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諸葛亮和商鞅是不同時期的兩個傑出歷史人物，二人所處的歷史環境條件不同，為後世創出了各自的精彩，以此來討論二人才能熟高熟低，是很沒有可比性的。
不同的歷史形勢，能創造出不同傑出的歷史人物。商鞅處在東周末年的戰國初期，諸葛亮處在東漢末年的三國時期，為了應時應勢應志，二人都抓住機遇，狠狠努力了一把。首先二人創業的起點不同。商鞅變法，起點是在建立很久的秦國基礎上進行的。從周平王東遷開始，秦國建立，到秦孝公時期，秦國立國已有幾百年，老秦人人心穩固，國家認可度高，凝聚力強，但阻礙變法的頑固勢力也強。商鞅變法最終在秦孝公的全力支持下，衝破重重阻力，得到全面推行。諸葛亮創蜀漢卻是從無到有，正是在諸葛亮的運籌下，讓本無立椎之地的劉備，借荊州，取益州，奪漢中，建立了蜀漢，成了三分天下有其一的雄主。其次二人創業的目的不同。商鞅變法，是在各國紛紛變法革新的大形勢下，為秦國的富強而實行的革新。秦孝公以前，秦國雖稱霸西戎，卻始終被山東諸國小看，尤其東邊魏國經魏文侯時期的李悝變法，強盛的魏國又奪去了秦國唯一能與山東諸國爭鋒的跳板西河之地，就更是侷蹙難伸了。正是經過商鞅在政治、經濟、軍事諸方面的變法，才讓秦國富強起來，重新奪取了西河之地，為秦國稱霸諸侯，進而一統六國打下了堅實基礎。諸葛亮輔助劉備建蜀漢，是為了恢復漢室，一統天下。在劉備走投無路，一窮二白的基礎上，諸葛亮幫助劉備開創了蜀漢，並在蜀漢建立的基礎上，在政治、經濟、軍事、外交等方面，對蜀漢進行了整治，扶危固基，穩定發展了蜀漢，讓蜀漢才有了征伐抗衡魏吳的資本。再次二人面對的強敵不同。商鞅變法的秦國，面對的是山東諸侯國，其中勢力最強大的有六國。這些國家各自為政，為各自利益，互相攻伐，並不團結，而且都沒有一統天下的決心。在這種情況下，秦國受外敵顛覆威脅性較小，商鞅變法，富強革新，也就相對容易開展實行。而諸葛亮所在的蜀漢，都是在漢末分出的割據政權，三國都想吞併對方，一統天下，尤其是曹魏和蜀漢。當時天下十三州，曹魏佔其九，孫吳佔其三，蜀漢僅佔其一，曹魏佔絕對優勢，時刻想吞併二國，一統天下。蜀漢國小人少，要想穩國復漢，只能依地勢以攻為守，聯吳不斷攻伐騷擾強魏，這也許是當時蜀漢最好的生存發展之道吧。其四二人對國家的忠愛度不同。商鞅本是衛人，原要效命魏國，只因魏人不容，才投靠秦國。在他心裡愛國這個概念模糊，他只為了能以自己的學術，改變社會成功，讓自己立不世之名。因此商鞅到秦國，只能算是個打工的，為秦孝公聘用為總經理，施政發策，但沒有一點政治根基，因此秦孝公一死，商鞅也就為秦人所不容，他逃到封地叛亂，為秦人捉住，被施以車裂之刑。蜀漢是諸葛亮輔佐劉備一手開創建立的，諸葛亮自然對蜀漢充滿了感情，他公忠為國，鞠躬盡瘁死而後已，在朝廷上下也贏得了普遍的尊重和敬仰。他的忠貞為國，讓蜀漢人民銘心刻骨。
由於二人所處時代不同，在各自不同的歷史環境中，創出了各自不同的精彩，才流芳千古，享名後世。商鞅以移風易俗、富強秦國稱盛，諸葛亮以忠賢為國、足智多謀稱盛。也許有人會覺得商鞅更了不起，因為商鞅讓弱秦富強，終一統六國，統一天下，而諸葛亮雖創蜀漢，南征北戰，卻最終沒恢復漢室，一統天下。其實商鞅變法以後，後繼秦人能很好把握，不斷富強發展國家，也是很關鍵和重要的。倘若魏國能在李悝變法後，不斷自強，生生不息，最終統一六國，也許李悝變法的名頭在歷史上也就壓過了商鞅變法。成王敗寇，在後世人心裡根深蒂固。因此我們不能總以成敗論英雄，諸葛亮能以功業未竟而享名後世，自然有其高過成敗論在裡頭的。商鞅和諸葛亮的人生都是成功的人生，不負歷史給他們的機遇，各自創立了各自的功業，而諸葛亮尤以忠賢信義聞名，豈不更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