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鞅《商君書》“人性本惡”為什麼與後來宣揚“性本善”對立衝突?

大馬哈魚12


在本人看來,這要從法家和儒家的思想主張來追根溯源,進行比較。

法家認為人性本惡,所以要用嚴苛的法律來約束人們的行為。商鞅提出,要想使國家穩定,就要建立法、術、勢相結合,權利高度集中的中央集權制度。這一點很符合秦統一六國的政治需求,所以法家思想成為秦國,乃至秦朝的統治思想。

儒家認為人性本善,所以“仁”字就是儒家思想主張的核心。普通人要“仁者愛人”,為君者要實行“仁政”。同時“性相近,習相遠”,儒家也強調了後天學習的重要性。過於嚴苛的刑罰必定導致民眾的反抗,要使天下太平,就要以禮為主,以刑為輔,禮法並施。所以儒學在學者們根據時代要求不斷改良創新之下,成為中國2000多年的指導思想。

對人性善惡認識的衝突,導致了儒法兩家思想主張的大相徑庭。

在筆者看來,筆者更信服道家的哲學思想。萬物皆有兩極,人性也是善與惡的結合體。我們要通過後天學習,以善制惡,成為更好的人。





小說者


大家好,我是喜歡先秦史的胖關。《商君書》裡面主要寫了秦國在內憂外患、岌岌可危的狀態下如何快速富國強兵,商鞅只是為秦孝公提出瞭如何駕馭人民,加快糧食生產,保障軍需,對人性善惡沒有討論。

《商君書》在秦國極端危險條件下,加強了中央集權統治,從以下幾點使人民的生產最大化:

一、重農抑商

嚴重限制手工業和商業的發展,農民只能從事農業生產,對商業行為及力抵制和打壓,認為商業行為屬於投機倒把行為,農民只要積極投身糧食生產,就會被尊重和獎勵。

二、限制遷徙

農民被限制在土地上,發令不允許農民隨意走動或者去國外旅遊觀光。所有人與政府的命令和口徑一直,生產糧食是當務之急,沒時間讓你去玩。只要人口不流動,就沒有了交集,沒有了攀比,老老實實搞生產。

三、限制言論和思想

農民只有一種生活模式那就是生產勞作,不要與別人討論與生產無關的話,也不要再去學習什麼新的文化,不需要你有新的見識見聞,有文化反而不易被統治者管理。

我覺得其實真正的焚書坑儒是從商鞅變法開始的,農民被按死在土地上,不需要學習任何文化知識,更不需要思想開放,百家爭鳴。

耕戰始終貫穿在《商君書》中,持續不停的耕作生產糧食,就為不休的作戰儲備了大量必備物資。而大戰來臨之時,全國農民一呼百應湧上戰場,為了爵位和地位搶著與敵人拼命,能不勝嗎?

《商君書》被後世人看做馭民術,被其他帝王看做成“帝王心術”,用來統治人民,駕馭人民,加強皇權,也不無道理。


胖關生活記


為什麼這麼說呢?因為《商君書》裡並沒有人性本惡的說法!不相信的朋友可以自己去查一下看看!本人手裡紙質版的有高亨版的《商君書註譯》,和董昕、石磊版的《商君書譯註》,以及電子版蔣禮鴻的《商君書錐指》。

反正我在這些版本的《商君書》中並沒有看到所謂的“人性本惡”的論調。當然,《商君書•錯法》中提到了“人生而有好惡,故民可治也”,還有“夫人情好爵祿而惡刑罰”。這些論點無疑屬於“人情論”。

不單單《商君書》是人情論,韓非子裡也是大同小異的,《韓非子•八經》講道:“凡治天下,必因人情”。再比如《管子•禁藏》當中也有“凡人之情,見利莫能勿就,見害莫能勿避”。

總而言之,中國法家都是人情論而非性惡論。

而儒家的“性善論”卻是有根據的,《孟子•告子上》有說道:“人性之善也,尤水之就下也。人無有不善,水無有不下”。可以看得出,孟子認為人性之‘善’是絕對的。

但是同是儒家學派的荀子卻不是這個看法,《荀子•榮辱》中講道:“人之生固小人,無師無法則唯利之見耳。”

荀子的觀點普遍不為孔孟一派的認可,以至於許多人不把他歸類於儒家。

事實上無論性惡論(包括西方的‘原罪’理論)還是性善論都是兩末之異,是不可取的!王陽明在離世之前教給他的弟子幾句心學的口訣裡面就把人性的根本概括在裡邊了。叫做——無善無噁心之體,有善有惡意之動。知善知惡是良知,為善去惡是格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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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人性本惡

說到“人性本惡”就不得不提到戰國末期的一位大儒,荀子,趙國人。雖然荀子是儒家學派代表人,但他有兩個出名的弟子,韓非和李斯卻是法家學派代表人。所以後人也有人把荀子劃為法家學派,說法不一。

其實性本惡的思想是荀子對儒家思想的發展中,提出的創新理論,他提出人性本惡,否定了人天生的道德觀念,而要注重後來的培養和教育,來影響人的道德觀念。

商鞅與荀子關係

雖然二人生活的年代相差了近百年,但是有研究稱荀子受到了商鞅學派法家思想的影響,但其思想卻以儒學為基礎。

所以,或許是荀子借鑑了商鞅學派的性惡論,與儒家思想進行了融合,並對儒家思想進行了發展和擴充。

這麼看來,荀子的徒弟,劃為法家也並不是沒有出處的。

性惡論與性善論,商鞅與孟子

為什麼性惡論到了荀子這就變得更加受人關注呢,那正是因為儒家二聖之一的孟子提倡性善論,本來是一家,都是儒家,出了相互矛盾的辯證理論,就使荀子火了起來。

孟子與商鞅雖然差了二十多歲,但生活基本處於同一個時代,所以性惡論與性善論也基本是在同一時期產生的,只不過性惡論產生在法家,性善論產生在儒家。

所以,既然是兩家之言,有衝突也是正常的,百家爭鳴嘛。當然,後來荀子把兩家衝突的言論又進行了整合發展,形成了新的儒家思想,也加速了文化思想的相互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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