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渡記憶

公元前1136年，周文王伐崇，建都於豐。公元401年（弘始三年），後秦姚興帝迎天竺高僧鳩摩羅什至長安，於逍遙園（今草堂寺）設譯經場翻譯佛經，於“豐宮”所在地設渡口，於是有了“秦渡”這一地名。唐開元盛世，太監盧廣奉詔協修“廣濟橋”，修建文昌閣（明志有記），這裡已商賈雲集。至宋、元已成名鎮，明清達到鼎盛。可惜志史缺失，終成遺憾。滄海桑田，世事變遷，願借滄海之滴水，映射古鎮之一瞥，故而命筆。惟惶恐，有掛一漏萬之憾。權且放膽，成拋石引玉之舉，是為此文。

豐水

豐水，即灃河，本是是一條較小的河流，全長82公里，總流域面積也只有1460平方公里，但是，卻是一條名副其實的歷史名河。中國最早的詩歌集《詩經》中就有“豐水東注，維禹之績”的詩句，（據說，這句詩為周文王所說）說明這條河流與大禹治水有關。漢代劉向的《箋》中也說：“昔堯時洪水，而豐水亦汜濫為害，禹治之，使入渭，東注於河，禹之功也。文王武王今得作邑於其旁，地為天下所同心，而歸太王為之君，乃由禹之功故引美之。豐邑在豐水之西，鎬京在豐水之東。”灃河西的戶縣，在堯舜時代為崇國的疆域，大禹的父親鯀曾任崇伯。戶縣境內現在還有一個“三過村”，據傳說是大禹治水“三過家門而不入”的家鄉。

公元前1136年，周文王伐崇，在豐水的西岸（現在的秦鎮）建成西周的都城——豐京。後來，周武王姬發又在豐水東岸建起鎬京。豐京和鎬京並稱“豐鎬”，成為西周社會的政治、經濟、文化中心。所以才有《詩經.大雅.文王有聲》：“文王受命，有此武功。既伐於崇，作邑於豐。”“考卜維王，宅是鎬京。維龜正之，武王成之。”的詩篇。後來的秦朝和漢朝也都相繼在豐水的附近建立都城。《詩經》中好多著名的詩篇都產生在這一地區。如描寫男女相愛的《關雎》：“關關雎鳩，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就產生於灃河岸邊。歷代詩人寫灃河的詩篇枚不勝舉。

豐水最早是由灃河、高冠河、太平河彙集而成，到了唐朝的中葉，時任宰相的杜正倫，將潏河改道，匯入灃河。灃河的水非常清澈，二十世紀60年代之後，河裡一人多深的水還是清澈見底，是秦渡鎮大部分居民的飲用水來源。每天清晨，三五成群的人們擔著水擔，在河中心的石橋上取水，成為秦渡地區一道亮麗的風景線。從古文獻中看，灃河水的清洌，幾千年來一直這樣。春秋時的著作《文子》中就有：“老子云豐水之深十仞，而不受塵垢，金鐵在中，形見於外。”的記述。

灃河的沙子非常純淨。白白淨淨的沙粒，非常均勻，好像用篩子篩出來的一樣。平時的河灘白茫茫的一片，成為人們夏天夜晚乘涼的好去處。每到黃昏，人們扶老攜幼，成群結隊

的來到北門外靠城的沙灘上，在成排的睡鋪之中找一塊地方，鋪一張床單或一張草蓆，席地而坐。孩子們在一旁嬉戲玩耍，大人們坐在滾燙的沙子上“諞閒傳”，五馬長槍的講著自己的所見所聞，趣聞快事，笑聲笑語連成一片。深夜來臨，身底下的沙子漸漸地涼了。沙灘上也漸漸的靜了下來。習習的涼風，把人們帶入了愜意的夢鄉，帶來了無限的舒適和歡樂。

考察灃河上游的河流，灃河的主流以及旁流高冠河，太平河，坡度都較大，秦嶺山溝中的石頭（多為花崗岩）被湍急的水流衝出山口，在山下形成一個寬廣的扇形河灘，大小不等的圓形石頭相互撞擊，形成河道深厚的鵝卵石河床，這些鵝卵石在水流過程再次撞擊，在水流的滌盪衝涮中，乾淨而細小的沙粒鋪滿下游的河床，水流不接觸泥土，所以河中的水流清澈見底。二十世紀70年代以後，隨著上游的人為改變，下游砂石無限制地濫採，土質河床裸露，在秦鎮以下的灃河，再也見不到潔白乾淨的沙灘和清澈見底的河水。

秦鎮南門外，就是陝西著名的水利工程之一—灃惠渠渠首攔水大壩。二十世紀四十年代中期，國內著名的水利學家李儀祉先生，選摘了秦鎮南門外附近的灃河、潏河交匯處建起灃惠渠攔水壩，成為西安市區的重要水源地之一。這裡是灃河和潏河的交匯處，水面寬闊，綠波盪漾，水聲轟鳴。湖面上游冶的鴨群，從水面一掠而過的水鳥，水邊柳蔭之下三三兩兩垂釣的人群，如同一幅美麗的圖畫，使人流連忘返，心曠神怡。

廣濟橋

位於秦鎮北門外的灃河大橋，是戶縣地區通往西安的交通要津。這裡水勢湍急，在清朝以前多為木橋，時斷時修，已為尋常。修橋的歷史，明代以前已無從考察。僅現存的明崇禎鄠縣誌記載，唐朝開元年間，曾派太監盧廣監修秦渡灃河大橋。從現存的明代時任戶縣縣令王九皋《三秦廣濟橋記》的碑文中：“戶縣東三十里有秦渡鎮，鎮北有豐水，其由來已久，文王伐崇遷豐即其地也。河之源上接終南秦嶺諸水，自紫閣而下，勢若建瓴，兼之時雨氾濫，洋溢浩蕩，浚成巨壑，往來險阻。冒渡者溺亡，民甚病之。”王九皋倡捐修秦渡灃河橋。橋成，“百眼長，亙一里許。高三丈餘，闊二尋有奇，可容並軌。”王九皋為其取名“三秦廣濟橋”，王九皋就“三秦廣濟橋”做如下解釋：為什麼要叫“廣濟”？因為有利於百姓就是“濟民”，利於此不利於彼不能叫“廣濟”。此橋樑一建，四通八達，毫無阻隔。從一縣而言，利在一方；從三秦而言，則利在廣大地區；從西通巴蜀，東接河、洛廣大地區所言，四通八達，利於天下，帶來的實惠實在是非常多。況且方便在當前，利於一時；惠及將來，利在長遠，所以題名叫“三秦廣濟橋”。（原文：“廣濟名又何稱焉？蓋利民者即濟民也，利於此而不達於彼者，非廣濟也。此梁一舉，四達不悖。自一邑而言，則利在一方；自三秦而言，則利在八郡；自西通巴蜀，東接河洛，四通八達，則利在天下，其所濟者眾矣。矧便於目前，則利在一時；垂於來茲，則利在萬世，其所濟者遠哉。故題曰：‘三秦廣濟’雲。”）

