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語：法國文學評論家丹納在《
藝術哲學》中曾經說過："作品的產生取決於時代精神和周圍的風俗。"無獨有偶，在早他們兩個多世紀的晚明文學家凌濛初也在《譚曲雜剳》中就中國古典戲曲的形成提出了"曲始於胡元"的命題。顯然，探索被譽為"新雜劇，舊傳奇，……天下奪魁"的《西廂記》的形成及所擁有的文學地位就不可避免地要考慮到金元草原文化對它的影響。但是，目前學界對《西廂記》形成原因的研究還多停留在文學形式的發展和市民階層娛樂需要的層面上。因此，從金元草原文化的宏觀角度對《西廂記》形成的影響進行探索就顯得勢在必行了。
一、《鶯鶯傳》在金以前（含南宋）的流傳及時人的看法
1、《西廂記》的淵源
王實甫的《西廂記》是有著自身的歷史淵源的，追溯其源頭則是唐代元稹所寫的傳奇《鶯鶯傳》（又名《會真記》）。從元稹的《鶯鶯傳》到王實甫的《西廂記》的形成定稿，其間經過了漫長的流傳過程。為說明草原文化對《西廂記》形成的影響，本節旨在梳理《鶯鶯傳》在金以前的流傳情況。
《鶯鶯傳》插圖
唐代是一個開放、包容的社會。文人並不避諱風流韻事，並且他們還熱衷於描寫這一類題材的故事。翻開唐代文學作品，我們可以發現講述這類故事的作品比比皆是。在詩歌中，詩仙李白就寫過"美酒尊中置千斛，載妓隨波任去留"（《江上吟》），"攜妓東山去，春光半道催。遙看若桃李，雙入鏡中開"（《送侄良攜二妓赴會稽》）的詩歌。
《攜妓納涼晚際遇雨》
同樣，憂國憂民的詩聖杜甫也寫過《攜妓納涼晚際遇雨》的詩歌。至於白居易則更不用說了，他不但寫下了描寫家妓外貌、體態的名句"櫻桃樊素口，楊柳小蠻腰"（見唐人孟棨《本事詩》），還寫過"十載春啼變鶯舌，三嫌老醜換蛾眉"（《追歡偶作》）的詩句。
2、《鶯鶯傳》的撰寫
在唐傳奇中，這類作品也不少，武則天統治時期的張鷟就寫過《遊仙窟》。在作品中，張鷟以自敘的口吻講了自己奉使河源，途中投宿崔十孃家，恣情調謔宴樂，止宿而去的故事。我們知道，在唐代"仙"有時指的是妓女，《遊仙窟》顯然也是一個風流狎邪的故事。
正是由於這樣開放、包容的社會，文人並不避諱風流韻事的傳統，元稹也寫下了具有自傳色彩的《鶯鶯傳》。
《鶯鶯傳》插圖
元稹的《鶯鶯傳》以自敘的口吻講述一個始亂終棄的愛情故事，起始，張生旅居於蒲州普救寺時發生兵亂，出力救護了同寓寺中的遠房姨母鄭氏一家。在鄭氏的答謝宴上，張生對錶妹鶯鶯一見傾心，婢女紅娘傳書，幾經反覆，兩人終於花好月圓。後來張生赴京應試未中，滯留京師，與鶯鶯情書來往，互贈信物以表深情。
但張生最終還是變了心，認為鶯鶯是天下之"尤物"，認為自己"德不足以勝妖孽"，只好割愛。一年多後，鶯鶯另嫁，張生也另娶。一次張生路過鶯鶯家門，要求以"外兄"相見，遭鶯鶯拒絕。這就是《鶯鶯傳》故事的梗概。
《鶯鶯傳》插圖
在《鶯鶯傳》中，作者稱讚張生"始亂終棄"的行為是"善於補過"，而記載這個故事的目的在於"往往及此意者，夫使知者不為，為之者不惑"。顯然，《鶯鶯傳》是站在張生的立場，美化張生，為他的薄倖行為辯護。拋開作者表面意思，而就作品的內容而言，這又是一個講訴唐人風流韻事的故事。
3、《鶯鶯傳》在宋朝的變動
在《鶯鶯傳》故事誕生後，由於其故事的說教性和娛樂性，它在宋代越發流行，成為文人詩歌中的典事，並且進入到了說唱領域。在北宋，詞人晏殊在《浣溪沙》詞中就借用過《鶯鶯傳》中的詩句"憐取眼前人"，取得了非常好的藝術效果。
