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志清在耶魯
在任何對於中國文學的研究中，中國古典小說都是一個突出的方面。夏志清先生《中國古典小說》的問世，“在中國文學批評史上應是一件劃時代的大事”。
這部作品共分八章，全面系統地對中國古典名著《三國演義》《西遊記》《水滸傳》《金瓶梅》《儒林外史》《紅樓夢》等作了評述。夏志清的評論，側重闡明小說所反映的“義理”與文化傳統，檢視其中所蘊含的中國文化性格；同時他按照自己一以貫之的對文學藝術的嚴格標準，將其放在世界文學的視閾中，對六部小說進行了小說藝術、結構、文字等方面的深入批評。本書所開創的研究視野與問題意識，為後來西方漢學界的古典小說研究，奠定了根基，本書實為中國文學批評的經典之作。
以下內容節選自白先勇為此書作的序《經典之作——推介夏志清教授的》，由活字文化授權發佈。
《三國演義》：中國白話小說史上的頭一宗盛事
（明）羅貫中 《三國演義》 人民文學出版社 2010年9月
十四世紀由羅貫中編撰而成的《三國演義》之出現，是中國白話小說史上的頭一宗盛事。這部偉大的歷史演義小說，是我們的《伊利亞特》（Iliad）。但胡適對《三國演義》卻頗有微詞，他在《三國演義》序中如此批評：“《三國演義》拘守歷史的故事太嚴，而想象力太少，創造力太薄弱。”
夏志清先生對《三國演義》的評價卻相當高， 他也不同意胡適以上的看法。他認為羅貫中繼承的其實是司馬遷、司馬光的史官傳統，《三國演義》真正的源頭是《史記》《資治通鑑》。如果西方小說起源於史詩，那麼中國人的小說則孕育於我們的史書了，中國人的悲劇感全在我們的歷史裡，天下分合之際，“浪花淘盡英雄”。
事實上羅貫中的創造力絕不像胡適所稱的那樣“薄弱”，夏先生例舉《三國演義》非常著名的“赤壁之戰”中曹孟德大宴文武將官橫槊賦詩的一場，來說明羅貫中小說藝術之高超。
這場宴會正史沒有記載，可能是羅貫中憑藉說書人的材料重新加工創造而成。《短歌行》當然不一定完成於“赤壁之戰”前夕，但卻被羅貫中巧妙地運用到文中，大大強化了小說的情節氣氛。曹操一代霸主顧盼自得的形象、“對酒當歌，人生幾何”英雄漸老的蒼涼，一怒而刺殺諫臣、酒醒後又悔恨不已的複雜性格，在短短几節中，寫得大開大闔、跌宕有致。
劉備戰敗、駕崩白帝城的一回，是全書精華所在：
先主命內侍扶起孔明，一手掩淚，一手執其手曰：“朕今死矣，有心腹之言相告！”孔明曰：“有何聖諭？”先主泣曰：“君才十倍曹丕，必能安邦定國，終定大事。若嗣子可輔，則輔之；如其不才，君可自為成都之主。”孔明聽畢，汗流遍體，手足失措，拜泣於地曰：“臣安敢不竭股肱之力，盡忠貞之節，繼之以死乎！”言訖，叩頭流血。
劉備一心恢復漢室，有問鼎天下之雄心，傳位子嗣當然為第一要務。然而劉備也深知嗣子愚弱，若無孔明誓死效忠，萬無成事可能。劉備要孔明取而代之，很可能也是在試探他的忠貞，聰明如孔明，心裡明白，所以才會有“汗流遍體，手足失措”的強烈反應，劉備看見孔明“叩頭流血”，痛表心跡之後，果然也就未再堅持禪讓了。羅貫中是精通中國人情世故、深諳中國政治文化的作家，所以才可能把劉備孔明君臣之間微妙複雜的關係寫得如此絲絲入扣。
夏先生對於這一章如此結論：
中國歷史上再也沒有哪一對君臣像他們訣別時這樣令人感動。羅貫中恰到好處地把他們的關係描繪成一種源於因志同道合的永恆友誼，同時，他也沒有忽略這感人一幕的政治含義，所以終能把劉備塑造成一個有歷史真實感的難忘人物。