廣濟橋屢修屢毀。據1952年農曆八月在秦鎮北門外出土的《重修廣濟橋記》的碑文記載：“至道光初，淫雨洪發，橋毀於一旦。”後長安史魚寨富戶趙恆斌募資修雙石板橋，石橋墩72個，長約60丈，寬不足三尺。民國初，長安閆家渠一富戶為接送嫁之河西的女兒方便，捐資加寬橋面，成為三頁石板橋面，寬三尺多。雖交通有所改善，但凡灃河漲水，水淹橋面，行人溺水時有發生；凡遇集日，橋面阻塞，過往群眾叫苦不迭。二十世紀八十年代後期，經過多方努力，1986年夏季，一座長254.6米、寬12.5米、高9.4米的十二孔鋼筋水泥大橋建成通車；2012年又一座鋼筋混凝土大橋建成通車，兩橋合璧，灃河兩岸連成一片，才永遠結束了秦鎮過橋難的歷史。可惜的是，新橋建成不久，老橋轟然倒塌。

枯骨塚、孤魂廟與靈臺

孤魂廟位於秦渡鎮北門外偏西大約數十米遠。孤魂廟的旁邊是一堆稱為“枯骨冢”的荒冢，這和周文王建靈臺有關。據漢劉向《序》記：周文王建靈臺以及挖掘靈沼時，發現有死

人的骨頭。主管的官吏報告文王，文王吩咐擇地埋葬。官吏告訴文王這些都是無主的墓葬。文王說：“有天下者，天下的主人；有國家者，一國的主人。我就是主人，怎能說沒有主人？”隨後命令官吏以隆重的禮儀埋葬。（原文：“周文王作靈臺，及為池沼，掘地得死人之骨，吏以聞於文王。文王曰：‘更葬之。’吏曰：‘此無主矣。’文王曰：‘有天下者天下之主也；有一國者一國之主也。寡人固其主也，又安求主？’遂令吏以衣冠更葬之。”）這座廟正是為紀念這件事而設立的。不但如此，在秦鎮丁字街口有一座“孤魂樓”可能也與此有關。（民國《續修鄠縣誌.古蹟第二十四》記載：“枯骨冢，在秦鎮北門外，舊修有廟，以祀孤魂。年久傾圮，嘉靖間重修。鎮人張有記之曰：‘聞之周文王作靈臺，掘地得人骨，王曰：‘更葬之。’天下曰：‘賢美澤及枯骨，況於人乎！’相傳，吾秦鎮北此冢即當年葬枯骨處也。以有枯骨像，訛傳‘孤魂冢’。今扁曰：‘枯骨冢’雲。”）孤魂廟北不到一里就是靈臺遺址的所在地——平等寺。《詩經.靈臺》：“經始靈臺，經之營之。庶民攻之，不日成之。經始勿亟，庶民子來。”（譯文：開始規劃造靈臺，經營仔細會安排。黎民百姓都來幹，建成靈臺速度快。建臺本來不著急，百姓高興自動來。）鄭玄注：“天子有靈臺者，所以觀祲象，察氣之妖祥也。文王受命，而作邑於豐，立豐臺。”文王在伐崇作豐後，在豐京作靈臺，建辟雍，掘靈沼，建靈囿。靈臺作為觀測天象，祭祀天地，察妖祥的重要臺觀。武王伐紂在這裡祭天地，禱告上蒼。商紂滅亡後，在此祭奠在戰爭中陣亡的將士。後來的神話小說《封神演義》中最後封神的封神臺，不正是靈臺的藝術塑造。

至春秋戰國時，據《左傳》記載：“秦穆獲晉惠公，舍諸靈臺。”《西安通覽》記：“秦囚晉惠公於靈臺，靈臺即灃河以西周文王所築靈臺是也。”說明靈臺的建築在春秋時還在。

其後，唐李泰《括地誌》中記載：靈臺，“今悉無復處所，惟靈臺孤立。今按臺高二丈，週迴百二十步。”說明唐貞觀年間，靈臺上的建築早已不復存在，只留下一座孤零零的土臺。

後來在靈臺故址上所建的“平等寺”有始於元代和明代之說，但是，據清乾隆年間在陝西擔任巡撫一職的畢沅所撰寫的《關中勝蹟圖志》記述：“《雍勝略》雲：靈囿在長安西四十里，跨鄠縣境。今舊阯無存，惟靈臺故基巋然，在灃河西岸，秦渡鎮北。明秦藩改為佛寺。臣於乾隆三十九年親往，相度加修葺焉。”根據畢沅文，建於明朝，應為可信。

平等寺後臺基上的文王閣，始建於清康熙五十一年（1712年）。康熙時，戶縣籍著名學者王心敬《靈臺創修大聖文王廟疏引》載：“某常有事於灃水，未至之前，必慶此行真平生之幸，得親見大聖之遺蹟，且意其上應有崇閣豐碑。乃至其上，而故臺巋然，彌望荒蕪。一畝之宮、三尺之碑無存。肅然意傷者久之。······如此聖靈，如此明地，獨無有溯厥淵源、築宮牆······者是何？”在“靈臺之在豐京，則為文王當日之所經營，以辨雲物、察災祥，而加惠於周人。遺蹟載在《圖經》，豔傳宇內，迄今閱數千年矣。海宇好古之士無不思一睹以為快。蓋重靈臺思文王而不得見。見當日所經營而成之遺臺，猶如見文王也。”昔日修建靈臺，“豐人慾為未為之公志，其樂輸襄事者應且人人恐後。當日斯臺之經營也，不日而成，今日此宮之創始也，亦且成以不日。”