大詩人蘇東坡在《贈張子野》詩中也借《鶯鶯傳》故事和唐張建娶關盼盼為妾的典故來調侃張先安享富貴、風流成性。其詩為"詩人老去鶯鶯在，公子歸來燕燕忙"，並註明引用鶯鶯事。
《元微之崔鶯鶯商調蝶戀花》
同時人趙令疇則把《
鶯鶯傳》改編成了韻散相間、可以說唱、為一般市民所接受的鼓子詞《元微之崔鶯鶯商調蝶戀花》。在趙氏的鼓子詞中，作者刪掉了張生詆譭鶯鶯為"尤物"、"妖孽"的語句和張生為自己"忍情"開脫的部分。但是，作者終究還是讓他們分離了："棄擲前歡俱未忍，豈料盟言陡頓無憑準，地久天長終有盡，綿綿不似無窮恨。"此外，這支鼓子詞在引言中還記載了崔、張之事在宋代文人和民間的流傳情況："至今士大夫，極談幽會，訪奇述異，無不舉此以為美話，至於倡優女子，皆能調說大略。"正是由於崔張故事在宋代士大夫、普通市民中的如此盛行，北宋學者王銍才在《傳奇辨證》中考證了元稹的生平、宦跡、墓誌碑銘和詩作後認為《鶯鶯傳》是"微之自敘"。
《綠窗新話》
南宋時，皇都風月主人的《綠窗新話》上卷有《張公子遇崔鶯鶯》。《張協狀元》中也已經有"賽紅娘"、"添字賽紅娘"的曲牌了，由此可見崔張故事在戲劇中的影響。元初的羅燁在《
醉翁談錄》的"小說開闢"中列有《鶯鶯傳》，自此說明《鶯鶯傳》已進入說話領域。但是，這些故事的內容依然和鼓子詞一樣，刪去了張生誣衊鶯鶯妖孽一段，只剩下一個有情人兒不能長相守的哀婉故事。通過對《鶯鶯傳》故事在金以前流傳及時人看法的情況的簡單梳理，我們可以發現，該故事大體上還是處於禮教的範圍內。雖有對張生薄倖寡義的不滿、對鶯鶯遭遇的同情，但終究還是沒有越過禮教的樊籬，主張他們大團圓結合的，卻依然是一個哀婉的悲劇。
二、金代草原文化影響下的《董西廂》
1、西廂故事的戲曲化
金代，董解元在以崔、張故事為題材的說話、說唱和歌舞的基礎上集其大成，將崔張故事改編為規模宏偉，有十四宮調、一百九十三套組曲，洋洋五萬言的講唱文學作品，並賦予了崔張故事在思想上、藝術上新的生命，這就是《
西廂記諸宮調》（文學史上一般又叫《董西廂》）。
《西廂記諸宮調》
由於當時的伴奏樂器有琵琶和箏，因此《西廂記諸宮調》又叫《西廂搊彈詞》或《絃索西廂 》。至此，在崔、張故事的演進中，《董西廂》邁出了非常關鍵的一步。但要準確地把握《董西廂》較之之前的裂變，我們先得簡述它形成的文化背景。
北宋滅亡後，淮河以北地區都處在女真族建立的金的統治下。女真族本身是遊牧狩獵的草原民族，他們的社會組織和生活、習俗都帶有明顯的北方草原文化特徵，與北宋原來統治區域內的黃河流域的旱地農耕文化及長江流域的水田農耕文化存在著極大的差別。
最典型的莫過於原北宋統治區內的黃河、長江流域長期處在封建社會制度形態下，它的文化"實際上是一種禮義文化、倫理文化，其在音樂歌曲的審美觀念方面歷來重視音樂歌曲（包括舞蹈）的政治教化功能，是一種典型的政教功利審美觀"。相反，此時以女真族為代表的草原文化則表現出以質樸的平等、民主、自由，縱橫不羈，張揚個性，率意進取，能歌善舞，注重娛樂等為特點。
2、女真族文化的發展
由於女真族在北方地區佔有統治地位，它的草原文化也就自然而然地成為了主流文化，這也就直接造成了草原文化與原來該地區的禮義文化、倫理文化的衝突、碰撞、交流、融合。金剛剛統治這一地區，女真族所攜帶的草原文化與該地區原來的禮義文化、倫理文化還處在衝突、碰撞的階段。
