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文化運動推廣白話文，建築有沒有白話文？”張永和認為，40年裡建築最大的變化，恰恰不是走馬燈式的新風格和新技術，而是對平常建築的重新建立。他本人作為當代中國獨立建築師的代表人物，也是這一過程的最重要推動者。

（蔡小川 攝）

口述/張永和 採訪、整理/賈冬婷

過去40年，中國的變化有多大，大家都有切身感受。建築領域的變化也不小，而且不止一次，我屬於一個沒落下的，都趕上了。

我父親張開濟是一個很特別的人。我常常覺得，他非常瘋狂。1967年，我們家被抄家，他也挨鬥，但他卻對我和我哥哥提出，“你們倆十來歲了，應該學英文了”，就去給我們找老師。到了第二年，有一天父親問我：“如果有機會出國，你敢不敢？”在當時那種情況下，沒有機會上大學，更沒有機會出國，可是我爸就會想這些，跟當時的外部世界一點關係都沒有。

記得恢復高考之前的1976年，我還在北京稀土研究所工作，一次出差，從武漢坐船經長江去重慶，忽然聽到船上大喇叭廣播：“打倒四人幫了！”我對政治不大敏感，當時對將要來臨的變化還沒有明確意識，但對於以後要念書，因為我父親，有一定精神準備。所以等到1977年能考大學了，我和我哥都沒猶豫就考了。我在南京工學院（現東南大學）只讀了三年沒畢業，1980年後有機會出國了，我爸就極力慫恿。那時候出國的人還很少，私人護照的001號到004號我們也認識，是四兄弟，他們大概是1979年出去的，我哥是1980年，我是1981年。我可能是“文革”後第一批留學生裡面，學建築的第一個。

我到了美國，跟現在留學去精英學校不一樣，我去了印第安納州的波爾州立大學（Ball State University），後來我們就叫它“球大”。那是一個特別鄉下的地方，周圍只有一望無際的老玉米地，跟先鋒的藝術、設計完全不沾邊，我就在那裡繼續讀完了本科。不過我這人有狗屎運，第二年就碰上一個老師，南非人羅德尼·普萊斯（Rodney Place）,出身於英國建築聯盟學院（AA），他講的都是文藝復興時的繪畫、雕塑、現代藝術，跟蓋房子沒多大關係，可是他對我後來成為建築師的影響特別大。他的課，可以說是特別“禪”，就放一張照片或者一張古畫，對著一屋子七八個人，問：“你看到了什麼？”一開始我們都不太會嚴肅對待，可他絕對不放棄。有次我實在煩了，把自己對一張畫的理解講給他聽，他沒反應；再問，他就說：“嗯，還有什麼可能？”後來我在1985年又回到“球大”去教書的路上，開車在科羅拉多大山裡，突然悟出來那張畫的意思了，同時也不再關心老師到底是怎麼想的了。我的獨立思考意識，也就從這麼一個戲劇性的“頓悟”時刻開始了。我開始思考自己到底是一個什麼樣的人，做一個什麼樣的建築師。

90年代中期前，我一直在美國教書，從“球大”，到密歇根大學，到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再到萊斯大學。後來就開始想蓋房子。回國念頭的萌發，我記得大概是在1988年，我去耶魯大學看一箇中國朋友，他說“我給你聽點兒東西”，我們就去他的宿舍。那天下大雪，外頭特別亮，他的宿舍裡又黑又亂，他拿出一個錄音機開始播放，音質糟透了，但音樂實在太震撼了。那是我第一次聽到崔健，沒想到這麼棒，於是開始想回中國，也就是奔著正在發生的當代文化去的。其實到今天也是，我覺得中國的機會除了所謂創業掙錢，還面臨當代中國文化的一個催生階段，建築師也能在裡面做點事情。

在中國的建築實踐開始得有點稀裡糊塗。1993年我和魯力佳回來過春節，有朋友找上門來找我們做設計，我本來也很想蓋房子，就這麼開始了，開始了就騎虎難下了。我後來得到去萊斯大學教書的機會，秋天到休斯敦，就想，註冊一個公司吧！魯力佳站在櫃檯上，要交7.5美金註冊一名兒，我們沒有名字就臨時編，她說：“要不就叫‘非建築’？”我比較實際，心想“要叫‘非建築’，誰找咱們蓋房子呀”！就加了個“常”字，叫“非常建築”，用漢語拼音註冊，覺得好像還有點兒意思，等於非常不嚴肅地幹了一件嚴肅的事。我確實還有一層想法，就是覺得中國的建築過於強調造型，過於怪異了。我想，如果這些是“正常建築”，那麼我們想建的可能就是“非常建築”了。但實際上，滿大街上的才真是非常建築？