到清乾隆年間，巡撫畢沅重新修葺立碑。至清末民初之時，文王閣已經破敗不堪。1908年，國內著名的學者鄧之誠先生赴陝考察，根據所拍的靈臺照片，文王閣殘破，周圍一片荒蕪蒼涼。這樣的景象，和我兒時的記憶相當。現在的文王閣，是2005年前後在原址上按照原有式樣重新修建，基本保持原建築的風貌。

遺憾的是，“枯骨塚”遺址由於秦鎮居住區擴大以及“破四舊立四新”運動影響，已蕩然無存，歷史的記憶漸漸從人們的視野中消失，被人遺忘。慶幸的是，歷史文獻的存在，為人們保留了絲絲痕跡。

豐宮與城牆

在楊志治先生整理的資料中，有一句蒐集的秦渡民謠：“先有柳州城，後有秦渡鎮。”長

期以來，我對這句民謠不解，“柳州城”，到底是什麼意思？近來查閱如《括地誌》、《長安志》、《肇域志》以及明清時代的《鄠縣誌》都提到周文王時豐京中最重要的建築——豐宮在秦鎮，清初雍正朝編纂的大型圖書《圖書集成》同顧炎武所撰的《肇域志》都異口同聲的告訴人們，豐宮不但在秦鎮，而且“豐城在焉”。這就是說豐宮或豐京的城牆還在秦鎮。使我想到了那句民謠，其中的“州城”可能是“周城”之訛。“柳”則可能與域內柳樹較多有關。

二十世紀80年代後期，在開建秦鎮中學時出土一方《明故處士羅公、孺人劉氏合葬墓誌銘》，這是秦鎮一個古老家族羅家的墓葬，這個墓誌銘中的主人公以及撰寫者在明清《鄠縣誌》中都可查到。這個墓誌銘中的一句話：“其先世鄠人，傍古豐、秦渡家焉。”引起了我的關注。從這句話中，透露出一個重要的信息，古豐是秦鎮，這是一條不容置疑的信息。

秦鎮城牆的修建，薛思達的遺著《秦渡鎮近百年事略》記載是清康熙四十七年，時任鄠縣令的蕪湖人張世勳修築，有碑記。根據同治元年間城中大量的房屋及廟宇樓閣被回民起義焚燬的情況推測，道光、同治時，鎮子周圍的部分城牆已經傾毀，所以薛思達先生在《事略》一文中，對光緒八年和十八年的兩次修城稱為“補修”。

主持光緒十八年城牆補修工程的是秦鎮籍的恩貢，人稱“路二先生”的路振鐸。聽老人傳說，路二先生為一私塾老師，家中並不富裕，同治光緒時在長安大原村教私塾，是清光緒時任清廷總理衙門總理大臣趙舒翹的啟蒙老師。修城時，資金短缺，路寫信給趙舒翹，趙派人協助募集資金。為此，筆者專門查閱了《民國鄠縣誌》，在卷四“選舉”卷中確有恩貢路振鐸，在《封贈》一章中有“路振鐸，誥封朝議大夫”的記載。從縣誌《封贈》一章看，凡受封贈者，大都與其子孫在朝中擔任官職有關，而唯獨路振鐸沒有子孫任職朝中的記載，與家屬任職無關。這種奇異的現象，進一步佐證了傳說的可信程度。

二十世紀五六十年代時仍存在的秦鎮城牆，城牆共有五座城門，分別是東南的南門（也稱洪南門）、正中的大南門、西南的“小南門”、以及西門和北門。城門洞上分別鑲嵌有青石門匾，分別為“灃水凝輝”、“千巖競秀”、“ 終南佳勝”、“豐京勝地”和“襟帯鎬京”五個牌匾。城門一律為型號較大的青磚砌成，上有門樓，飛簷高挑，宏偉壯觀。城牆用三合土打成，高兩丈有餘。五六十年代兒時的我們城上玩耍時，城牆的頂部大約在四、五寬。相隔數十米之間還有四方形的敵樓。1957年後部分城牆倒塌，整個城牆時斷時續，但是除城樓已經傾圮，城門基本完好。

對於1957年6-7月的大水災，很多過來人現在仍然心存餘悸。據《戶縣誌》記載：“7月17日灃河發洪，淹地13萬畝，倒房4000餘間。”由於長期的暴雨連綿，河水暴漲，水位居高不下，河堤決口，沿河田野一片汪洋。河外水位高漲，高大的城牆被浸泡在大水之中，外高內低，內外內外高差兩米以上。值得慶幸的是堅固的城牆抵擋了迅猛的洪水衝擊，否則，城內民眾險餵魚鱉。秦鎮的城牆功不可沒。雖然城牆堅固，但內外壓差過大，管湧時有發生。6月19日，位於南城的城牆出現管湧，洞口迅速擴大，在堵管湧過程中，秦一村的楊成良、武餘良兩人光榮犧牲。

說起豐宮，按常規來說，凡宮都有宮牆。在傳說為豐宮遺址的當陽堡、中興堡和陸家堡的周邊原有一圈土牆，按其規模大小與宮牆相差甚遠。聽老人說，在這一片遺址區內，原來有一座規模較大的寺院——興國寺，這一圈圍牆可能是寺院的圍牆。

豐宮的宮牆在哪裡？從現在的秦鎮街道的佈局，主要的兩條大街西街和南街，都建在一個高臺之上，寬約50-60米，和相鄰的地域高度相差2-3米以上，而且沿著最南端，被稱為樓下坡的地方向西延伸，由西街的藥王樓附近向南延伸，到交匯點，就形成了一個長方形的框，奇怪的是這個長方形的框高度基本相同。還有一個更奇怪的現象，幾乎在這個長方形的每一個角上原來都有一座樓閣。東南為無量樓，東北為孤魂樓，西北為藥王樓（土地樓的位置不詳）。走訪一些90多歲仍健在的老人，才知道現在的西街、南街都是在清同治之後的光緒年間從建的。這兩條街道是建在城牆廢墟之上，這個框型土臺正是豐宮的城牆的坍塌廢墟。

