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從《鶯鶯傳》到《西廂記》，“西廂故事”完成了由“始亂終棄”的悲劇到“有情人終成眷屬”的喜劇的變化，最終成為才子佳人愛情故事的典範。值得注意的是，這種由悲到喜的變化並不僅僅是結局的變化，而是整體敘事的變化。在董解元的《西廂記諸宮調》中已初步完成敘事模式的轉變，王實甫則在《董西廂》的基礎上將之變得更徹底、更完美，因此本文以《崔鶯鶯戴月西廂記》（簡稱《西廂記》）為例進行分析。
王實甫《西廂記》封面
進一步分析則不難發現，從《鶯鶯傳》到《西廂記》的敘事變化，其動力主要來源於故事中人物地位及情感觀念的變化。元稹和王實甫的身份和故事中的張生一樣都是儒生，崔鶯鶯則是他們心中的理想女性，因此我們可以透過故事中人物地位及情感觀念的變化，看出元稹和王實甫創作心態的不同。
一、從《鶯鶯傳》到《西廂記》的敘事變化
《鶯鶯傳》的情節框架為張生幫助崔氏一家、張生對崔鶯鶯一見鍾情並展開追求、崔鶯鶯自薦枕蓆兩人偷歡、張生離開並最終拋棄崔鶯鶯、張生另有所娶崔鶯鶯另做他嫁，敘事線索為張生和崔鶯鶯之間的關係。在這種敘事模式之下，“終棄”的悲劇性其實在一定程度上被“張生另有所娶崔鶯鶯另做他嫁”掩蓋了。換言之，從情感的角度來說這是一個不折不扣的愛情悲劇，但從傳統的社會角度上來說卻藏著喜劇因素。當然，這種傳統社會角度意味著將女性排除在外，是一種純粹的男性角度。
《鶯鶯傳》畫本
《西廂記》對《鶯鶯傳》中的張崔故事進行了改寫，其情節框架為：張崔偶遇並雙雙生情、張生幫助崔氏一家、老夫人食言、張崔在紅娘的幫助下得以偷期、張生進京赴考、鄭恆造謠挑撥、老夫人再度悔婚、張崔終成眷屬。《西廂記》將張崔的相遇放在了張生解圍之前，並增加了鶯鶯抗爭及紅娘相助的情節，由此得以對張崔的愛情關係進行根本性地重塑。除以之外，《西廂記》還增加了另一條敘事線索，即老夫人食言、小人撥亂（鄭崔婚約）和老夫人再度悔婚。
《西廂記》中的張崔之戀相較於《鶯鶯傳》更為艱難，他們不僅要經受雙方的考驗，更要時刻承受來自外界的打擊。在《西廂記》中，張崔之間的真摯情感是敘事的一個“大前提”，但張崔卻是依靠一系列“小前提”才得以終成眷屬的。如若沒有紅娘的幫助，崔鶯鶯或許始終不敢正視自己的情感，老夫人也不會承認張崔相戀的事實；如若沒有法聰的幫助，張生根本沒法傳信至寺外，也就無法替崔家解圍。即使在張生高中之後，如果沒有白馬將軍的幫助，張崔或許也得不到圓滿結局。
崔鶯鶯和紅娘
不難發現，在《西廂記》的大團圓結局背後，實則潛藏著眾多的悲劇因子。與之形成鮮明對比的則是，在《鶯鶯傳》的悲劇結局背後卻隱藏著團圓的喜劇因素。此時存在一個重要問題，《鶯鶯傳》和《西廂記》中的悲劇因素、喜劇因素都是因何而生的？
二、《鶯鶯傳》和《西廂記》的人物地位和情感觀念
《鶯鶯傳》的悲劇根源在於崔鶯鶯始終處於被支配的位置，她根本無法把握自己的命運，唯一一次主動追求幸福卻又落下“始亂”之名。初時，崔鶯鶯“貞慎自保，雖所尊不可以非語犯之”，這使得她無法正視自身的情感。因此，在與張生偷期之後，“始亂之，終棄之”的想法一直縈繞在她心頭，與其說她不主動追求幸福，倒不如說她始終在準備接受被拋棄的結局。至於結尾處的“還將舊時意，憐取眼前人”，亦不過是一種自欺欺人的自我安慰罷了。
崔鶯鶯私會張生
《鶯鶯傳》的“喜劇”因素則來源於張生對於拋棄崔鶯鶯並不抱有悔恨之心，其“忍情”之說不僅說服了自己，還使旁觀者稱之為“善補過者”。不難看出，在張崔之戀中，張生始終是一個主動者（被動求愛的過程被省略了），這段感情能否得到圓滿結局完全取決於他。也就是說，張生不僅是張崔之戀的組成部分，更是這段戀情的最終審判者。可惜的是，張生並不是一個純粹的有情者，社會因素使得他最終拋棄了鶯鶯（筆者有另文分析張生拋棄鶯鶯的原因，此處不再贅述）。不難看出，在《鶯鶯傳》中，情感因素讓位於社會因素，這不僅造成了崔鶯鶯之悲，亦造成了張生之喜。