1996年我決定辭掉教職，回國當建築師了。那時候，市場上還是以大設計院為主，只有幾個零星的獨立建築事務所，獨立建築實踐的基礎幾乎不存在。再加上我們自己以前又沒有真的實踐過，所以那個艱難勁兒也超出想象。第一個真正建成的項目是席殊書屋，當時是在車公莊中國建築設計研究院樓裡要建個書店，朋友介紹給我們。那個地方原本是過車的通道，只是那些年給堵起來了，我們順著這個線索想到書店與城市的關係，把車流人流等要素匯合在一起，用現成的自行車輪子做了“書車”——一個旋轉的書架。當時中國建築界正受西方後現代主義影響，建築師們都在談論符號，實際上就是往建築上貼裝飾，我那時候意識到建築學核心問題的缺失，席殊書屋這個小小的書店室內設計算是一種批判式回應，它在建成後收到的反響還是挺強烈的。儘管4年後被拆除了，原址重新又回覆成了過道，但它對中國當代建築學產生的影響大家還常常會提起，所以結果並不算“小”吧。

我到現在還在想，新文化運動推廣白話文，建築有沒有白話文？現在的建築設計實際上是文言文，因為有一種自我意識。我有時會有一種把設計做得直白的意願，但回到中國實踐之後發現，如果設計不明顯或不張揚，業主會認為你沒有設計，所以我一直想做出有說服力的“普通建築”，但沒做到。

因為總遇到好老師，我對教書也特別起勁。我一邊回國做建築師，一邊又想著也許什麼時候可以辦學。1998年來了機會，北大一位副校長碰到我，問我願不願意去北大教書，辦一個建築學研究中心，我就去了。我當時已經開始覺得，光教一門課不行，得建立起來一個教育體系，而且應該藉由教育賦予建築實踐批判性，這樣才能培養出來有立場的建築師，於是慢慢搭建起“本體建築學”的框架，這是在北大5年的主要工作。後來麻省理工學院請我去做建築系系主任，當然又是我趕上了，就在建築教育上繼續投入了幾年。我記得讀大學時，有一次我父親去哈佛大學建築系訪問,後來提及碰到當時的系主任，一位貝聿銘事務所的合夥人，我隨口跟我爸說“我以後也要當哈佛的系主任”，我爸表情特別痛苦。我以為是因為我失言了，太不自量力，結果我爸說：“你野心太小了，當個哈佛系主任算什麼呀，你要當一個好建築師。”我後來還是在麻省理工當了一把系主任，但總想起我爸要我清醒，要我不要忘記實踐。

我雖然算是子承父業，但父親張開濟跟我的個性很不一樣。他有一次跟我說：“蓋房子，根本不是我的理想。我的理想是當外交官。”對我來說又是非常意外。他那一代建築師，對於自身角色普遍有一種社會性的理解，就是我能畫各式各樣的房子，你要什麼我都可以給你畫。而我的理想比較狹隘，就是蓋房子，至於怎麼蓋，我會跟人沒完沒了地爭。

這就牽扯到建築師能做什麼的問題。在美國大學裡，老師們基本都是左派，都談論社會問題、環境問題等，關注這些問題當然不錯，我自己也是中偏左的政治立場，我也認同建築實踐要關懷社會。唯一的不同，是我要用建築技能和知識來解決問題，而不是做個社會活動家式的建築師。建築設計能在多大程度上解決社會問題，比如世界貧窮問題？由於日本建築師坂茂的救災工作，以及智利建築師亞力杭德羅·阿拉維納(Alejandro Aravena）的社會住宅，人們開始過高地估計建築推動社會的能力，但對這一點我恰恰不太肯定。首先建築師不能改變任何體制，其次我們提供的設計智慧不容易傳遞給大眾，手機行，像iPhone，房子不一定行。所以現在大家傾一生積蓄來買房，完全是服從經濟遊戲，而不一定是買了一個好設計，這事兒真扭曲。

我現在繞了一個圈，又回到建築本體了。建築設計要幹什麼？就是蓋一個房子。蓋一個房子，就得把房子最基本的部件都搭對了，從材料，到空間，到結構。再進一步，能不能搭得巧一點兒，建築是門手藝，中國有一個說法叫“意匠”。回頭看，我特別尊敬梁思成先生，他感興趣的就是建築構造。

今天看，還有兩件事情要做，有可能從中找出一個屬於中國自己的建築。

第一件，是建立對中國近現代建築發展的認識，尋找我們當代建築的基因，這是一條歷史、時間的縱軸。這裡面也有一個“白話建築”的問題，因為基因不是特殊的，而是普遍的。像我父親那一代建築師，他們學的是古典主義，去做社會主義現實主義建築，是直接延續過去的；而我們這一代，因為成長環境的斷裂，可能要先找到社會主義現實主義建築的傳承，然後再建立跟古典主義的聯繫，要去重新梳理那個發展過程。從建築實踐方面，其實已經有很多建築師做到了當代中國建築的形式表達。這裡要提到王澍，普利茲克建築獎在2012年頒給了他，當時我也是評委會成員，頒給他也有對當時中國建築文化批判的意思。那個時候的大環境還是大量地抄襲和複製，王澍在做當代中國建築，有明確的中國傳統建築的形式語言在裡面，在之後影響了太多的建築師。而此時此刻更有意義的是，怎樣不再做王澍，超越王澍，根據每個人自己對中國文化的理解來想象中國建築。更進一步，讓房子看上去像中國房子，很多人做到了，那麼，這房子是不是還有一箇中國造法？這可能就不是某個建築師的個人作品，而得靠建築師們的集體努力，比如把混凝土結構推進了，把鋼結構推進了，這方面也會出現曙光。