秦鎮的城牆還有更神奇的地方，按照周朝的禮制，“天子五門，諸侯三門”，秦鎮的城牆恰巧是五個城門。這有可能是沿襲了豐宮城牆的原有建制。

但是遺憾的是，豐宮雖多個歷史文獻共同指向這裡，但是長期的人為破壞，豐宮的其他遺留文物蕩然無存，能夠證明豐宮存在的文物唯有“豐宮瓦當”。嘉慶《長安志》記載：“豐宮瓦，出於長安西南土中，周列四種神，中作豐字，篆筆。周豐宮在長安鄠縣境內。”按照《長安志》所指出土地點，當指秦鎮附近無疑。據清王昶《金石萃編.卷三》：“豐宮瓦當，瓦當徑六寸，四方朱雀、元武（玄武）、青龍、白虎，四形中一古豐字（篆書），今藏嘉定錢氏（清代史學家、漢學家錢大昕）。”民國《陝西通志稿》、《長安志》及民國《鄠縣誌》金石卷均有記載。

墩臺、西庵

墩臺和西庵是秦鎮城外的兩個高大的土臺，墩臺在秦鎮的正南數百米的地方，而西庵在秦鎮的西門外。小時同夥伴們在上邊玩耍，只覺得在平平的地面，突起一個高高的土臺，站在上邊有一種居高臨下的感覺，極目遠望，灃水浩浩蕩蕩，從古鎮的東邊流過；被稱為“南山”的秦嶺山脈如翠屏峙立，鬱郁蒼蒼；腳下的田野，一望無際，微風吹過，如綠色的漣漪，波浪起伏。這兩個高大的土臺，是古烽火臺的遺蹟。

這兩座土臺，像兩個千年老人，靜靜地俯視著古鎮的滄海桑田、榮衰變遷，長久的歲月交替，而人們早已忘記了他們的真實名姓。

位於城西的土臺，其上原有座“真武祠”，創始年代不詳，後成道觀。“全真”王重陽的弟子馬鈺（丹陽子）、丘處機、譚處端、劉處玄四人在此“言志”，後“相揖而退，各居一方，刳心練形，全精固氣，莫不確然，各以大事因緣為己任。自是，祖師之道風行天上。”（元至元二年《重修四真堂記》碑文）。故此後稱“四真堂”或“志道觀”，因其在秦鎮西，故當地人又稱“西庵”。觀中有水井一眼，據傳馬鈺曾在此取水煉丹，故名“丹陽井”，為一著名勝跡。明嘉靖元年臘月，曾在朝廷任吏部考試郎中的著名文學家王九思為之撰寫的《延齡會記》碑文記述了該道觀的創始過程：“自勝國（指金元）時，王重陽羽化，創建祖庭，築別宮於此。其後，徒四人者馬、譚、劉、丘，有志於道，插柳為期，而興於此地，故稱為‘四師堂’。至我明興，有道士孫碧雲嘗居於此，奉詔入對，天子嘉之，乃名‘志道觀’。”清康熙《鄠縣誌》也有記載：“四真堂，宋重陽王真人演教之所。馬譚丘劉自山東來，受業於重陽，分志插柳，各自為蹤，遂名‘四真堂’。春夏之交，仙柳爭榮，綠蔭茂密。更元宋，柳枯。入國朝洪武初，敕賜‘應夢真人’孫碧雲，遊歷終南大華，經歷於此，仙柳枯而復榮，乃復立觀。亦一異也。”

到明朝嘉靖時，這裡已是綠柳成蔭，鬱鬱蔥蔥，王九思在《延齡會記》中記載：“其殿宇靜深，其卉木蓊鬱，翛然絕塵，真物外一佳境也。”觀中的主持叫王崇璣者，召集鎮中王斌、王文等十三位老翁在此集會，“會以朔望，推一人為主，方其酒酣耳熱，高歌擊築，起舞翩遷，飄飄然若乘虛御風。”此情此景，與當今時興的廣場舞何其相似，只是角色發生了轉換而已。

可惜，這座在全真教興盛時規模宏偉的道觀，隨著全真教的衰落，逐漸荒蕪傾圮，到解放時僅剩下頂上一座不大的房屋。解放後，最後一位住在道觀中的崔姓居民也從中搬離，五十年代中後期，房屋傾圮，只剩下一座光禿禿的土臺。後來，隨著生產隊農田基建和積肥、基建用土、取土，兩座年代久遠的烽火臺，徹底從視野中消失。唯留下清光緒壬辰（1892年）和民國二十一年（1932年）兩次《鄠縣誌》中的記載。

九樓十三堡

秦鎮的“九樓十三堡”遠近聞名。但是，從清朝光緒之後，人們僅見到的只有“藥王樓”

和“火神樓”兩個樓閣。

關於“九樓十三堡”，《戶縣誌》編輯之一的王景民先生在他的《秦渡古鎮》一文中曾有過記述：“鎮內除南北西成丁字形的三條商業大街外，又有十三各村堡，即薛家堡、高家堡、連城堡、樓北堡、樓南堡、樓西堡、壕六堡、通城堡、陸家堡、單家堡、孫家堡、四六堡、中興堡。並在鎮內相繼建造了日月樓、藥王樓、孤魂樓、花樓、土地樓、無量樓、玉皇樓、火神樓、等九座樓，因此有‘秦渡鎮九樓十三堡’之稱。”

