉,孤芳致潔。昏波不染,成就慧業。”此時已顯現出對佛教的喜愛了。虎跑斷食便是其出家的近因了,三週時間裡,於佛教耳濡目染,對僧人的生活更加親近,羨慕起僧人與世無爭的恬淡生活。此後,馬一浮對他有助法之功,彭遜之“即修即悟”和夏丏尊激將之法都稱得上是當頭棒喝,打消了他猶豫不決的念頭,終於在大勢至菩薩誕辰那天出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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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2年9月4日(陽曆10月13日),李叔同在泉州溫陵養老院晚晴屋圓寂。時年63歲)

如果採用跳出三界看三界的方法看李叔同的出家,也許更能解釋因緣和合。前面我們講李叔同有很多的變化,從翩翩公子一變而為多才多藝之留學生再變為“溫而厲”教師最後到雲水僧,一身而兼四職,每一樣都做得很認真、很徹底,這不可思議的角色變化當可以說明一些問題吧。弘一法師在《我在西湖出家的經過》和《餘出家之宿因》文中談及遠因(年幼即與佛教有善因緣)和近因(此指虎跑斷食),“餘平生無過人行,甚慚愧”,嚐盡“生老病死”四大苦,最終返璞歸真,入佛教贖過罪。此是一說,弘一為人謙虛,如自稱 “二一老人”(取一事無成人漸老、一錢不值何消說之義)當不得真。豐子愷的“三層樓”(陳星叫做“人格圓滿說”)似乎更能揭示原因。豐子愷將人的生活分為三層,第一層是物質生活,即衣食;第二層是精神生活,即學術文藝;第三層是靈魂生活,即宗教。弘一法師是一層一層地走上去的,他的“人生欲”很強,他的做人很徹底,最後出家便是必然的了。其實,李叔同的出家是由很多因素造成的,既有主觀方面的因子,又有客觀方面的因子,加之社會環境、人生境遇、個人癖好等,李叔同變成了弘一法師。但有一點是可以確定的,李叔同的出家絕對不是悲觀的、消極的,而是如朱光潛說的那樣“以入世的精神做出世的事業”、是積極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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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員濮存晰飾演弘一大師)

至此,我們已經基本上走完了曠世凡夫李叔同的心靈旅程。這條路,看的人已很驚奇、感覺不可思議,李叔同卻一路走來,走得瀟灑、走得從容,走出了海闊天空、走出了光風霽月。他款款而來,帶著溫柔和微笑;他緩緩而去,背影清晰可見。遺憾的是,中國現代史上少了一個多才多藝的藝術家李叔同;幸運的是,佛教歷史上多了一個德才兼備的高僧紅衣法師。李叔同(弘一),你身雖死,心卻常在,大哉李叔同

弘一法師:為何從風流公子到一代高僧

出家後的弘一大師,其所持重的戒律精神,與在俗的李叔同所有的浪漫氣息,是生命迥然不同的兩極,顯示出了他人生髮展的極不平衡。他在藝術上的極高造詣讓後人難以望其項背,同時,他愛國愛教,廣結善緣,他生命過程中所達到世俗和超凡的層次境界,是無人可及的。李叔同病危前曾手書二偈給夏丏尊等舊友:“君子之交,其淡如水。執象而求,咫尺千里。問餘何適,廓爾亡言。華枝春滿,天心月圓。”展現了大師極高的境界,而“悲欣交集”四個字又蘊含著他對人生怎樣難以言說的感慨,誰又能參悟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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