《水滸傳》：“英雄世界”與“野蠻世界”共存亡
（明）施耐庵 /（明）羅貫中 《水滸傳》 人民文學出版社 2010年9月
《水滸傳》把中國白話小說的發展又往前推進了一步。《水滸傳》開始大量採用生動活潑的口語白話，而且塑造人物、鋪陳故事能不拘於史實，更向小說形式靠近。夏志清先生對於《水滸傳》在小說發展史上的重要性、小說藝術上的成就都予以肯定；他也稱讚《水滸傳》中英雄好漢林沖、武松、魯智深、李逵等人物塑造突出，性格刻畫生動。
但夏先生對於這部小說透露出來的潛藏在我們民族心理的黑暗面——一種嗜血濫殺、殘忍野蠻的集體潛意識衝動，則給予相當嚴厲的批判。
歷來學者評論這部小說的文化精神時，產生相當大的矛盾分歧，而矛盾的焦點又顯著集中在梁山泊的寨主領袖呼保義、及時雨宋公明的身上。明朝思想家李贄把宋江捧為“忠義”的化身，而金聖嘆卻把宋江貶為假仁假義的偽君子。
在分析宋江這個書中的首腦人物時，夏志清先生提出了非常重要的一點：他認為試圖解析宋江這個人物的意義，不能止於宋江本身，必須把宋江與李逵聯繫起來，宋江這個角色的複雜矛盾的意義方可能有較完整的解說。
其實及時雨宋江與黑旋風李逵兩人相輔相成，構成的是一對複合互補的角色，如同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說中的“雙重人物”（double character）。陀氏擅長研究人性善惡，在小說中常常設計關係曖昧複雜的“雙重人物”來闡釋人性善惡的相生相剋。
自從第三十八回李逵與宋江一見如故後，他便對宋江五體投地誓死效忠了。如果及時雨宋江代表《水滸傳》裡“替天行道”幫會式的忠義道德，那麼黑旋風李逵便象徵著《水滸傳》裡另一股黑暗野蠻原始的動亂力量。天魁星、天殺星看似南北兩極，其實遙相呼應，彼此牽制。
作為幫會魁首，宋公明必須維持及時雨領袖群倫的形象，不能公然造反。李逵一再慫恿宋江造反，奪取大宋江山自己做皇帝，其實正中宋江的心懷。事實上李逵可以說是宋江那股叛逆意志的投射，宋江心中黃巢的具體化。許多殘酷野蠻的殺戮行為都是李逵在宋江指使、默許下完成的，李逵生啖黃文炳，等於宋江的意志在進行復仇行動。
這一對“雙重人物”其實是《水滸傳》中反賊形象的一體兩面，及時雨宋江及黑旋風李逵分別代表《水滸傳》的“英雄世界”與“野蠻世界”，而當這兩個世界重疊在一起時，“水滸”中便是一片“腥風血雨”了。最後宋江被陷害中毒，臨死前他把李逵一併毒殺，他必須與李逵共存亡，因為李逵根本就是他的另外一個自我。難怪李逵心甘情願地為宋江死，完成了他們“同年同月同日死”的手足之義。
《西遊記》：最受歡迎的中國喜劇小說
（明）吳承恩 《西遊記》 人民文學出版社 2010年9月
數百年來大概沒有比《西遊記》更受中國讀者喜愛的喜劇小說了。
這部小說的成功得力於吳承恩創造了兩個最突出的喜劇滑稽角色：孫悟空與豬八戒，這一猴一豬早已變成我們民俗文化中的兩個要角。夏先生把孫悟空與豬八戒這一對寶貝與西方小說中另一對著名的互補角色——堂吉訶德（Don Quixote）與桑丘•潘沙（Sancho Panza）相比，兩者一樣令人難忘。
玄奘才是這本小說的關鍵所在，如果吳承恩把《西遊記》寫成了一本嚴肅的高僧傳，唐三藏西天取經的故事恐怕引不起多少讀者的興趣了。唯其小說中的玄奘只是一個凡人，有凡人的許多弱點，這倒使《西遊記》作為一則宗教寓言更擴大了其普遍性，唐僧西天取經的故事變成了我們每個凡人紅塵歷劫、悟道成佛的寓言。