十三堡的大致位置：從北門開始，路西第一個巷道即高家堡，第二個為薛家堡，這兩個堡子今仍在，只是居住人家變得稀少。這兩個堡子的西南就是樓北堡，原來有兩條巷道，東西向。向西去是從藥王樓通往土北門的大路。所謂土北門，是以後在北面城牆的最西邊挖開的一個豁口。連城堡在樓北堡和小學之間，堡子已不復存在，成為新開的南北大街（當地人稱為“二十四米大街”）。而位於西街最西邊的是樓西堡，向東依次排列著壕六堡、四六堡。四六堡東邊的中興堡和陸家堡為東西向，從北向南依次排列。通城堡為南北向，在中興堡和陸家堡的東邊。通城堡又稱“當陽堡”，當地人稱“當家堡”。 當家堡、四六堡、壕六堡已重新改變方向，和中興堡、陸家堡徹底貫通已經形成新的街道。南邊最後一個東西向的街道叫“西巷”，在這個街道的南邊即是單家堡，孫家堡在西巷的盡頭。這兩個堡子的位置沒有變動，不過東西貫通向西延伸，形成更寬更長的街道。另外，四六堡據一些老人講，應為“寺裡堡”，“壕六堡”應為“壕裡堡”。這兩個堡子的形成都與“興國寺”有關，位於“興國寺”裡，或者在寺的旁邊，故而稱作“寺裡堡”或“寺鄰堡”。處於壕溝裡邊，則稱“壕裡堡”。連同中興堡、陸家堡、通城堡，據傳是西周王宮的位置。可惜，年代久遠，沒有留下一丁點痕跡。

九樓的大致位置：火神樓位於南門內，無量樓位於樓下坡，孤魂樓位於丁字街西大約50米位置，花樓在北街中部，藥王樓在西街樓南堡這一位置，然後稍西為玉皇樓，臘八樓還在玉皇樓的西邊。土地樓的地址不詳。根據薛思達先生撰《秦渡鎮近百年事略》中藥王樓的修建年代，始建於明萬曆二十一年，而文革中拆除的藥王樓，為光緒六年重建。據記載，原樓為四柱三層，後建為八柱兩層。採訪鎮內的高齡老人84歲的韓印璽以及80歲左右的薛維城老人，據老人聽上輩所說，秦鎮九樓除位於南門的火神樓未被焚燬，其餘均毀於同治元年的回漢衝突之時，解放後仍存的城隍廟戲樓、“老爺廟”（關帝廟）獻殿都是在光緒年間重建。這九座樓閣應建於康熙以前，甚至更早。其中的臘八樓，應為“八臘樓”之訛。“八臘”，本為古時祭祀之名。夏時稱“嘉平”，殷代稱“清祀”，周時稱“大臘”。舊時於每年建亥（臘月）在農事完畢之後，祭祀諸神，以祈禱來年的豐收。所謂八臘即為八種神：一為先嗇，即神農；二為司嗇，即后稷，相傳其為母所棄，故名棄；後為舜的農官，封於邰，號后稷；三為農，即古之田畯；四為郵表畷，郵為田間廬舍，表為田間道路，畷是田土疆界相連綴；五為貓虎。六為坊，即堤防；七為水庸，即水溝；八為昆蟲，即蝗螟之屬。後來，在北街薛家堡口的“無量樓”（清光緒後建）上，供奉的“八弟兄”神，即“八臘”。“孤魂

樓”，有人稱“骨魂樓”者，實為“孤魂”之訛；這座樓同北門外的“孤魂廟”相同，是紀念週文王修靈臺時埋葬無主屍骨的好生之德而建。“藥王樓”上除了供奉著“藥王”孫思邈之外，還有文昌帝的神像（原來在文昌廟中，不知什麼時候移至藥王樓）。藥王樓前聳立著一對高大的鐵旗杆，為乾隆八年所建。同時，在城隍廟、關帝廟、藥王樓前都有戲臺或戲樓，其中城隍廟的戲樓最大，寬五丈餘，宏偉高大，非常壯觀。另外，位於南街的“火神樓”，20世紀40-50年代時仍在，後因年久失修傾毀。1966年“文化大革命”，藥王樓、戲樓被作為“四舊”拆除。從此“九樓十三堡”永遠成為記憶，留在了傳說之中。

神廟、寺院和宗教

中國封建社會，落後的生產方式，農民等下層民眾，始終在溫飽邊緣上掙扎。政治的腐敗，文化的落後，科學技術上的愚昧，導致了廣大群眾把生存的希望寄託在神鬼的護佑之上，統治階級也以此作為愚弄百姓，籠絡人心的工具，所以形成民間強大的求神拜佛的熱潮，有時竟達到“狂熱”的程度。

據粗略統計，解放初，鎮內有大小廟宇及寺觀十三、四座。除了前邊所說的“志道觀”外，還有關帝廟（當地人稱‘老爺廟’）、城隍廟、文昌廟、馬王廟、三官廟、小關廟、馬腳廟（即八臘廟，也稱八弟兄廟）、土地廟、瘡神廟、菩薩廟、及藥王樓，另有佛寺“白雲堂”和基督教教堂一座。這些還不算供奉在各村口小樓之中的神祠。據健在的八九十歲老人說，在現在的中興堡、陸家堡位置原來還有一座非常大的寺院——興國寺，據說寺院的山門遠在長安的南留村附近，根據以後的村落位置，應在光緒十八年之前已不復存在。據八旬多的薛維城老人重複其早已去世伯父薛思達老先生的說法，“興國寺”、“城隍廟”等在清同治元年的“回亂”中無一倖免，均被廢毀。從此，“興國寺”廟毀人亡，從此，不復存在。

二十世紀八九十年代，在清理關帝廟廢墟時，挖掘出乾隆二十八年的“重修關帝廟記”和“關帝廟平面圖”石碑，從石碑可以得知：該廟寬約五丈有餘，進深十餘丈。三進，最外為門房，門外有高大的朱鐵旗杆，兩邊的石獅雄偉壯觀。對門是高大寬闊的戲樓。走進門，院子的兩邊各是鐘樓和鼓樓。穿過中間的甬道，進入眼瞼的是三間高大宏偉的宮殿式建築即關帝廟的獻殿。順著獻殿兩邊的通道，順著畫廊進入後殿的門樓前，從中間的門樓進入一獨立小院，一座五間大殿進入視線，院中的鑄鐵大香爐，煙霧繚繞，給人一種虛幻神秘的感覺。