在《西廂記》中，張生則失去了審判者的地位，只是戀愛關係中的一方。此時《鶯鶯傳》中的張生被一分為二，一半是張崔之戀中的張生，一半是擁有審判權力的老夫人。當然，我們並不能因此得出女性地位上升的結論，因為老夫人維護的只是封建思想，而非女性權利。不過，這種審判權的失去，無疑昭示著張生地位的下降。因此，張生雖然始終忠於愛情，但卻不得不面臨一系列考驗，這可視為潛藏在《西廂記》中的悲劇因子。
張生窺視崔鶯鶯
事實上，張生不僅失去了審判者的地位，甚至在戀愛過程中也變得極為被動。因此，他才不得不採用殉情的方式來打動崔鶯鶯。當然，張生殉情一方面說明了由地位下降帶來的軟弱性，另一方面卻也說明了情感地位的上升。與之相為呼應的則是，《西廂記》中崔鶯鶯的地位明顯上升：崔鶯鶯不僅由富家之女變成了相國之女，更是在紅娘的幫助下變成了戀愛中主動的一方。崔鶯鶯的矛盾心理雖不可忽視，不過它最終得以消解。因此，《西廂記》最終展現的是情感戰勝封建思想，這正是《西廂記》大團圓背後中的核心喜劇因素。
三、元稹和王實甫的創作心態
通過上文分析，我們發現在《鶯鶯傳》和《西廂記》中都同時存在著喜劇因素和悲劇因素，其根源在於作品中的人物地位和情感觀念。因《鶯鶯傳》和《西廂記》的作者都跟張生一樣是儒生，故事中的女主人公崔鶯鶯則可視為他們心中的理想女性，因此我們可以透過故事中的人物地位和情感觀念，一窺元稹和王實甫的創作心態。
張崔戲劇形象
1. 元稹的創作心態
《鶯鶯傳》本是一個不折不扣的悲劇愛情故事，但在元稹的敘述之下，故事的結局卻具有了某種喜劇意味。因為元稹不僅將“始亂”之過歸結到了崔鶯鶯身上，更是將張生塑造成了一個“善補過者”。這對崔鶯鶯來說無疑是非常不公平的，但從男性的角度來看，這個故事卻展現了一個儒生受誘惑、墮落及得到拯救的過程，而男性獵豔的負面因素則得到了消解。
《鶯鶯傳》中雖不乏對鶯鶯的讚美，亦有多處體現了張生對這份感情的重視，但這並不是元稹創作《鶯鶯傳》的最終目的。“張怨念之誠，動於顏色”，由此表露出了一絲遺憾，但卻也僅僅止於遺憾，而非後悔或是悔恨。因為在“大凡天之所命尤物也，不妖其身，必妖於人”之說下，男女情感失去了正當性，而張生的“終棄”之行則變得極為正當。
元稹畫像
由此不難看出，元稹是懷著一種“男性獵豔但終不為過”的心態創作《鶯鶯傳》的。這一方面反映出了自命風流的文人的獵豔心理，另一方面也反映出了唐代儒生自命不凡的自我認識及其較高的社會地位。因此，魯迅稱《鶯鶯傳》為“文過飾非”之作。
2. 王實甫的創作心態
在《西廂記》的結尾，王實甫通過張崔的圓滿結局對有情人發出了極為真摯的祝福：謝當今盛明唐主，敕賜為夫婦。永老無別離，萬古常完聚，願普天下有情人的都成了眷屬。
張生和鶯鶯歷經磨難終成眷屬，男女真情在和封建教條的鬥爭中最終取得了勝利。由此不難看出，王實甫在創作的基本心態為歌頌、讚美男女真情。不過值得注意的是，《西廂記》中張生在這一過程中卻顯得極為被動，面對崔鶯鶯的考驗，他只道“我若是死呵，小娘子，閻王殿前，少不得你做個干連人”；即使是在高中狀元之後，張生亦不能完全把握住這段感情。若與《鶯鶯傳》中的張生進行對比的話，則更容易看出《西廂記》中張生的被動性及軟弱性。
王實甫畫像
前文已經談到，《鶯鶯傳》中張生的主動性來源於唐代儒生自命不凡的心理及其較高的社會地位。這是因為唐朝極重科舉，儒生只要富有學識就意味著基本能走入仕途，因此作為儒生的元稹和故事中的張生一樣，即便身為白衣書生但仍有自命不凡的資格。而到了元朝，儒生地位完全不能跟唐朝時相比，因此《西廂記》雖然講述的仍是唐朝的故事，但作者的創作心態卻受到了自身生存境遇的影響，因此張生變得被動而軟弱。
因此，《西廂記》不僅展現了王實甫對真情的讚美與歌頌，同時還展現了一位元時儒生的自我認知。創作於宋金時期的《董西廂》，亦可作如是觀。
參考文獻：
- 元稹 《鶯鶯傳》（唐宋傳奇選.人民文學出版社，1982年版）
- 董解元 《古本董解元西廂記》.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版
- 王實甫 《西廂記》.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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