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總會給人無盡的想象，源於它強大的集聚和輻射能力。以上海為例，上海作為長三角老大哥，憑藉其強大的集聚和輻射效應，帶動長三金融業一路高飛。
如今，如果不考慮位於北京的中央國有金融系統的“總部經濟”，那麼長三角金融業在總量和增量上都好於京津冀和珠三角地區。此外，浙江、江蘇也都形成了金融特色產業，與上海形成差異化發展，長三角金融“一超多強”的局面已然形成。
市場規模，長三角佔全國1/4
金融的精英文化曾讓不少學子嚮往，畢業後擠破頭也想進金融行業，哪怕是到銀行當櫃員。金融從業人員也隨之攀升，11月15日發佈的《2019中國長三角金融人才白皮書》（下稱“白皮書”）顯示，中國金融行業人才總量逐年增加，內地的核心職能投資管理人才接近15萬人，佔全球的10%。
金融人才總量上去了，但高端人才稀缺依舊沒能突破。“白皮書”的數據顯示，核心職能金融從業人員的佔比，中國長三角的比例為2%，而美國、英國的比例為6%—8%。相比之下，長三角甚至是全國的高端金融人才都還不夠，所以不難理解，上海浦東新區為何要推出海外人才“9條”等人才政策，打造浦東國際人才港等一系列動作了。
長三角區域作為中國內地最為成熟的金融陣地，已形成了以上海為核心的“一超多強”格局，對全國乃至全球金融人才都頗具吸引力，本地高校人才自然留在區域內的就比較多。數據顯示，有上海本土高校教育背景，2017年以來通過招聘平臺進入金融行業的人才中，86%選擇留在上海，較北京和深圳市本地金融人才的留存率，分別高出3個百分點和8個百分點。
值得一提的是，長三角區域內的金融人才即便跳槽，也傾向於選擇到區域內的城市。2018年以來，2018年以來，有七成從上海流出的金融人才選擇了蘇州、杭州、南京這三座城市，不可否認，人才流動也間接加速長三角區域內金融的一體化發展。
人才是推動經濟發展最有力的要素，對金融產業尤其如此。2018年，長三角地區金融業增加值佔全國金融業增加值比重為21.5%，金融市場規模佔全國24%，上市公司總市值佔全國比重為19.4%。
長三角金融業的地位可見一斑。這不僅得益於，上海金融龍頭大哥的輻射效應，也有江蘇、浙江不斷創新，實現差異化發展的功勞。華略智庫金融研究院統計，2018年長三角29個城市共發佈49項金融相關政策，形成良好的金融創新文化，保險創新、小微金融和產業投融資是金融創新的重點領域。
科技金融，杭州還是深圳？
近幾年，金融科技火得一塌糊塗，就連跳廣場舞的大媽都能和你聊上幾句，從這個角度，早年打著“金融科技”名號獲客的P2P功不可沒。這兩年，P2P爆雷潮接連不斷，身處金融科技中心的杭州難免會波及，一番去偽存真後，“中國金融科技引領城市”的稱號依舊非杭州莫屬。
前不久舉行的第三屆錢塘江論壇上，《2019全球金融科技產業40城（Top 40 Global Fintech Cities by Industry）》發佈，報告聚焦城市中的金融科技上市企業及累計融資5000萬美元以上頭部企業，涵蓋遍佈全球六大洲的70多座城市。
報告顯示，全球金融科技產業40城已形成“8+32”格局已逐步成型。第一梯隊8個城市中，中國佔據4席（北京、上海、杭州、深圳），杭州排名第六，緊跟在倫敦，排在深圳前面。不僅如此，杭州在金融科技企業融資總額、均值等均位列全球第一，而在去年杭州還躋身全球七大金融科技中心城市，在用戶體驗榜單中排第一。
近年來，以A（人工智能）、B（區塊鏈）、C（雲計算）、D（大數據）為代表的互聯網新技術，正在開啟新一輪的產業升級，金融行業只是一個開始，而杭州搶佔先機，成為了在中國稱“金融科技第一城”，便沒人不服的城市。就連螞蟻金服總裁胡曉明在清華五道口論壇上霸氣地公開預測，“杭州和深圳將會成為中國未來兩個新的金融中心。”
杭州的底氣何來？仔細分析，和阿里巴巴產生的積聚效應、市場需求和政府規劃推動不無關係。
杭州在金融科技領域能取得如此成績，有大家都知道的原因，阿里的入駐，特別旗下螞蟻金服已成長為全球估值第一的金融科技獨角獸，引發的行業積聚效應越發明顯，同花順、連連支付、PingPong金融、挖財網等一批細分領域的金融科技公司在杭州湧現，讓杭州這座金融科技城有了更多講故事的籌碼。
如今，由金融科技、私募股權和創業投資、普惠金融等產業形成的杭州金融科技生態初步形成，除了龍頭企業的積聚效應，背後更多的是市場需求拉動和政府打造營商環境的助力。
先來說市場需求。杭州作為浙江的省會，在國家工商聯發佈的“中國民營企業500強”榜單上，浙江連續19年上榜企業家人數位居第一，這是民營經濟發展的天堂，而民營企業是對效率最敏感的主體，激烈的市場競爭也讓它們對創新有著本能的渴求，加上以阿里巴巴為代表的互聯網技術支持，金融科技在杭州的發展水到渠成。