現在，關帝廟的舊址僅存一獻殿，為清光緒七年在原址上重建。解放後被政府佔用，現為一佛寺所佔用。秦渡人對關帝有一種特殊的感情，以為關公忠誠，講誠信，被稱為“武財神”，所以尤得生意人的崇拜，香火非常旺盛。

鎮內最大的當數“城隍廟”了。說叫城隍廟，實際裡邊除城隍外還有其他幾座廟。進入牌樓之後的大門，首先進入視線的是西邊一小院內，高臺之上一座高大雄偉的殿宇，這裡就是秦渡鎮的“文昌廟”，也稱“文昌祠“。現在問起一些老人，文昌廟裡的文昌帝是誰？好多人認為應是孔子，孔聖人，實際文昌帝另有其人，即梓潼帝君。據《明史.禮志四》：“梓潼帝君者，記雲：‘神姓張名亞子，居蜀七曲山，仕晉戰歿，人為立廟。唐宋屢封至英顯王。道家謂帝命梓潼掌文昌府事及人間祿籍，故元（代）加封為帝君，而天下學校亦有祠祀者。’”據採訪九十幾歲的張德琴和韓印璽兩位老人，秦渡鎮從清光緒年間起成立一“文昌師”的民間組織，兩位老人都是“文昌師” 的成員。 “文昌師”設在文昌廟內，成員為十人左右，管理教育以及祭祀事務。鎮內有42間公共街房，以房租維持平時的費用開支。據薛思達《秦渡鎮百年事略》記：宣統三年，樓北堡薛有恆在文昌祠院內始建“秦鎮小學”。文昌廟後面的臺下（臺階高3-4米）為“枋神廟”，香火也很興盛。再往前走有兩座神殿東西並列，西邊的是這座廟中的正神——城隍，而東邊則為“馬王廟”。這些廟凡80多歲的老人大多見過，像70歲左右的年齡老人孩童時，這裡已經改為學校——秦鎮小學，在這裡上過學。對神的事已經知之很少了。據薛維城老人聽其伯父講，城隍廟原來的規模非常大，內部的廟宇已經

延伸至操場以北，同治回亂毀於大火。以後的殿宇都是光緒年間新建的。

中國封建社會以儒教為主，與道教、佛教融合並行。從戶縣境內起源的“全真教”正是秉承了這一特點，以“三教圓融，識心見性，獨全其真。”為宗旨，主張三教合一，以三教的經書《道德經》、《般若心經》、《孝敬》為全真道士必修經典。宣揚人生是“苦海”，家庭是“牢獄”、“火宅”，勸人“跳出樊籠”，看破功名富貴，學道煉丹，以離“苦海”，而且否定了舊道追求肉身不死，即身成仙的無法實現的目標，而講求“陽神”、“真性”不死。這在當時外族入侵，國土淪喪的金元時代，具有很大的欺騙性，所以能夠流行於大江南北。“全真教”對秦渡地區廣大群眾以後的宗教信仰有著極大的影響，所以大多數群眾對三教有著共同的信仰。

基督教是光緒二十九年（1903）由英國人孫香甫傳入戶縣，時白羊寨信奉基督教的王樹堂由洋縣返回協助傳教。宣統元年，美籍牧師任道真以縣城為總堂，先後在秦渡鎮、白羊寨、興盛灘等地設支堂（分堂），後挪威籍牧師王耀吉在秦渡鎮建教堂並負責戶縣基督教事。秦鎮教堂，據《戶縣誌》記載，民國十八年（1929）王耀吉牧師主持修建，由王樹堂主領施工，地址在秦鎮西巷。共有房產11間，其中教堂5間。教堂建成後，王耀吉主持；1951年張葆康（秦渡鎮人）主持；1952年王安邦（秦鎮樓北堡人）主持；1954年閆錫成（秦渡鎮人）主持，至“文化大革命”被拆除。1984年將秦一村木頭市東側的5間公房作為活動場所，2003年重建，教堂房產十間，其中教堂5間。

每年的農曆二月二、四月八、八月六日是秦鎮的古會，也是藥王廟、城隍廟、關帝廟（老爺廟）的廟會日。每年每會，藥王樓、城隍廟、關帝廟前的戲樓都會有大戲演出，街頭人頭攢動，臺下熙熙攘攘，飲食攤的叫賣聲此起彼伏，不絕於耳。每逢廟會，也是秦渡鎮最熱鬧的時候。

水.稻米與商貿

被秦鎮人稱作“南山”的秦嶺山脈，橫貫中國東西大地，連亙數千裡，阻隔南北，是南、北氣候的分界線，長江、黃河兩大流域的分水嶺。東南亞的季風，將太平洋、印度洋的飽和水汽，源源不斷的送入中華大地，隨著秦嶺山脈高隆而起的地勢不斷抬升，超飽和的水汽凝結成水珠，順著大大小小的山谷斜坡揮灑而下，形成小溪，匯成大川，從秦嶺的各個峪口奔瀉而下，一路歡歌，滋潤著八百里秦川的肥腴土地，使關中大地成為物阜糧豐的天下糧倉。漢班固《西都賦》雲：“陸海珍藏，藍田美玉。竹林果園，芳草甘木。郊野之富，號為近蜀。”林茂糧豐，物產豐富，素有“天府之國”之稱。秦鎮所處的西安地區，從古就有“八水”滋潤之勝，灃河等八條河流在古長安城的周圍形成一個完整的“回”字形包圍圈，將長安城緊緊地環抱其中，東有滻灞，西有灃澇，南有鎬潏，北有涇渭。正如西漢司馬相如《上林賦》所說：“終始灞、滻，出入涇、渭，灃、滈、潦、潏，紆餘委蛇，經營乎其內，蕩蕩乎八川，分流相背而異態。”這些河流，最為突出的當數灃河，上匯豐峪、祥峪、高冠、太平諸谷之流，下納樊川、御宿川

的滈、潏諸水，加之特殊的地質結構，河床砂石純淨，如雪似玉，河水不受塵垢，乾淨清冽，水質純淨，正如春秋末老子所言：“豐水之深十仞，而不受塵垢，金鐵在中，形見於外。”灃河的上游，渠堰縱橫，形成了一個縱橫交錯的水利網絡，使這裡成為關中地區最肥腴的水稻產地。

