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志清在耶鲁
在任何对于中国文学的研究中，中国古典小说都是一个突出的方面。夏志清先生《中国古典小说》的问世，“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上应是一件划时代的大事”。
这部作品共分八章，全面系统地对中国古典名著《三国演义》《西游记》《水浒传》《金瓶梅》《儒林外史》《红楼梦》等作了评述。夏志清的评论，侧重阐明小说所反映的“义理”与文化传统，检视其中所蕴含的中国文化性格；同时他按照自己一以贯之的对文学艺术的严格标准，将其放在世界文学的视阈中，对六部小说进行了小说艺术、结构、文字等方面的深入批评。本书所开创的研究视野与问题意识，为后来西方汉学界的古典小说研究，奠定了根基，本书实为中国文学批评的经典之作。
以下内容节选自白先勇为此书作的序《经典之作——推介夏志清教授的》，由活字文化授权发布。
《三国演义》：中国白话小说史上的头一宗盛事
（明）罗贯中 《三国演义》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10年9月
十四世纪由罗贯中编撰而成的《三国演义》之出现，是中国白话小说史上的头一宗盛事。这部伟大的历史演义小说，是我们的《伊利亚特》（Iliad）。但胡适对《三国演义》却颇有微词，他在《三国演义》序中如此批评：“《三国演义》拘守历史的故事太严，而想象力太少，创造力太薄弱。”
夏志清先生对《三国演义》的评价却相当高， 他也不同意胡适以上的看法。他认为罗贯中继承的其实是司马迁、司马光的史官传统，《三国演义》真正的源头是《史记》《资治通鉴》。如果西方小说起源于史诗，那么中国人的小说则孕育于我们的史书了，中国人的悲剧感全在我们的历史里，天下分合之际，“浪花淘尽英雄”。
事实上罗贯中的创造力绝不像胡适所称的那样“薄弱”，夏先生例举《三国演义》非常著名的“赤壁之战”中曹孟德大宴文武将官横槊赋诗的一场，来说明罗贯中小说艺术之高超。
这场宴会正史没有记载，可能是罗贯中凭借说书人的材料重新加工创造而成。《短歌行》当然不一定完成于“赤壁之战”前夕，但却被罗贯中巧妙地运用到文中，大大强化了小说的情节气氛。曹操一代霸主顾盼自得的形象、“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英雄渐老的苍凉，一怒而刺杀谏臣、酒醒后又悔恨不已的复杂性格，在短短几节中，写得大开大阖、跌宕有致。
刘备战败、驾崩白帝城的一回，是全书精华所在：
先主命内侍扶起孔明，一手掩泪，一手执其手曰：“朕今死矣，有心腹之言相告！”孔明曰：“有何圣谕？”先主泣曰：“君才十倍曹丕，必能安邦定国，终定大事。若嗣子可辅，则辅之；如其不才，君可自为成都之主。”孔明听毕，汗流遍体，手足失措，拜泣于地曰：“臣安敢不竭股肱之力，尽忠贞之节，继之以死乎！”言讫，叩头流血。
刘备一心恢复汉室，有问鼎天下之雄心，传位子嗣当然为第一要务。然而刘备也深知嗣子愚弱，若无孔明誓死效忠，万无成事可能。刘备要孔明取而代之，很可能也是在试探他的忠贞，聪明如孔明，心里明白，所以才会有“汗流遍体，手足失措”的强烈反应，刘备看见孔明“叩头流血”，痛表心迹之后，果然也就未再坚持禅让了。罗贯中是精通中国人情世故、深谙中国政治文化的作家，所以才可能把刘备孔明君臣之间微妙复杂的关系写得如此丝丝入扣。
夏先生对于这一章如此结论：