另一個直接的推動力就是政府的行政支持。杭州金融產業的定位是長三角南部的區域金融中心，為此，杭州市政府出臺了《杭州國際金融科技中心建設專項規劃》等政策，發展金融科技的決心昭然若揭。
杭州市人民政府副秘書長、市金融辦主任馮偉在接受證券時報專訪時透露，杭州市加快推進錢塘江金融港灣建設，打造了螞蟻金服全球總部、連通科技公司等170餘個重點項目；核心區入駐企業省級總部達90餘家；5個金融特色小鎮集聚機構5000餘家。
這些項目促成產業集聚，能最大限度降低企業發展成本，創建良好營商環境的同時，也帶來了金融人才。目前，杭州市金融人才集聚程度居全國第四。
深度老齡化，卻成保險大省
長三角作為中國最大城市群，也是民營經濟活躍區域，金融創新的步伐也走在全國前列。有研究表明，保險領域是長三角金融創新活躍度最高的領域，其次是小微金融創新。
提到保險領域創新，就不得不提江蘇。近代中國民族保險業發展的一個重大事件，莫過於在洋務運動時期，中國洋務運動代表人物盛宣懷在輪船招商局內部創建的保險招商局，而盛宣懷就是江蘇常州人。
江蘇的保險基因隨著經濟發展愈發強大，2010年保費收入就率先在全國突破1000億元，如今，江蘇省已成長為保險大省，保費收入已破3000億，保險密度常居全國第三，僅次於北京、上海。保險密度是保費收入除以人口總量，通俗地說，是某地區常住人口的人均保費水平。
復旦大學保險系常務副系主任陳冬梅對南風窗長三角研究院研究員分析，影響保費收入的因素都會影響保險密度，經濟發展水平、人口的結構、受教育的程度、風險與保險意識等。為何江蘇省的保費收入和保險密度常年穩居全國前列，上述這些因素就能找到答案。
經濟發達的地區，人均收入自然就高，這是保險密度高不可或缺的經濟基礎，這不難理解，此時，數據就能說話，江蘇省的經濟常年位居第三，2018年，全省居民可支配收入為38096元，比同期全國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高近1000元，而2018年，江蘇省保險密度為4120元，全國排名第三，雖然只佔全省居民可支配收入的10.8%，但這一水平也高出同期全國水平的1.2個百分點。按照江蘇省政府《關於加快發展現代保險服務業的實施意見》，到2020年，全省保險密度將達到6000元/人。
人口結構是推動江蘇保險發展的另一個重要因素，《江蘇省2018年老年人口信息和老齡事業發展狀況報告》顯示，全省60歲及以上老年人口占戶籍人口比例達23%，其中，65歲及以上老年人口占比為16%，大約每5個勞動力就要贍養1位老年人。
根據聯合國確定的標準，65歲以上老年人口比例達到14%，或者60歲以上人口達到20%，就是“深度老齡化社會”的人口結構。不難看出，江蘇已經進入深度老齡化社會。值得一提的是，統計還首次發佈了老年人健康及生活狀況，“一半以上的老人是空巢，七成以上有慢性病。”
江蘇省深度老齡化社會的人口結構在一定程度上影響著保費收入結構，也帶動了當地保險產品的創新。據官網披露的數據，2018年江蘇省原保費收入約3317億元，其中，財產險約為859億元，人身險保費收入2405億元，壽險達到1985億元，約佔保費收入總額的60%。同時，為了應對人口老齡化，全國15個長期護理保險的試點城市，江蘇就佔了4個，分別是南通、蘇州、徐州、常州。
公開資料顯示，長期護理保險基金主要由個人繳費、政府補助和醫保基金劃轉組成，試點期間的籌資標準為100元/人•年。其中，前兩者按30元/人•年交，醫保基金按40元/人•年劃轉。
當然，江蘇的保險創新遠不止如此，環境汙染責任保險、電梯責任險、生豬價格指數保險等創新產品覆蓋經濟發展各個環節，值得一提的是，部分創新產品還形成了模式，在全國各地推廣，如環境汙染責任保險“無錫模式”、大病保險“太倉模式”、新農合“江陰模式”以及農險“聯辦共保”模式等等。
以環境汙染責任保險“無錫模式”為例，在環保部公佈了22個省環責險的4556家投保企業名單中，江蘇投保企業數量佔一半以上，位列全國第一，推動環責險地方強制保險，無錫正在探索全國第一個地方立法開展環責險。
未來，長三角金融的融合發展有望進一步加強，杭州的金融科技和江蘇的保險產品創新，只是一個開始。
作者 | 南風窗長三角研究院研究員 何欣
排版 | 沈沁心
南風窗·江南智造總局出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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