《心經》乃是大乘佛法經典中之精華，其中心思想是：“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其實也就是貫穿《西遊記》這本小說的主題：參悟“色空”的道理，才可能祛褪六賊，“無眼耳鼻舌身意”，才可能“心無掛礙；無掛礙，故無有恐怖；遠離顛倒夢想”，而“究竟涅盤”。這便是唐僧西天取經必須經歷的“心路歷程”。而吳承恩在《西遊記》中所設計的八十一難也就是用來考驗玄奘的心路歷程上的各種“掛礙”與“恐怖”。
孫悟空是《西遊記》中最靈慧的角色，他是“心猿”，代表心靈智慧，最能參悟“色空”的道理，所以命名“悟空”。第四十三回中，唐僧屢遭災難，被妖魔嚇破了膽，弄得草木皆兵、不敢前進，悟空引《心經》的話勸誡他師父：
老師父，你忘了“無眼耳鼻舌身意”。我等出家之人，眼不視色，耳不聽聲，鼻不嗅香，舌不嘗味，身不知寒暑，意不存妄想——如此謂之祛褪六賊。你如此求經，念念在意；怕妖魔，不敢捨身；要齋吃，動舌；喜香甜，觸鼻；聞聲音，驚耳；睹事物，凝眸；招來這六賊紛紛，怎生得西天見佛？
悟空在這裡點醒唐僧，他如此“恐怖”“顛倒”，完全是因為“六賊”紛擾所致，“法本從心生，還是從心滅”。如此說來，其實爭著要吃他肉的那些妖怪全是唐僧自己的“心魔”招來的幻境，悟空勸誡他師父“祛褪六賊”，這些妖怪自然消逝。
如果孫悟空代表人的心靈，那麼豬八戒便是血肉之軀的象徵了。豬八戒好色、貪吃、懶惰、貪生怕死、善嫉進讒，而且對於求佛取經的苦行生活並不熱衷，凡人的弱點他都有了。夏先生稱譽豬八戒是吳承恩“最精彩的喜劇創造”。
《金瓶梅》：晚明社會俗豔華麗的“浮世繪”
《金瓶梅》是晚明文藝思潮的產物，也是中國文學的一則異數。然而夏先生指出這本一直被中國讀者目為“淫書”的作品，在中國小說發展史上卻具有劃時代的重要性：
就題材而論，《金瓶梅》在中國小說發展史上無疑是一座里程碑；它已跳出歷史和傳奇的窠臼而處理一個完全屬於自己創造的世界，在這個世界中居住著栩栩如生的飲食男女，他們拋卻了英雄主義和宏大敘事，生活在真正的中產人家之中。雖然色情小說早已見多不怪，但像書中那樣對一個家庭卑俗而骯髒的日常瑣事進行工筆細描，實在是一種革命之舉，在中國小說發展史中也幾乎後無來者。
如果《水滸傳》寫的是男性中心的野蠻原始世界，《金瓶梅》寫的則是一個以女性為主的糜爛腐敗的末世社會。
《金瓶梅》出名主要得力於對潘金蓮這個人物出色的創造，雖然潘金蓮這個角色源自《水滸傳》，但經過《金瓶梅》作者的妙筆渲染，脫胎換骨，已被塑造成中國文學史上的首席“淫婦”。作者寫潘金蓮之淫蕩、狠毒、奸詐、悍潑，淋漓盡致，在中國小說裡，像潘金蓮這樣集“淫婦”“毒婦”“刁婦”“悍婦”於一身，如此複雜多面的角色並不多見。潘金蓮可以說已經成為女性反面角色的原型了。
夏先生論《金瓶梅》，最後焦點聚集在潘金蓮這個小說人物身上，尤其是對西門慶與潘金蓮之間逐步主奴易位的複雜過程，做了十分精細的分析。
小說開始西門慶征戰於眾妻妾娼妓之間，雄風凜凜，潘金蓮僅是他的一個曲意逢迎的性奴隸；第二十七回潘金蓮被西門慶綁在葡萄架下，甘心接受性虐待，這時西門慶完全佔上風。但是潘金蓮憑著她的狡獪、色誘一步步往上爬，最後終於騎到西門慶頭上，反奴為主。第七十九回，西門慶貪慾喪命是全書寫得最驚心動魄的一回，這時跨在西門慶身上的潘金蓮已經變成一隻女王蜂，在殘殺與她交媾過後的雄性配偶。
一場兩性戰爭，雌性動物終於贏得最後勝利。