中国历史上再也没有哪一对君臣像他们诀别时这样令人感动。罗贯中恰到好处地把他们的关系描绘成一种源于因志同道合的永恒友谊，同时，他也没有忽略这感人一幕的政治含义，所以终能把刘备塑造成一个有历史真实感的难忘人物。
《水浒传》：“英雄世界”与“野蛮世界”共存亡
（明）施耐庵 /（明）罗贯中 《水浒传》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10年9月
《水浒传》把中国白话小说的发展又往前推进了一步。《水浒传》开始大量采用生动活泼的口语白话，而且塑造人物、铺陈故事能不拘于史实，更向小说形式靠近。夏志清先生对于《水浒传》在小说发展史上的重要性、小说艺术上的成就都予以肯定；他也称赞《水浒传》中英雄好汉林冲、武松、鲁智深、李逵等人物塑造突出，性格刻画生动。
但夏先生对于这部小说透露出来的潜藏在我们民族心理的黑暗面——一种嗜血滥杀、残忍野蛮的集体潜意识冲动，则给予相当严厉的批判。
历来学者评论这部小说的文化精神时，产生相当大的矛盾分歧，而矛盾的焦点又显著集中在梁山泊的寨主领袖呼保义、及时雨宋公明的身上。明朝思想家李贽把宋江捧为“忠义”的化身，而金圣叹却把宋江贬为假仁假义的伪君子。
在分析宋江这个书中的首脑人物时，夏志清先生提出了非常重要的一点：他认为试图解析宋江这个人物的意义，不能止于宋江本身，必须把宋江与李逵联系起来，宋江这个角色的复杂矛盾的意义方可能有较完整的解说。
其实及时雨宋江与黑旋风李逵两人相辅相成，构成的是一对复合互补的角色，如同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中的“双重人物”（double character）。陀氏擅长研究人性善恶，在小说中常常设计关系暧昧复杂的“双重人物”来阐释人性善恶的相生相克。
自从第三十八回李逵与宋江一见如故后，他便对宋江五体投地誓死效忠了。如果及时雨宋江代表《水浒传》里“替天行道”帮会式的忠义道德，那么黑旋风李逵便象征着《水浒传》里另一股黑暗野蛮原始的动乱力量。天魁星、天杀星看似南北两极，其实遥相呼应，彼此牵制。
作为帮会魁首，宋公明必须维持及时雨领袖群伦的形象，不能公然造反。李逵一再怂恿宋江造反，夺取大宋江山自己做皇帝，其实正中宋江的心怀。事实上李逵可以说是宋江那股叛逆意志的投射，宋江心中黄巢的具体化。许多残酷野蛮的杀戮行为都是李逵在宋江指使、默许下完成的，李逵生啖黄文炳，等于宋江的意志在进行复仇行动。
这一对“双重人物”其实是《水浒传》中反贼形象的一体两面，及时雨宋江及黑旋风李逵分别代表《水浒传》的“英雄世界”与“野蛮世界”，而当这两个世界重叠在一起时，“水浒”中便是一片“腥风血雨”了。最后宋江被陷害中毒，临死前他把李逵一并毒杀，他必须与李逵共存亡，因为李逵根本就是他的另外一个自我。难怪李逵心甘情愿地为宋江死，完成了他们“同年同月同日死”的手足之义。
《西游记》：最受欢迎的中国喜剧小说
（明）吴承恩 《西游记》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10年9月
数百年来大概没有比《西游记》更受中国读者喜爱的喜剧小说了。
这部小说的成功得力于吴承恩创造了两个最突出的喜剧滑稽角色：孙悟空与猪八戒，这一猴一猪早已变成我们民俗文化中的两个要角。夏先生把孙悟空与猪八戒这一对宝贝与西方小说中另一对著名的互补角色——堂吉诃德（Don Quixote）与桑丘•潘沙（Sancho Panza）相比，两者一样令人难忘。
