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开一个陈旧的酒盒，翻开里三层外三层的包裹，黄玉洁拿出大大小小依旧鲜艳的勋章，这些勋章在他满是褶皱的双手上熠熠生辉。
黄玉洁出生在宅科一村，兄弟五人，他排行老四。炮火中长大的黄玉洁，当初并没有想到，自己也会成为扛枪的一个兵。
“我以前从来没有想过当兵，也可能以前小，也没想那么多，就想着好好跟着我爹学种地。”年过九旬的黄玉洁回忆起当年的事，仍然历历在目。“我大哥先去当的兵，但是在战场上中了两枪，有了残疾回了家，不过我二哥仍然去当了兵。”老人说，当时父亲不愿意自己当兵，但是自己就想当兵。黄玉洁第一次参加征兵体检时因为身高不达标，未能参军。
1946年，黄玉洁又遇到一次大规模征兵，这一次，他实现了自己的当兵梦。“当时我先去了县大队报到，等到1947年，我就转到了当时的华东野战军，成为了一名通信兵。”老人说，这一走，就没有停下过。“我进入部队就开始打仗，跟着部队从山东一路往南打，直到福建厦门。”老人说，淮海战役、渡江战役、甚至是后来朝鲜战场的上甘岭战役，都留下了黄玉洁战斗的身影。“咱也是命大，最危险的一次，敌军轰炸，在我周围落了七个炸弹，我一下子趴在石头后面躲过了一劫。”老人说起当时危急万分的情景，面带微笑，云淡风轻。
多年征战，黄玉洁的身体一直处于超负荷状态，得了气管疾病。限于当时的医疗水平，医生采取了最稳妥的办法，给黄玉洁的肋骨内侧植入了十几颗塑料球。1958年，黄玉洁因为身体原因，不适应安置地方的气候，加上对家人的思念，申请回老家。“当时申请回家，除了身体原因，还有一个原因就是要把我二哥带回家。”黄玉洁说。原来，黄玉洁的二哥，在军中因病去世，家人都没来得及见一面。“我的老母亲，整天念叨想我二哥，当时二哥已经去世三年，我就想，人还是要叶落归根的。”就这样，黄玉洁到了二哥所在的部队，带着二哥的骨灰一起回到了老家。“我没有后悔过，我相信我二哥也没有后悔过，咱当战士的不就是用生命来守卫祖国和人民吗？”黄玉洁说。
回村后，黄玉洁没有跟任何人说起过生病的事情，也没有找组织要过一次便利。直到私下里跟人聊起来，别人才知道黄玉洁的经历，并上报了组织。当时县里给黄玉洁办理了查体治疗卡以及生活补助。但是黄玉洁在复查了几次以后，就再也没用过那个卡，补助用完了以后，也没有去县里续上。身边的人不解，就劝黄玉洁应该继续享受国家给的政策帮助，并且应该跟组织说明自己的干部身份，找个安置。黄玉洁却说：“咱的病已经稳定了，对生活没有影响了，干嘛还要麻烦国家？现在生活好了，有吃有喝，干嘛还要国家的补助？当初组织上要安置咱当转业干部，是咱自己没有接受申请回家的，哪能回来了再去跟组织伸手要岗位？不是那么个事。”黄玉洁说，做人要感恩知恩，容易知足。
回到村里的黄玉洁还是放不下一名军人的习惯，又受邀到了村委，成为了村里的民兵连连长，这一当就是24年。“我可以拍着胸脯说，我在村里干那么多年，我连村里的一根烟都没有抽过。”黄玉洁的老伴也告诉记者，现在老人的儿子在村委当干部，每逢儿子回家，黄玉洁都会教育儿子：“国家给你的，你拿了要对得起国家，国家没有给你的，你一点都不能伸手拿。”
“我的战友，很多都牺牲在了战场，我们这些活下来的，要珍惜现在无数人用生命换来的生活，要知足。”黄玉洁说。
本报记者 郑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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