而秦渡鎮正處在灃河和潏河交匯處的西邊的臺地上，和東邊延伸過來的的細柳原相連，處於秦嶺灃河沖積扇的中上部位，居高臨下，好像一個天然的攔水壩，將秦嶺腳下湧流而下的明水暗水瀦留於長安杜城至秦渡鎮以南的廣袤區域。從樊川、御宿川一直到戶縣境內，這裡渠堰縱橫，涓涓細流，淙淙不息，潮溼的空氣中散發著稻花的香氣，山色如黛的終南山下，綠浪平疇，一望無際，畦壟交錯，渠堰縱橫，使人恍入江南水鄉。也正是這樣特殊的地形，上高下低，如天設地造的水塔，下游地帶暗流奔瀉，巨泉噴湧，形成被稱為“靈沼”的浩淼水面，以及長流不斷的靈沼河（亦稱泥河）。

由於這裡土地肥沃，水源充沛，鄠杜之間的萬畝稻田連綿不絕，從古到今，在秦渡鎮形成這一地區最大的糧食集散地。古老中國是一農耕社會，“民以食為天”，糧食生產、流通是至關重要的一件大事。就是由於這個因素，註定了秦渡鎮“龍頭”的作用，自古被人們稱為“秦頭”。

秦鎮周邊的萬畝稻田，形成了秦渡鎮高度發達的糧食市場。筆者在採訪87歲的韓印璽老人時，老人談光緒年間，韓家有騾馬等大牲畜130多頭。這些大牲畜主要用於運輸。有資料統計，當時在北街和南街經營運輸的車戶有四十幾人（劉志傑提供資料），北街和南街還有十多家車馬店，從側面可以看出，商品交易之繁盛。秦渡鎮從南門口一直到樓坡（南門向北的第一個街口）開著大大小小數十家糧食店。正如王景民先生《秦鎮古鎮》一文所記述：“（大的）糧食店有三盛合、同義成、林盛和、福林生、長盛和、景信和、培德成、德順和、永信和、永豐盛、萬順成、福園泰等，其中三盛合等幾家大店常年存糧都在百石以上，糧食業一直是秦渡鎮的主要行業。這裡不但有本省客商，且山西、河南、甘肅等外省客商也多有來往。”

糧食業的繁榮極大地促進了其他行業的發展，外地的京貨、山貨也湧入秦鎮，輻射範圍遠至四川、湖北、河南、山西等地，成為關中地區著名的貨物集散地。據明《鄠縣誌》記述“秦渡鎮輻輳繁盛，晉豫客商較多。”雍正十年的《鄠縣續志》記述：“邑之四關，鄉之四鎮，惟秦渡一鎮為商賈輻輳之區。”到了同治、光緒年間，秦鎮的市場已經很繁榮。辛亥革命之後，尤其是抗日戰爭期間，秦鎮的市場得到高速發展，由於地處後方，潼關外山西、河南、湖北四川等地的商人進入秦鎮，尤其是1942年前後大批的河南人湧入秦鎮，各種商鋪，競相開張，手工業加工作坊遍佈街巷，錢莊、當鋪、郵局、藥店、診所齊全。使秦鎮真正成為灃河岸邊的大都會城鎮。據民國1942年資料，秦鎮共有商鋪196家，其中京貨舖11家，雜貨鋪28家，鉄瓷店15家，鹽店9家，藥鋪10家，糧食店21家，染坊3家，木匠鋪10家，鐵匠鋪6家，銀匠鋪10家，皮坊4家，絲坊1家，熟食店12家，豬肉架子16家，黃酒坊4家，燒酒坊1家，裁縫鋪4家，竹鋪10家，理髮店3家，棉花行店2家。彈花櫃6家，山貨行店3家。其規模超過縣城，遠遠超越其他鄉鎮。從晚清時期起，在秦鎮就設有專門的稅收機構，其收入數額超過縣城。

據一些老人記憶：雜貨鋪有福順和、福德成、槐盛生、槐成德、晉福隆、祥泰隆、紅萬志、裕慶豐、義元成、順義和、三餘德、拾盛德、德泰隆、義興成、復興永、永茂恆、永順泰、吉盛豐、通順德、永順和、仁本善、任德昌、協盛茂、郭明鶴等二十多家，主要經營鹽、鹼、食用油、煤油、酒、醋、蠟、木耳、黃花、粉條、南糖、點心、紅白糖等日用品。

中藥鋪有錦新堂、景明堂、三晨堂、通順堂、萬春堂、半濟堂、裕興堂、德馨堂、覆信堂、永順和、同志成、四箴堂等十二家。這裡的中藥店和外地不盡相同，除了經營中藥材外，主要收購、加工、銷售用於做黃酒的“烏藥”和“廣藥”原料，並製作和銷售各自配方的黃

酒麴。

秦鎮街道曾經有過大大小小的黃酒館十多個，有好多黃酒世家，如現在開於南街和北街的“長安居”黃酒館，就是解放前開於南街的“餘德館”滑天泰老人的兒子開設的黃酒館。從家中現存的鐫有“餘德館”明朝萬曆年間鑄造的鐵烝甑，算下來，滑家開設酒館有四百多年曆史。北街薛家堡有一支上百人的家族，以其先祖在秦鎮街上開過叫“圓門館”的黃酒館，這一家族至今還被稱為“圓門館”。臨解放時，大的黃酒館有四家，生意非常興隆。對於秦鎮的黃酒業，秦鎮籍的原新華社記者王宗西先生，在他撰寫的《戶縣黃酒》一文中有詳細記述：“清末直到戶縣解放初期，戶縣縣城和秦鎮、大王、龐光三鎮共有黃酒館二十幾家，酒館的名稱也很雅緻，如縣城的聚仙亭、陶然居、永樂館、忠和園，秦渡鎮的醉仙館、同樂園、康樂居、大盛館等。酒館的經營方式有鮮明的鄉土氣息，首先是這些酒館沒有耀眼的門面、桌椅、餐具、和擺設。臨街門內只有三尺寬，五六尺長的通道，很像城市居民區的小巷子，一般人從前門走過，根本不會發現裡面還有個黃酒館。人耐心的走完這條光線暗淡的巷子盡頭，一拐彎，豁然開朗，才發現這是一座四合院式的酒館。其佈局：前屋是賬房、爐灶、酒缸、濾酒床，兩廊廈房和上房都擺設著粗製的桌椅，或盤有土炕。雖地僻背不易尋找，然而卻常是高朋滿座。當地有句諺語說的最真切：‘酒好不怕巷子深。’酒館不賣菜，菜是由顧客自購。酒館設有專人和爐灶，代客承做，不收分文，即使婚喪大事做筵席也只收火銭和工錢，仍屬來料加工性質；主要是為了多賣酒。‘多賣一勺醅，就有三分利’，這是他們的行話。達官和富戶人家很少來這裡，因他家的宴客條件要比這裡好得多。黃酒是連渣一起喝，故把喝酒也叫作吃酒，《水滸》上的英雄俠客一進酒店，先叫酒保‘給俺篩一碗酒來’，戶縣的黃酒館仍有這樣的流風餘韻。”