玄奘才是这本小说的关键所在，如果吴承恩把《西游记》写成了一本严肃的高僧传，唐三藏西天取经的故事恐怕引不起多少读者的兴趣了。唯其小说中的玄奘只是一个凡人，有凡人的许多弱点，这倒使《西游记》作为一则宗教寓言更扩大了其普遍性，唐僧西天取经的故事变成了我们每个凡人红尘历劫、悟道成佛的寓言。
《心经》乃是大乘佛法经典中之精华，其中心思想是：“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其实也就是贯穿《西游记》这本小说的主题：参悟“色空”的道理，才可能祛褪六贼，“无眼耳鼻舌身意”，才可能“心无挂碍；无挂碍，故无有恐怖；远离颠倒梦想”，而“究竟涅盘”。这便是唐僧西天取经必须经历的“心路历程”。而吴承恩在《西游记》中所设计的八十一难也就是用来考验玄奘的心路历程上的各种“挂碍”与“恐怖”。
孙悟空是《西游记》中最灵慧的角色，他是“心猿”，代表心灵智慧，最能参悟“色空”的道理，所以命名“悟空”。第四十三回中，唐僧屡遭灾难，被妖魔吓破了胆，弄得草木皆兵、不敢前进，悟空引《心经》的话劝诫他师父：
老师父，你忘了“无眼耳鼻舌身意”。我等出家之人，眼不视色，耳不听声，鼻不嗅香，舌不尝味，身不知寒暑，意不存妄想——如此谓之祛褪六贼。你如此求经，念念在意；怕妖魔，不敢舍身；要斋吃，动舌；喜香甜，触鼻；闻声音，惊耳；睹事物，凝眸；招来这六贼纷纷，怎生得西天见佛？
悟空在这里点醒唐僧，他如此“恐怖”“颠倒”，完全是因为“六贼”纷扰所致，“法本从心生，还是从心灭”。如此说来，其实争着要吃他肉的那些妖怪全是唐僧自己的“心魔”招来的幻境，悟空劝诫他师父“祛褪六贼”，这些妖怪自然消逝。
如果孙悟空代表人的心灵，那么猪八戒便是血肉之躯的象征了。猪八戒好色、贪吃、懒惰、贪生怕死、善嫉进谗，而且对于求佛取经的苦行生活并不热衷，凡人的弱点他都有了。夏先生称誉猪八戒是吴承恩“最精彩的喜剧创造”。
《金瓶梅》：晚明社会俗艳华丽的“浮世绘”
《金瓶梅》是晚明文艺思潮的产物，也是中国文学的一则异数。然而夏先生指出这本一直被中国读者目为“淫书”的作品，在中国小说发展史上却具有划时代的重要性：
就题材而论，《金瓶梅》在中国小说发展史上无疑是一座里程碑；它已跳出历史和传奇的窠臼而处理一个完全属于自己创造的世界，在这个世界中居住着栩栩如生的饮食男女，他们抛却了英雄主义和宏大叙事，生活在真正的中产人家之中。虽然色情小说早已见多不怪，但像书中那样对一个家庭卑俗而肮脏的日常琐事进行工笔细描，实在是一种革命之举，在中国小说发展史中也几乎后无来者。
如果《水浒传》写的是男性中心的野蛮原始世界，《金瓶梅》写的则是一个以女性为主的糜烂腐败的末世社会。
《金瓶梅》出名主要得力于对潘金莲这个人物出色的创造，虽然潘金莲这个角色源自《水浒传》，但经过《金瓶梅》作者的妙笔渲染，脱胎换骨，已被塑造成中国文学史上的首席“淫妇”。作者写潘金莲之淫荡、狠毒、奸诈、悍泼，淋漓尽致，在中国小说里，像潘金莲这样集“淫妇”“毒妇”“刁妇”“悍妇”于一身，如此复杂多面的角色并不多见。潘金莲可以说已经成为女性反面角色的原型了。
夏先生论《金瓶梅》，最后焦点聚集在潘金莲这个小说人物身上，尤其是对西门庆与潘金莲之间逐步主奴易位的复杂过程，做了十分精细的分析。
小说开始西门庆征战于众妻妾娼妓之间，雄风凛凛，潘金莲仅是他的一个曲意逢迎的性奴隶；第二十七回潘金莲被西门庆绑在葡萄架下，甘心接受性虐待，这时西门庆完全占上风。但是潘金莲凭着她的狡狯、色诱一步步往上爬，最后终于骑到西门庆头上，反奴为主。第七十九回，西门庆贪欲丧命是全书写得最惊心动魄的一回，这时跨在西门庆身上的潘金莲已经变成一只女王蜂，在残杀与她交媾过后的雄性配偶。
一场两性战争，雌性动物终于赢得最后胜利。
