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庫全書》對文化摧殘絕不亞於焚書坑儒

相比秦始皇，乾隆皇帝在這件事上做得更絕——焚書。

乾隆38年，好大喜功的愛新覺羅·弘曆下令設立四庫全書館，任命當時頗有盛名的學者紀昀擔任總編纂官，開啟了長達15年的“經史子集”修撰工作。

這是一套包羅萬象的文化系列叢書，總計存書3457部、79070卷，存目（官方認為不合格的書，僅僅保留書名）6766部、93556卷。書成以後，謄寫四部，分別藏於文淵閣（皇宮文華殿後）、文源閣（圓明園內）、文津閣（熱河承德避暑山莊）、文溯閣（遼寧瀋陽）。同時，又於揚州文匯閣、鎮江文宗閣、杭州文瀾閣各藏一部，以供人抄閱學習。

從表面上看，這項工程由皇家主持並出資，精選當時的文化專家參與，並投入了大量的精力和時間，似乎是一項文化整理與挖掘的德政工程。而且很多傳習久遠的書籍由於傳抄和流傳過程中的變動，內容漸漸有了差異和錯誤，經過文化專家的校正，減少了錯訛，也是一種文化貢獻。

但實質上，這項所謂的皇家德政工程的背後，隱藏著秦王朝愛新覺羅家族意圖在文化上實現高壓統治的陰暗企圖。眾所周知，清朝是一個文字獄頻發，而且每次都規模浩大、手段殘忍的朝代。經歷順治、康熙、雍正的數次屠殺，到了乾隆年間，皇家仍然覺得文化禁錮的目的，於是就藉助編修《四庫全書》，開啟了一場規模更加宏大的毀書、禁書的工程。

從乾隆39年開始，清廷就四處張貼告示，曉諭天下，命令所有的百姓主動交出“違礙”書籍。這些上繳上來的“違禁”文化產品首先經過紀昀過目，然後交由皇帝親閱，隨後就立即記錄下書名，然後一把火焚燒掉。

據有關史料記載乾隆39年至47年的9年時間裡，共進行成規模的書籍銷燬活動24次，538種，13862部。什麼書會被投入焚書的火坑裡呢？第一，明末人著作的反清書籍，比如顧炎武、黃宗羲、史可法，甚至明朝一些有節操的大臣，例如左光斗、楊漣等，當然也包括謳歌這些人的作品。第二，記錄滿人入侵的時候屠城、燒殺淫掠惡行的書；第四，所有的古代書籍中有斥責金、元或者反金、抗元字眼的作品；第五，古書中稱北方少數民族為夷、狄、虜的。

就在這樣的嚴苛而無理的規則操縱下，大量承載著漢族文化的書籍被付之一炬，其中的很多書籍連書名也沒有被保留下來，也就是根本沒有機會進入“存目”。而公開顯示的“存目”的數量，就遠遠超過了進入“四庫全書”也就是國家正版的數量。那些有幸逃過火災，被國家認可的文化產品，也被授意做了大幅度的修改，以最大限度符合“聖意”。

好在文化是一個根基深遠的東西，這些“斬草”行為並沒有完全的產出悠久浩瀚的漢文化的根脈，一些有識之士也拼死保存了極少量的書籍，使得我們後世的人可以一睹這些作品的本來面目。所以，從清朝嘉慶年間以後，一些宋元時期版本的書籍就開始越來越受重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