墨学是战国时代诸子中的显学，受到当时社会的广泛支持和响应。墨学的宏扬，使许多人加入墨学队伍，据《吕氏春秋・尊师篇》 记载：“孔墨徒属弥众，弟子弥丰，充满天下。”另其《当染篇》 也说：“孔墨之后学，显荣于天下者众矣，不可胜数。”墨家与儒家中分天下，成为较有实力的学术团体。
然而，墨子死后，墨家后学分离为三派，“有相里氏之墨，有相夫氏之墨，有邓陵氏之墨。《庄子・天下篇》 也有类似的论述： “相里勤之弟子五侯之徒，南方之墨者苦获、己齿、 邓陵子之属，俱诵墨经，而倍谲不同，相谓别墨。” 相里勤即相里氏，钱宾四先生据地方志考证，相里氏祖居今山西汾阳；而五与伍同，古书伍子胥姓多作五，子胥之后又多在齐。据此，墨学后派如按地域分就很清楚了。相里氏西近于秦，是为西方之墨；五侯当即伍子胥之后，居齐，为东方之墨；邓陵子等无疑都是南方之墨了。
一、东方之墨
东方之墨的活动区域大致在宋鲁齐地区，是墨学的诞生地，“宋地……其民犹有先王遗风，重厚多君子，好稼穑，恶衣食，以致蓄藏”。在这种人文地理环境下，加之齐国倡导学术自由，重实践、主节用的墨学自然根深蒂固，从容发展，对东部地区影响至深。东方之墨者直接受承墨子衣钵，其后学活跃于稷下学宫，讲学布道，代表人物有田鸠（亦即田俅子）、五侯及宋（钎）尹（文）学派。
二、南方之墨
墨子晚年游楚，卒于楚之鲁阳（今河南鲁山），楚是墨子最后的活动中心，南方之墨者由是卒盛，代表人物苦获、己齿、邓陵子都是楚人。从《庄子・天下篇》看，南方之墨者俱诵《墨经》，《墨经》又称《墨辩》，盖多为名辩之士。“辩” 是南方之墨的特征，《墨经》是其经典。他们或许就是《墨经》作者的后学。关于《墨经》 的成书时间，当在战国后期甚至更晚。侯外庐等著《中国思想通史》以《墨经》 体裁尤其是“说在某某” 字样同《韩非子》、《吕氏春秋》比较，发现二书也有同样体裁，这说明《墨经》与《韩非子》、《吕氏春秋》的著作时间是相当的。韩非被害于秦王政十四年（前２３３年），其书当著于入秦之前。
另据《吕氏春秋・序意》：“惟秦八年，岁在淆滩。” 则该书当成于秦王政八年（前２３９年）。由此推之，至少《墨经》中的部分篇章是成书于秦王政时期。郭沫若更进了一步， 他认为《墨经》中《大取篇》 中之“爱二世之厚薄，而爱二世相若”，其中“二世” 或许就是秦二世。如果这种推测成立的话，则《大取》又当出于秦汉之际。这个论断并非妄自揣测。 侯外庐等考定《大取篇》、《小取篇》是墨家就《苟子・正名篇》对墨家诘难的答复。那么，《大取》、《小取》以及同《大取》体裁相同的《经下篇》应写成于《苟子・正名篇》 之后。 从文献材料看，苟子至少活到了秦季之世，《盐铁论・毁学篇》说：“李斯之相秦也，始皇任之，人臣无二，然而苟卿为之不食，睹其罹不测之祸也。” 三国时，魏明帝诏中也有“苟卿丑秦世之坑儒”等语。因此，《墨经》的作者最晚可推定于秦亡之时。可见墨学传授著述之盛， 其学术倡导绵延之长。
三、西方之墨
然而，势力最盛的要属西方之墨了。秦惠文王时，墨者钜子腹葭居秦，此时，墨学中心已转入秦国，代表人物除腹鳆外，还有唐姑果、缠子等。据李学勤先生考证，《墨子》书中城守各篇文字与云梦秦简有许多共同之处，其中或称“公” 或称“王” ，很有可能是惠文王及其以后墨者的著作。另外，篇中屡称禽滑厘，墨学这一支大约是禽滑厘的徒裔。从文献记载中也可得到佐证，禽滑厘是墨子的嫡传弟子，“事墨子三年，手足胼胝，面目黧黑，役身给使，不敢问欲蚍钊。然而，“子夏居西河……田子方、段干木、吴起、禽滑厘之属，皆受业于子夏之伦。这么说来，禽滑厘又曾受教于子夏，可能长期生活在西河地区。从地域上看， 相夫勤就是禽子的后学，这一支后来传人了秦国。