另一件，是重新認識“東西方”，這是地理、空間的橫軸。東西方當然有差異，但這個提法在建築學裡造成了好多問題。比如今天說造一箇中國城市，或者一個歐洲城市、美國城市，其實是把城市當成一個廣告牌了。我的想法不是取代“東西方”，而是認為“南北方”的差距對建築學更重要，即基於地理、氣候不同而帶來的方方面面差異。其實西方是北方，東方是南方，跟歐洲相比，整個亞洲都是偏南方的。這也是為什麼我對院落這麼感興趣，除了我小時候住過十幾年之外，院落也是一種南方建築類型，它會帶來豐富的戶外生活，簷下、廊下、客堂間都是開放的半室外半室內空間。就像古畫裡，人會坐在開敞的屋子裡喝酒賞雪什麼的，另有一番樂趣。

（感謝實習記者邱仲瑛的錄音整理）

2014年在北京三里屯，張永和（前左）與夫人魯力佳（前右）設計並參與的騎行服裝秀

手 記

張永和曾經畫過一個小偵探的故事：頭戴一頂福爾摩斯那樣的黑色硬禮帽，身穿一件齊腳踝的大風衣，腳蹬一雙皮靴，還拿著一個菸斗當槍，用來嚇唬人。這個小偵探住在一個長長的板樓裡，他的每個探案都從這裡展開。

“小偵探”是張永和小時候常聽父親講的一個故事，父親總是現編現講，他和哥哥很愛聽。而某種意義上，“小偵探”也是張永和本人的化身。進入他的辦公室，會發現很多故事裡的道具：戴禮帽的小主人公模型、自行車、菸斗、老式公文包、照相機……這些日常物件看似無厘頭，和建築師的主業無關，但都是張永和生活中持久的興趣，於是被他聚攏在故事裡，讓小偵探替他探究一番。而對於現實中的城市和建築，他也有一種偵探式方法論：“建築設計者應該像小說家那樣深入細緻地觀察生活，像人類學家那樣研究人們活動的每個細節及其意義，來體察人的活動與環境的相互關係。”

在中國建築界，張永和有著近乎超然的地位。作為建築師的兒子——父親是設計了包括中國革命歷史博物館、天安門觀禮臺等在內的“半個北京城”的張開濟，他最終走出了父親的遮蔽，確立了一條基於全球化的現代性探尋之路：他是“文革”後第一屆建築系大學生，又第一批留學美國；然後在上世紀90年代回到中國進行獨立建築實踐，同時在中國最高學府進行建築教育實驗；本世紀初，赴美擔任重要建築教育機構的領導者，還成為最高建築獎項——普利茲克獎的評委；之後再次回到中國，在一個新的高度上繼續建築教育與建築實踐。作為最早一批在美國學習和執教的中國建築師，他將中國的聲音傳遞到西方，同時也將西方的思想傳播到中國，這對一個奮力進入國際社會的國家來說尤其重要。

鍋蓋頭、圓眼鏡、慢吞吞的兒化音，被戲稱為“豆漿叔”的張永和似乎天然沒有攻擊性，但仔細聽他說話，冷不丁兒就會冒出機巧，甚至芒刺。作為建築師，他的建成作品並不多，體量也不大，一開始甚至被稱為“紙上建築師”。但他的每一個建築，無論大小，都傳遞出始終如一的“建築本體”觀念，即建築不表達任何概念，只作為一棟房屋而存在。而對中國建築界，他更重要的角色是作為全球化交互者和路徑選擇的啟發者。

近幾十年是中國城市化的黃金期，同時也在中國歷史和文化的激烈過渡期，這是參與其中的建築師們必須要面對的現實。隨著兩方面效應的同步顯現，張永和提出的介於無條件參與和拒絕參與之間的“第三種態度”逐漸成為共識：“此時此刻，每一個人都為如何能在一夜之間把前現代社會改造，轉變為後工業社會而感到困惑。危險是建築師往往來不及進入其社會和文化的角色，就被利伯維爾場消費了。……既對社會和文化負責，又同時堅定建築理念是可能的，但身心都需要付出極大的努力。”

“非常建築”——明星建築和明星建築師的炫目光環也在逐漸消退。正如張永和強調的，建築只是配角，主角是城市和生活。“比如央視新樓，打破了很多建築學的遊戲規則，看一兩次或許很有意思，但人進不去，也就建立不起來跟它的親近關係。當時我和雷姆·庫哈斯（Rem Koolhaas）來往比較多，我還問過他：‘後面那棟樓和前面這棟，為什麼在形式上一點關係都沒有？’然後雷姆給了我一個經典的雷姆式回答：‘為什麼要一樣？’當時我也開竅了，是啊，為什麼要一樣。現在想城市或許在某些時候需要廣告牌、紀念碑，但很難說北京2000年後的這幾個大建築，對城市、對市民有多麼持久的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