女真族
從文化發展的規律來看，此時金的草原文化在該地域應該還處在原生性的"本土文化"階段。這從當時統治者的婚姻觀念、民間女真人所保留的婚俗中就可以看出來。金代的第四位皇帝海陵王完顏亮在篡位後兩個月，即納阿里虎為昭妃。此時的阿里虎已經是第三次嫁人了，並且她在嫁給完顏亮的時候還是帶著前夫子女同嫁的。
同樣，在女真族的傳統婚俗中，也有著"婚嫁富者，以牛馬為幣。貧者以女年及笄，行歌於途。其歌也，乃自敘家世、婦工、容色，以伸求侶之意。聽者有逑娶欲納之，則攜而歸，後方具禮偕來女家以告父母"的習俗。
女真族
由此可見，金代女真族人還是帶有遊牧民族縱橫不羈、張揚個性和青年男子、女子在選擇配偶時所具有的一定自主權。這與北宋統治地區內"不待父母之命，媒妁之言，鑽穴隙相窺，逾牆相從，則父母國人皆踐之"的婚姻觀念和價值判斷迥然不同。
3、受草原文化的《董西廂》
隨著時間的推移，金統治者為穩定統治局面，認識到了促進民族的融合的重要性。為此，他們採取鼓勵女真與漢族和其他少數民族通婚的措施來促進民族融合。在這種朝廷的鼓勵情況下，金統治區內各民族雜居、通婚現象已經非常普遍。由於通婚是加速文化交流的最快方式，所以女真族的漢化速度非常快。
《攬轡錄》
同樣，女真族所攜帶的草原文化對黃河流域原來受禮義文化、倫理文化影響的民族的影響也在加速。南宋的范成大在所撰的《攬轡錄》中就描述了金統治下的文化交融情況："民亦久習胡俗，態度嗜好，與之俱化，最甚者衣裝之類，其制盡為胡矣。自過淮已北皆然，而京師尤甚。"
在文學藝術的表達方面，受草原文化影響的女真族在性格上則完全不同於受農耕文化、儒家文化影響的民族的"主文譎諫"的曲折、委婉表達方式。他們更喜歡直抒胸臆的表達：有高興的事情時就盡情狂歡，有傷心的事情時就放聲長哭，無須壓抑、無須造作。
同時，草原文化中游牧人能歌善舞、喜愛娛樂的特點為諸宮調的應運而生也提供了必要的社會基礎。戲曲史家周貽白就諸宮調的特徵講到：（諸宮調）"在故事的說唱同時，在每套曲調前後加以敘述，事實上是有唱有說…… "這種"有唱有說"的形式就體現了諸宮調方便表達主旨、娛樂性強的特點，易於人們的接受。
《董西廂》插圖
因此，受金代女真族草原文化的影響，《董西廂》無論是故事的主題思想和藝術形式都完全迥異於之前的任何一個崔、張故事的改本。在思想內容上，《
董西廂》把一個"始亂終棄"的愛情故事改編成了一個情節豐富、讓有情人終成眷屬的愛情佳話，這是有著草原民族質樸的婚姻觀念的社會現實基礎的，也符合受草原文化影響下民眾對於大團圓結局的心理接受。4、西廂故事藝術形式的變化
在文學藝術的形式上，《董西廂》又把一個文人手頭把玩的傳奇小說改編成了一個大眾娛樂的講唱故事。但是，由於文學發展規律的制約，諸宮調還只是"詩與音樂的緊密結合"，在音樂體制上與後來的北雜劇非常接近，在戲曲形成過程中起著"過渡作用"。
《董西廂》插圖
戲曲史家周貽白對此有著非常清楚的論述："'諸宮調'既創為以同一'宮調'的曲子'聯套'辦法，在當時一切說唱故事的技藝裡，自然是一種新形式。同時，其局面亦比較闊大，在無論哪方面說，都有了長足的進步。'北曲'的形成，便當以此為先河。元代雜劇能夠在文藝園地裡開出那種絢爛的花朵，便是'諸宮調'撒下的種子。"