关于墨学三派， 墨子曾要求自己的弟子“能谈辩者谈辩，能说书者说书，能从事者从事”， 这大概是墨学三派分离的最早依据和动因。南方之墨重于谈辩；墨子生前在宋鲁齐诸地活动频繁，东方之墨应多援徒讲学之人；而西方之墨自然是多“从事”徒了。对于这一点， 梁任公也有论析，他认为，相里勤五侯子之徒得于勤俭力行者多；苦获、己齿、邓陵子得于论理（逻辑）学者多；而宋钎、尹文一派得力于非攻、宽恕者多引。大体上与上述所论相符合。
当然，墨学三派不是同时同世形成、发展的，他们之间有师承关系，各派的主张所重也是既有交叉、又有融合的。
四、墨家学说备受秦国青睐
墨学三派的陌路显然也受所处各地的人文地理环境影响，西方之墨勤俭力行的作风即与秦地文化有着直接的关联。所以，秦国成为战国后期墨学中心，是有深层次原因的。秦国厚朴、尚武的社会风俗是墨学勃兴的社会土壤。而墨学思想体系中尚同、尚贤、节用和非儒等思想也符合秦人重实利，重实惠的功利主义价值观，这成为墨学流行秦国的思想基础。另外，秦国屡受北方少数民族的侵扰，墨者擅长城防技术，他们的军事才能和牺牲精神自然会得到秦统治阶层的垂青。墨学的盛行，促进了秦国学术文化的发展， 《吕氏春秋》 中《节葬篇》 、 《安死篇》 完全是墨家的作品；而更重要的是，墨学深入渗透进秦文化的价值层次， 给社会以新的整合，形成了新的社会风貌。秦昭王时，苟子游秦，“入境观其风俗，其百姓朴， 其声乐不流污，其服不佻，甚畏有司而顺，古之民也。及都邑官府，其百吏肃然，莫不恭俭， 敦敬忠信而不桔，古之吏也。入其国，观其士大夫，出于其门，入于公门，归于其家，无有私事也；不比周，不朋党，倜然莫不明通而公也，古之士大夫也。观其朝廷，其朝闲，听决百事不留，恬然如无治者，古之朝也。
秦国朴俭不华的民风，循上敬业的吏道，尚公杜私的士大夫情操，勤勉力政的行政作风，莫不是墨家追求的理想社会模式，恰恰符合了“墨子学儒者之业，受孔子之术，以为其礼烦而不悦，厚葬糜财而贫民，久服伤生而害事，故背周道而用夏政”的初衷。秦国对墨家社会理想的践行，际上是将其摆在了社会终极发展目标的位置，法家政策只是达到其目的的手段和方式。因此，秦国也并非独重法家，墨学也占相当重要的地位。
五、总结
墨学在战国后期尤其是在秦国的发展，对当世留下了深刻的影响，但墨学与其他诸子的独异之处在于墨学代表社会底层人民群众的愿望和要求，它与底层社会有着不可割舍的联系。所以，在墨学发展过程中，作为学术思想体系的墨学虽只倡行一时，但墨学精神却长期潜行于社会底层，突出表现为墨侠运动的发展。这条线索不断若线，成为底层思想的主体意识，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有决定意义的潮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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