山貨土產收購店有秦興家、逢瑞福、志盛榮、協和家、長髮祥、秦生利、同心德、同積福等家，主要收購生絲、生漆、桐油、清油（食用油）、核桃、板栗、蜂蜜、花椒、木耳、黃花、棉麻、紙張、木炭等，這些店鋪收購後，加價運往外地或出售。

京貨有萬勝德、懷盛德等十幾家。鉄瓷店有世昌盛等十幾家。這些商店、商鋪除了糧食市場集中於南街樓下坡一帶，其他主要分佈在三條大街。

在城外和一些背巷（即大街以外的街巷），形成了不同的專業市場，除糧食市、騾馬市、木頭市之外還有菜市、旱菸市、蓆箔市、麻市、燈市等。糧食市有專門的門店，也有臨時設攤擺點的，木頭市有專門的堆放場院，其餘均是約定在同一地區，集日就來，集罷就散。這些地方往往以市場命名，如麻市口、木頭市等。

兩天一集日，四面八方的客商、周邊的農戶，提籠挑擔，車載肩扛，三五成群，湧入秦鎮。北門外的沙灘、城裡的三條大街，人頭攢動，接踵摩肩，熙熙攘攘。叫賣聲、討價聲、呼喊聲此起彼伏，不絕於耳。街道兩邊擺滿了農民從自己田園中採摘的新鮮蔬菜、時令水果、山貨特產。

城中的大小店鋪，擠滿了前來購置生活用品的群眾。京貨店，乾淨的鋪面櫃檯，後面貨架上擺滿了成卷整齊的土布、洋布，主顧之間的討價聲、賬房先生的算盤聲，響成一片。雜貨店琳琅滿目，各種生活日用品、土特雜品、南糖乾果、點心小吃，應有盡有。肉店門內的長凳上，坐滿了賣完山貨的群眾，相互拉著家常，交換著信息，排著隊等待買肉。

李家十字北邊的木頭市，木材、山貨，堆積如山。木材、山柴、山竹、木製傢俱、農具，

擺滿市場，從擦把、掃帚到椽、檁、柦、柱，應有盡有。

西門外的騾馬市，人歡馬叫，馬駒、驢騾、牛羊、豬狗，充斥其中。牙行的牙客根據牲口的牙口，在賣買雙方之間協調價格。買賣雙方和牙家之間，在長袖裡用五指論價，交易雙方互不見面，交易成功後，由牙家抽頭，付給賣方價款，買賣雙方皆大歡喜。由於交易量大，牙客們以此為生，收入可觀，受人羨慕。

最熱

外，街道兩邊，擺滿了大大小小的小吃攤。大米麵皮、辣子疙瘩、臊子面、肉澆米飯、牛羊肉泡饃，摟絲蕎粉、甑糕、油糕、油炒蕎粉、千層油餅、飥飥饃、乾州鍋盔、醪糟打雞蛋等小吃，應有盡有，馥郁幽香，香軟可口，讓人流連忘返，饞涎欲滴。有名的有：姜家的肉澆米飯、楊家的肉炒米飯、朱相公的豆腐腦、王家的醪糟打雞蛋等。

最忙的當屬南頭的糧食市場，家家戶戶，大包小包的大米、麥子、穀子堆滿倉庫、店堂，從早到晚，糧食囤子擺滿街道兩邊，夥計們招待客商，發貨進貨，忙忙碌碌。

北門外的沙灘上，雜耍的、說書的、圍得裡三層外三層。搖會、押寶、相面、算命，五花八門，熱鬧非凡。晚上的秦鎮，燈火通明，街中的店鋪，遲遲不打烊關門；街道上的小吃攤點，坐滿了食客。各種叫賣聲，此起彼伏。城隍廟對門的大戲樓，經常有省內的知名秦腔劇團演出，臺下人頭攢動，人山人海，吶喊聲、喝彩聲和外邊的叫賣聲連成一片。每年的農曆二月初二、四月初八是藥王樓、城隍廟廟會，附近的群眾、香客擠滿了廟宇和樓閣，人山人海，絡繹不絕。這樣的情景，似曾相識，使人聯想起北宋張擇端的《清明上河圖》的市井畫面。

後記

面對日漸殘敗的老街，隨時消逝的古鎮，凡到過秦渡鎮，以及生長在這裡的人們，無不有一種痛心疾首的感覺，無法面對祖先的羞愧之情油然而生。面對改革開放以後在這裡興起的米皮熱，古鎮商業貿易逐漸恢復，破敗而骯髒的市容，成為秦鎮人不可言狀的尷尬，無法治癒的心患，也成為秦渡古鎮發展的瓶頸。秦鎮古城的重建和再次輝煌是秦鎮人最殷切的期盼，朝思暮想的願望。但願借“鄠邑區”的強勁東風，一掃陰霾，早日恢復昔日的靚麗，使古城真正成為三秦大地上的“秦頭”，從而跟上大時代的潮流，不勝高興之至，此文聊作留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