這一切為後來王實甫的《西廂記》的形成打下了堅實的基礎，也奠定了《董西廂》"《西廂記》雖出唐人《鶯鶯傳》，實本金董解元。董曲今尚行世，精工巧麗，備極才情，而字字本色，言言古意，當是古今傳奇鼻祖。金人一代文獻盡此矣"的文學地位。
三、草原文化的形成與發展
1、元代的草原文化
金被元滅後，以女真族為統治地位的金代草原文化並沒有因此而斷裂。相反，因蒙古族統治而佔統治地位的草原文化和北方黃河流域的
禮儀文化、倫理文化則繼續深入地進行著交流和融合。兩種文化在該地區也進入到了"和諧共生"、"水乳交融"的階段。蒙古在建國之初，還處在奴隸制社會時期，元代蒙古人的大腦之中還沒有封建社會中所有的特別嚴格的等級制度，"蒙古建國之初，制度簡樸，對於朝覲拜見及君臣議事等禮節沒有嚴格規定"。這也可以從蒙古人無避諱一事中看出："（蒙古）起自漠北，風俗渾厚質樸，並無所諱，君臣往往同名"（葉子奇《草木子·卷3·雜誌篇》）。
《草木子》
同樣，蒙古族作為遊牧民族，他們在業餘的生活中也保留著草原文化的風俗："遊牧民愛好的娛樂活動，並沒有因為他們走進了城市而被擯棄，而是繼續發揚光大。於是在都城周圍，就有了專門的獵場；都市中則每年都要因射柳和競走等而大大熱鬧一番。"這說明金代草原文化中所特有的質樸的平等、民主、自由，縱橫不羈，張揚個性，率意進取，能歌善舞，注重娛樂等特點並沒有因元取代金而消失，還很好地得到了保持和發展。
2、草原文化的交融
這種草原文化的保持和發展在忽必烈登上汗位之後，還表現為蒙古所攜帶的草原文化和中原地區的禮儀文化、倫理文化還出現了前所未有的交流融合。在至元八年（1271年），忽必烈依照漢族舊制，一改之前蒙古皇帝統一取國號為"蒙古"的習慣，接受大臣劉秉忠"奏建國號曰大元，而以中都為大都 "（宋濂等《元史·劉秉忠傳》）的建議，下詔"建國號曰大元，蓋取《易經》'乾元'之義"（宋濂等《元史·高智耀傳》）。
《元史》
這就說明，元代的社會文化（尤其是北方地區的社會文化）是草原文化統領下的兩種文化的交融共生，人們的思想依然較為開放、包容，但也不可避免地會帶有一定的封建禮教性。 在這種文化背景下，王實甫的《西廂記》較之董解元的《西廂記諸宮調》在主題思想方面、在文學藝術的表達上必然不會出現太大的轉折，反而會趨向完善、完美。
四、元代草原文化影響下的《西廂記》形成
1、思想上的文化交融
在思想主題上，由於草原文化和北方地區的禮儀文化、倫理文化交流、融合的大背景沒有改變，王實甫的《西廂記》秉承、發展了《董西廂》大團圓的結局。比如，王實甫的《西廂記》和《董西廂》一樣強調了青年男女的戀愛自主權，肯定了愛情是婚姻的基礎，指出了青年男女為愛衝破封建禮教的難能可貴。
《西廂記》插圖
但是，由於此時蒙古族所攜帶來的草原文化和北方地區的禮儀文化、倫理文化的和諧共生，王實甫的《西廂記》雖然一方面帶有草原文化中戀愛自由、自主婚姻的要求，但另一方面也必然帶有封建社會中婚姻注重門第、財產和權勢的特點。
通過兩部《西廂》的比較，我們可以發現王實甫的《西廂記》發出了"永志無別離，萬古常完聚，願天下有情人終成眷屬"的愛情、婚姻宣言，跳出了董解元《董西廂》中"自古至今，自是佳人配才子"的主題思想。這樣的主題昇華顯然是在草原文化佔統治地位的北方地區很自然的發展結果。
《西廂記》插圖