心理学家荣格（Carl Jung）曾提出一个理论，有些男性的潜意识里，对某类女人的色诱完全无法抗拒，失去主宰意志，如同中魔，荣格把这类女人称为男性潜意识心理投射的“女魔”（Succubus）。中国传统小说中，也经常出现由妖魔幻化而成的美女，迷惑男人，然后盗其元阳，使其精枯髓尽而亡。
《金瓶梅》的世界是一个完全沉沦于肉欲无法自拔的“感官世界”，小说最后草草出现佛家救赎的意旨，恐怕也难解书中人物积重难返的业障。然而作为一部世情小说，《金瓶梅》作者惊人的写实功夫，不能不令人叹为观止，《金瓶梅》替晚明社会精雕细镂出一幅俗艳华丽的浮世绘。
《儒林外史》：让小说人物自己登上舞台
（清）吴敬梓 《儒林外史》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2年5月
从《金瓶梅》到清朝乾隆时代的《儒林外史》，其中相隔一百四五十年。吴敬梓的《儒林外史》把中国小说艺术又向前推了一大步。
历来论者评《儒林外史》，多以其讽刺中国传统社会科举制度为主要论题。夏志清先生虽然也花了相当篇幅探讨这部小说中的“仕”与“隐”——中国传统社会士大夫两种理想之抉择的主题，但他同样重视《儒林外史》在中国小说艺术发展上的重要性。
《儒林外史》已经脱离明朝小说说唱传统的影响，写景写情不再依赖诗词歌曲，完全运用白话散文，书中方言及文言词组并不多用。《儒林外史》的小说语言是一种具有作者个人风格的白话文体，夏先生称赞这种白话语文的精纯度超过其他几本古典小说，包括《红楼梦》。吴敬梓的白话散文风格对晚清及民初的小说家影响深远。
夏先生更进一步分析《儒林外史》小说叙述的方式，他发现作者吴敬梓刻画人物、推展情节的技巧是革命性的。
以往的作者介绍小说人物登场、叙述故事情节，喜欢现身说法，作者夹评夹叙，把人物当作木偶操作，而且随时抒发议论，主导读者判断。而《儒林外史》的作者却是隐身的，让小说人物自己登上舞台，经由他们的举止言行，逐渐展现他们的性格，由读者自行推断小说发展情节。
这种“戏剧法”的使用，使得中国小说又提升到另一层境界，可以说开始进入“现代”了。《红楼梦》的作者在小说中自始至终“神龙见首不见尾”，运用的全是这种“戏剧法”。王熙凤的出场便是一个著名的例子。
夏先生举了《儒林外史》第二回《王孝廉村学识同科 周蒙师暮年登上第》为例：几个村人聚集在观音庵里，商议正月闹龙灯之事，人物先后登场，作者仅寥寥数笔介绍了他们的外貌，然后便把他们推上舞台，完全靠他们彼此之间的举止言行，让读者渐渐领悟这些人物各自的身份、个性及互相间的关系等，同时又十分微妙地透露出作者对这些人物势利眼的讽刺。
《红楼梦》：我们民族的“天鹅之歌”
（清）曹雪芹 《红楼梦》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19年10月
十八世纪中叶，在中国文学创作的领域里涌现出最高的一座山峰：《红楼梦》。然而《红楼梦》同时也成为我们数千年文明的一首“天鹅之歌”，之后，我们民族的艺术创造力，似乎就再没能达到这样高的巅峰。
夏先生认为《红楼梦》在哲学思想的悲剧精神上，固然非其他中国小说所能比拟，在心理写实上也是成就空前的。早期王国维在《〈红楼梦〉评论》一文中应用叔本华的悲观哲学来诠释《红楼梦》的悲剧精神。这是中国学者第一次引用西方哲学的观点来评论这部小说，其开创性当然重要。
循着这条途径，夏志清先生引用另外一位西方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白痴》（The Idiot），与曹雪芹的《红楼梦》相比，这项比较对于《红楼梦》的解读，尤其是对西方读者而言，有重大启示：
