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要開一個近期的書單，《血疫：埃博拉的故事》大概必不可少。
埃博拉病毒，是2014年後作為外國新聞的一個主題，進入國內公眾的知識視野。隨後，2016年《血疫》被翻譯出版，很多讀者有了進一步瞭解這種病毒的方式。《血疫》是根據埃博拉病毒部分親歷者的經歷寫成，該書用小說手法，再現了疫病爆發時許多慘烈場面，其中不乏病人主觀感受的體驗性還原，讀起來頗有些身臨其境的感覺。網上有讀者評論說，在今天新冠肺炎情勢下，讀這本書有一種令人驚悚的4D體驗。
01
先不說作者的寫法，僅就埃博拉病毒本身，人們都有理由談虎色變。
“假如一條眼鏡蛇對著你擺動頭部，而你盯著它的演進，你會認為這種感覺叫‘著迷’嗎？但這就是我對埃博拉的感覺，說是嚇得屁滾尿流還差不多。”
《血疫》作者理查德·普雷斯頓為寫這本書收集資料時，聯繫過曾在美國疾控中心（CDC）工作過的卡爾·約翰遜，他是1976年埃博拉病毒的發現者和親歷者。引號裡的話，是他給理查德的回信。
1976年扎伊爾（現在叫剛果民主共和國）爆發埃博拉時，卡爾·約翰遜帶領他在CDC的團隊，最先分離出埃博拉的毒株，並贏得了這一新發現病毒的命名權。隨後，他和美國CDC的同事飛往扎伊爾，其小組成員抵達了位於埃博拉河流域的揚布庫教區醫院，見到了這個病毒擴散地的慘狀。所以，儘管10多年過去，埃博拉病毒的恐怖，依舊讓他記憶猶新。
埃博拉病毒是人類歷史上最致命的病毒之一，感染後病死率高達50%—90%，他被世界衛生組織列為四級生物安全防護病毒，等級比三級的艾滋病、SARS等都高一級，是目前的最高等級。埃博拉病毒分很多類型，扎伊爾埃博拉是其中最危險的類型，病死率高達90%，幾乎是人命的收割機。
感染埃博拉病毒，不僅難以存活，而且死狀極慘。感染者先是血液出現凝塊，隨後是大腦、肝臟、腎臟、肺部、大小腸、乳腺組織和全身皮膚出現壞死點。總之，埃博拉病毒能夠吞噬支撐人體的蛋白質，把人類體內的膠原變得稀爛，皮膚從底層開始壞死和液化。緊接著是恐怖的大出血——“身體的每一個孔竅，無論多麼細小，都會開始出血。”血液無法止住，感染者即使不死於各種器官壞死，也會死於缺血。
感染者渾身都是病毒，血液、嘔吐物、排洩物都是傳播途徑。一滴血裡有上億的埃博拉病毒粒子，而只要5到10個粒子就能夠鑽進細小的傷口、眼睛，造成新的傳染。任何人的身體，一旦暴露給埃博拉病毒，其危險性確實不亞於近距離的面對眼鏡蛇。
02
埃博拉病毒最初爆發在扎伊爾北部的揚布庫教區醫院，1976年9月他們接診了當地一所兒童學校的老師。這個老師因為在家吃了點羚羊肉，第二天感覺不舒服就去醫院打針。事後人們知道他是扎伊爾埃博拉已知的第一起病例，也是隨後屠戮了當地55個村莊的埃博拉疫情的第一個傳播者。
這位老師是怎麼感染埃博拉，已無人知曉。在揚布庫教區醫院，埃博拉的擴散原因則比較明確。這所醫院只有5個注射器，每天用完才消毒一次。很顯然，病毒通過注射器傳染給了周邊村子來接受注射的人。
《血疫》一書分四部分，其中第二、第三部分集中敘述1989年埃博拉在美國幽靈般的閃現，是該書篇幅最大的部分。美國本土受到的埃博拉病毒的威脅，可能是《血疫》這本書寫作的動因，或許也因為這個背景，該書出版後取得了61周雄踞《紐約時報》非虛構類暢銷榜第一名的業績。
1989年的美國本土埃博拉的危機，最初源自一個猴舍，裡面有一批猴子是從菲律賓進口來的。這些食蟹猴會賣給實驗室用於實驗，但在猴舍飼養時，它們突然出現了大量死亡。再後來，不僅猴子因感染而死，4個猴舍管理員也被感染。事件的結局是，被埃博拉病毒感染的幾位（核酸檢測為陽性），都沒有症狀，最終都自然痊癒。美國上下，虛驚了一場。