但是，由於兩種文化的不斷深入交流、融合，王實甫的《西廂記》中的部分故事情節安排較之《董西廂》卻帶有更加明顯的封建性。比如，在《董西廂》中，張生的進京趕考完全是由於鶯鶯此時尚處在丁憂時期，不能馬上舉行婚禮，並且，趕考的這種行為也是張生視功名為最高追求的自發行為。
2、藝術形式上的文化交融
在藝術形式上，王實甫的《西廂記》的情節邏輯性明顯比《董西廂》強，人物形象更加豐滿。在王實甫《西廂記》中，戲劇的衝突有兩條線索：一條是封建家長的代表老夫人與崔鶯鶯、張生、紅娘之間的衝突；一條是崔鶯鶯、張生、紅娘之間的種種矛盾引起的戲劇衝突。 前者主要奠定了作品受草原文化影響追求婚姻自主的基調。
《西廂記》插圖
後者則用大量的、錯綜複雜的小矛盾推動戲劇情節一環扣一環地發展，具有強烈的戲劇效果。而《董西廂》在某些情節的安排上卻顯得有些前言不搭後語。比如，在寺警之前，崔張已相互傾慕；可在解圍之後的答謝宴會上，崔鶯鶯卻避嫌不肯出見張生，在出來之後，張生"
稍以辭導之"，崔鶯鶯則又"不對"。這就存在情節上的明顯不銜接。在人物形象塑造方面，王實甫筆下的崔鶯鶯、張生、紅娘、老夫人等較之《董西廂》中的相應人物更加生動活潑。限於篇幅，茲僅舉崔鶯鶯的形象予以說明。王實甫的《西廂記》中，崔鶯鶯由於大家閨秀的教養、母親的管束，在戀愛之中的感情就表現得比較深沉，充滿著小性兒、多疑等性格特徵，這就把相國小姐違背禮教、自由戀愛時的心理活動寫得比較真實。《董西廂》中的崔鶯鶯則更多地帶有一種被動遵禮的特點，顯得比較扁平。
此外，由於草原文化的未曾斷裂，一般人民喜好娛樂的心理依舊，加之高素質文人的加入，諸宮調也沿著自身的發展規律向雜劇進化。因此，《西廂記》在聲腔、音韻上較之《董西廂》更加工巧、完美。
3、文學語言上的文化交融
在文學語言方面，《西廂記》的語言較之《董西廂》的語言也顯得更加華美，富有詩味。茲舉一例予以說明：在"長亭送別"這一節中，《董西廂》中的張生唱了一句詞："莫道男兒心如鐵，君不見滿川紅葉，盡是離人眼中血。"同樣，在《西廂記》中，崔鶯鶯也唱出了一句"曉來誰染霜林醉，總是離人淚"。
《西廂記》插圖
同樣的意思，由於兩部《西廂》中張生趕考的原因不同使得張生和鶯鶯分別唱出而各呈其妙。但是，《西廂記》中的"染"、"醉"、"淚"卻用得極好：霜後樹葉全部都變了顏色，故而用"染"；樹葉由青染成了紅色，故而聯想到了"醉"；又由醉想到了酒，由酒想到"淚"，淚就成了"染料"，這兩句較之前面三句顯得更加雅緻、富有韻味。
結語：總之，文學是反映生活的一面鏡子。《西廂記》在文學史上所達到的高度是離不開金元兩代這個社會大環境的。在這個大環境中，草原文化對崔張故事的裂變、《
西廂記》的形成和完善是有著不可忽略的影響的。《西廂記》在文學史上所達到的高度並不是偶然的。通過對《西廂記》形成的梳理，從宏觀的視角看《西廂記》之所以在文學史上有如此高的成績，相當大的一部分原因來自於金元草原文化對它的影響。參考文獻：
高益榮：《"曲始於胡元"文化論》
崔文印：《大金國志校證》
劉方元：《孟子今譯·滕文公》
周貽白：《中國戲曲史長編》
鄭振鐸：《中國文學史》
王驥德：《曲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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