心理學家榮格（Carl Jung）曾提出一個理論，有些男性的潛意識裡，對某類女人的色誘完全無法抗拒，失去主宰意志，如同中魔，榮格把這類女人稱為男性潛意識心理投射的“女魔”（Succubus）。中國傳統小說中，也經常出現由妖魔幻化而成的美女，迷惑男人，然後盜其元陽，使其精枯髓盡而亡。
《金瓶梅》的世界是一個完全沉淪於肉慾無法自拔的“感官世界”，小說最後草草出現佛家救贖的意旨，恐怕也難解書中人物積重難返的業障。然而作為一部世情小說，《金瓶梅》作者驚人的寫實功夫，不能不令人歎為觀止，《金瓶梅》替晚明社會精雕細鏤出一幅俗豔華麗的浮世繪。
《儒林外史》：讓小說人物自己登上舞臺
（清）吳敬梓 《儒林外史》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2年5月
從《金瓶梅》到清朝乾隆時代的《儒林外史》，其中相隔一百四五十年。吳敬梓的《儒林外史》把中國小說藝術又向前推了一大步。
歷來論者評《儒林外史》，多以其諷刺中國傳統社會科舉制度為主要論題。夏志清先生雖然也花了相當篇幅探討這部小說中的“仕”與“隱”——中國傳統社會士大夫兩種理想之抉擇的主題，但他同樣重視《儒林外史》在中國小說藝術發展上的重要性。
《儒林外史》已經脫離明朝小說說唱傳統的影響，寫景寫情不再依賴詩詞歌曲，完全運用白話散文，書中方言及文言詞組並不多用。《儒林外史》的小說語言是一種具有作者個人風格的白話文體，夏先生稱讚這種白話語文的精純度超過其他幾本古典小說，包括《紅樓夢》。吳敬梓的白話散文風格對晚清及民初的小說家影響深遠。
夏先生更進一步分析《儒林外史》小說敘述的方式，他發現作者吳敬梓刻畫人物、推展情節的技巧是革命性的。
以往的作者介紹小說人物登場、敘述故事情節，喜歡現身說法，作者夾評夾敘，把人物當作木偶操作，而且隨時抒發議論，主導讀者判斷。而《儒林外史》的作者卻是隱身的，讓小說人物自己登上舞臺，經由他們的舉止言行，逐漸展現他們的性格，由讀者自行推斷小說發展情節。
這種“戲劇法”的使用，使得中國小說又提升到另一層境界，可以說開始進入“現代”了。《紅樓夢》的作者在小說中自始至終“神龍見首不見尾”，運用的全是這種“戲劇法”。王熙鳳的出場便是一個著名的例子。
夏先生舉了《儒林外史》第二回《王孝廉村學識同科 周蒙師暮年登上第》為例：幾個村人聚集在觀音庵裡，商議正月鬧龍燈之事，人物先後登場，作者僅寥寥數筆介紹了他們的外貌，然後便把他們推上舞臺，完全靠他們彼此之間的舉止言行，讓讀者漸漸領悟這些人物各自的身份、個性及互相間的關係等，同時又十分微妙地透露出作者對這些人物勢利眼的諷刺。
《紅樓夢》：我們民族的“天鵝之歌”
（清）曹雪芹 《紅樓夢》 人民文學出版社 2019年10月
十八世紀中葉，在中國文學創作的領域裡湧現出最高的一座山峰：《紅樓夢》。然而《紅樓夢》同時也成為我們數千年文明的一首“天鵝之歌”，之後，我們民族的藝術創造力，似乎就再沒能達到這樣高的巔峰。
夏先生認為《紅樓夢》在哲學思想的悲劇精神上，固然非其他中國小說所能比擬，在心理寫實上也是成就空前的。早期王國維在《〈紅樓夢〉評論》一文中應用叔本華的悲觀哲學來詮釋《紅樓夢》的悲劇精神。這是中國學者第一次引用西方哲學的觀點來評論這部小說，其開創性當然重要。
循著這條途徑，夏志清先生引用另外一位西方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白痴》（The Idiot），與曹雪芹的《紅樓夢》相比，這項比較對於《紅樓夢》的解讀，尤其是對西方讀者而言，有重大啟示：