2019年，《血疫》被拍成同名美劇。在這部美劇中，美國本土發生的這場虛驚，也成了故事的重點。在目前總共5集的第一季中，擅長於製造緊張氣氛的美劇，充分發揮了這個題材的戲劇性——在非洲，病毒造成的恐怖和傷害是經歷，在美國本土，帶著恐怖氣氛的埃博拉的突然出現，最終只是“客串”，成就的是美國影視劇裡已經套路化的皆大歡喜的結局。
《血疫》講述的故事，結束於1993年。然而埃博拉病毒並沒有結束，而且似乎越演越烈。從1976年開始，到2015年3月15日截至，埃博拉病毒已間斷爆發25次。而最近最嚴重的一次爆發是2014年的西非疫情。李蘭娟、高海女在《埃博拉病毒》（2015年）一書的導言中說，自2014年來，患者死亡率節節偏高，截至2015年3月15日，非洲各國報告了24701例患者，其中病死10194例（包括100多名醫護人員），病死人數超過過去37年因該病死亡的人數總和。——這多少提醒了病毒肆虐與全球化的關係，全球化對傳染病毒的防控提出了一個嚴峻的問題。
03
埃博拉各種數據，儘管同樣必要，但要理解埃博拉的歹毒，還是有著小說家文筆的《血疫》這樣的作品最擅長。
埃博拉病毒對讀者的震撼，首先自然是源於這種病毒的強烈傳染性和極高的致死率，其次還因為作者採用的寫作方式。這種方式塑造了真實的場景和人物，為讀者的代入感提供了豐富的細節。具體來說，在傳染病這個話題上，這種寫作容易造成一種閱讀效果：因為讀者事先已經知道可能發生的恐怖後果，而當事人在當時則因為信息掌握不夠，全無警覺。於是，讀者眼睜睜“看著”，一幕幕悲劇的上演。
舉個例子。扎伊爾揚布庫醫院是1976年埃博拉擴散的源頭，但當時的醫護人員對這種病所知有限——他（她）們大體知道這是一種流行病，但對這種流行病的原理，以及防護全無準備。醫院裡有一個叫M.E.的修女護士感染後，並沒有被隔離，而是被送到扎伊爾首都金沙薩。
M.E.修女在金沙薩引起了聯鎖反應。她的陪同者，不久也在這所醫院去世。醫院有個名叫瑪英嘉·N的年輕護士，負責照顧M.E.修女，也被感染。《血疫》敘述了幾個瑪英嘉一類的人物。他們作為病毒攜帶者，一面是病理上各種慘狀，一面是他們對自身狀況的無知，另外，還有接觸者對這位特殊患者的忽略。這些情況，對當事幾方都再自然不過，但作為知道所有這一切的作者和讀者，見到這種場景難免生出各種情緒。
事實上，傳染病造成的社會恐慌，其心理機制也與上述閱讀體驗相通。在扎伊爾，當病毒殘害人類的消息傳入金沙薩，且政府和大眾又聽說有一位病毒攜帶者（瑪英嘉）在金沙薩活動了兩天後，這個200萬人口的城市一下就緊張了起來。國際社會和世界衛生組織，也做出了最壞的打算。他們擔心瑪英嘉會成為一個世界級大瘟疫傳染鏈上關鍵攜帶者。隨後，扎伊爾政府採取了各種隔離措施，爆發疫病的熱帶雨林地區也被封鎖。
在傳染病橫行的歷史時刻，人們似乎很容易發揮“後見之明”，一方面對以往的“過錯”、“忽略”懷有各種深切的反思（為什麼當初不怎麼怎麼樣！）另一方面也會對人類所無法預知的未來，持有最壞的想象——這種想象，其實也通常會被證明為一種“過錯”。
直徑只有差不多100納米的病毒（1毫米等於1百萬納米），人們是看不見的。看不見，又不知道它的危險，人們通常不會害怕。但人們看不見，卻又知道它危險，即面對這種“看不見”的危險時，人們不僅會害怕，而且會把害怕放大至無限。“看不見”，在人們的認知中，被置換成了“無所不在”。這大概就是歷史上瘟疫肆虐時社會恐慌的邏輯源頭。這種時候，大概只能重建信心，只有讓“看不見”的東西，變得可以“看見”、可以感知、可以信任，無論是知識，還是與他人的關係，都大體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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