在一篇杰出的书评中，魏斯特（Anthony West）先生评论这部小说的两个英译本，将宝玉比之于德米特里·卡拉马佐夫（Dmitri Karamazov），然而我认为，他们的心灵虽皆深受折磨，但宝玉并不具有德米特里那份世俗热情及生命活力，亦不似其经常摆荡于爱恨之间，徘徊于极度的谦卑与叛逆。以宝玉的率真娇弱，以及他的善解人意、心怀慈悲，倒更近似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另外一位主人公梅诗金公爵（Prince Myshkin）。他们两人处于一个堕落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慈悲爱人反而遭人怀疑，被视为白痴。他们都发觉这世上有着无法忍受的痛苦，因而都经历长时期神思恍惚、丧失心智的折磨。他们各自分别与两位女性发生痛苦的情缘，但最后都全然辜负了她们的一番心意。梅诗金公爵最后变成白痴，因为随着纳斯塔霞（Nastasya）之死，他认识到基督之爱对于这个贪婪淫荡的世界毫无效用；而当宝玉由痴呆恢复正常后，他也同样了悟爱情的彻底幻灭。但不同的是，宝玉最后遗弃红尘，采取了出家人对于世情的冷漠态度。
西方读者要跨入《红楼梦》的世界的确有许多文化上的阻隔，但我发觉西方读者的一大困惑在于如何去理解贾宝玉这个“无故寻愁觅恨，有时似傻如狂”的奇特人物，用西方标准，很难替这位“痴公子”定位。
夏先生以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白痴》中的主角梅诗金公爵与贾宝玉互为观照，便使宝玉这个人物，在宗教文化比较的视野中，呈现出一个较为容易辨识的轮廓。陀氏撰写《白痴》，设想梅诗金公爵这个角色时，一度曾称其为“基督王子”，可见陀氏本来就打算把梅诗金写成基督式的人物。虽然后来梅诗金变成了一个白痴的“病基督”，无法救世，但梅诗金满怀悲悯，企图救赎苦难中人的爱心，这种情怀则完全是基督式的。
宝玉怜悯众生，大慈大悲，一片佛心。如果梅诗金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基督式的人物，那么曹雪芹有意无意也把贾宝玉塑造成释迦式的人物了。
事实上宝玉与悉达多太子的身世便有许多相似之处：生长在富贵之家，享尽世间荣华，而终于勘破人世生老病死苦，最后出家悟道成佛。从宗教寓言的比较角度来诠释贾宝玉，恐怕西方读者会更容易接受这个中国“白痴”。在基督教文化熏陶下，西方产生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伟大作品，而佛教文化则孕育出曹雪芹的《红楼梦》这块光芒万丈的瑰宝来。
夏志清 《中国古典小说》 何欣等译 活字文化·世纪文景 2019年10月
作者简介：夏志清（1921—2013），原籍江苏吴县。1948年考取北大文科留美奖学金赴美深造，1952年获耶鲁大学英文系博士学位。1962年应聘为哥伦比亚大学东亚语文系副教授，1969年升任为教授，1991年荣休后为该校中国文学名誉教授。代表作有《中国现代小说史》《中国古典小说》《文学的前途》《人的文学》《岁除的哀伤》等。
（编 / 俎燚楠，审 / 任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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