在一篇傑出的書評中，魏斯特（Anthony West）先生評論這部小說的兩個英譯本，將寶玉比之於德米特里·卡拉馬佐夫（Dmitri Karamazov），然而我認為，他們的心靈雖皆深受折磨，但寶玉並不具有德米特里那份世俗熱情及生命活力，亦不似其經常擺盪於愛恨之間，徘徊於極度的謙卑與叛逆。以寶玉的率真嬌弱，以及他的善解人意、心懷慈悲，倒更近似陀思妥耶夫斯基筆下另外一位主人公梅詩金公爵（Prince Myshkin）。他們兩人處於一個墮落的世界，在這個世界裡，慈悲愛人反而遭人懷疑，被視為白痴。他們都發覺這世上有著無法忍受的痛苦，因而都經歷長時期神思恍惚、喪失心智的折磨。他們各自分別與兩位女性發生痛苦的情緣，但最後都全然辜負了她們的一番心意。梅詩金公爵最後變成白痴，因為隨著納斯塔霞（Nastasya）之死，他認識到基督之愛對於這個貪婪淫蕩的世界毫無效用；而當寶玉由痴呆恢復正常後，他也同樣了悟愛情的徹底幻滅。但不同的是，寶玉最後遺棄紅塵，採取了出家人對於世情的冷漠態度。
西方讀者要跨入《紅樓夢》的世界的確有許多文化上的阻隔，但我發覺西方讀者的一大困惑在於如何去理解賈寶玉這個“無故尋愁覓恨，有時似傻如狂”的奇特人物，用西方標準，很難替這位“痴公子”定位。
夏先生以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說《白痴》中的主角梅詩金公爵與賈寶玉互為觀照，便使寶玉這個人物，在宗教文化比較的視野中，呈現出一個較為容易辨識的輪廓。陀氏撰寫《白痴》，設想梅詩金公爵這個角色時，一度曾稱其為“基督王子”，可見陀氏本來就打算把梅詩金寫成基督式的人物。雖然後來梅詩金變成了一個白痴的“病基督”，無法救世，但梅詩金滿懷悲憫，企圖救贖苦難中人的愛心，這種情懷則完全是基督式的。
寶玉憐憫眾生，大慈大悲，一片佛心。如果梅詩金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筆下基督式的人物，那麼曹雪芹有意無意也把賈寶玉塑造成釋迦式的人物了。
事實上寶玉與悉達多太子的身世便有許多相似之處：生長在富貴之家，享盡世間榮華，而終於勘破人世生老病死苦，最後出家悟道成佛。從宗教寓言的比較角度來詮釋賈寶玉，恐怕西方讀者會更容易接受這個中國“白痴”。在基督教文化薰陶下，西方產生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偉大作品，而佛教文化則孕育出曹雪芹的《紅樓夢》這塊光芒萬丈的瑰寶來。
夏志清 《中國古典小說》 何欣等譯 活字文化·世紀文景 2019年10月
作者簡介：夏志清（1921—2013），原籍江蘇吳縣。1948年考取北大文科留美獎學金赴美深造，1952年獲耶魯大學英文系博士學位。1962年應聘為哥倫比亞大學東亞語文系副教授，1969年升任為教授，1991年榮休後為該校中國文學名譽教授。代表作有《中國現代小說史》《中國古典小說》《文學的前途》《人的文學》《歲除的哀傷》等。
（編 / 俎燚楠，審 / 任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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