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志清（後排右）、夏濟安（後排左）1947年攝於上海照相館，前排依次為夏父、夏母及妹妹夏玉瑛。 （資料圖/圖）
（本文首發於2019年8月29日《南方週末》）
2013年12月29日，夏志清先生去世的消息傳來，我趕忙把剛寫了個開頭的小文章寫完，兩週後，2014年1月12日的《東方早報·上海書評》就將我的《夏志清少作考》刊出了。寫罷此文，我擲筆而嘆曰:天下讀夏志清之文者多矣，其熟習逾予者，殆無之——其實，稿子匆匆寫畢，我就睡覺去了，並沒有這番表演;不過，假如說一定要造作出一個富戲劇性的鏡頭，那像上面這樣講，恐亦未嘗不可。考索之初，我的確把夏志清用中文寫的所有文章都讀了數遍，與考證可能相關的篇目更反覆讀過不下十遍。沒想到的是，我對夏志清的中文文章下的這點兒笨功夫，在《夏志清少作考》發表後，又對買書起了一點作用。
大四時的夏志清。 （資料圖/圖）
一
2016年10月，我在舊書網站上瀏覽外文書時，見到一冊陀思妥耶夫斯基《地下室手記》的英譯本Letters from the Underworld，是普通的“人人文庫”(Everyman's Library)本，1929年版。圖片展示，書名頁有英文簽名，寫的是:Jonathan Hsia at Heinemann's。在威妥瑪拼音中，Hsia對應的姓為“夏”。而那個英文名Jonathan(喬納森)，讓我即刻憶起夏志清在上海三聯書店2000年版《雞窗集》的跋裡講自己念滬江大學時有了個英文名的故事:“進入大三......秋季上英國文學史這門課，卡佛(George Carver)教授有一堂專講18世紀文豪斯威夫特(Jonathan Swift)，下課後我對(張)心滄說，頗為其戀愛事蹟所感動。心滄靈機一動，也就稱我為Jonathan。在我的同學好友眼裡，我既早該有個英文名字，Jonathan此名一下子就傳開了。”宋淇為九歌出版社1984年版《雞窗集》寫序時也回憶，夏濟安在一本英文小說My Brother Jonathan(《我的兄弟喬納森》)扉頁上寫過給弟弟夏志清的贈語:To my dear brother Jonathan(給我親愛的兄弟喬納森)。這樣看起來，英文《地下室手記》上的簽名有可能是夏志清留下的。我遂買下此書。
收到書後，發現除了書名頁的簽名外，書前襯頁還有一個簽名，寫的是:Jonathan Hsia December 11,1943。而在書後襯頁貼有書店售書籤，寫的是:ABC News Company,391 Szchuen Road,Shang hai(上海四川路391號ABC新聞公司)。1943年12月11日，上海，夏志清。時間、地點、人物，無衝突之處。事實上，夏志清曾在《〈師友·文章〉序》中寫道“:大學畢業後三年(一九四二——四五)，住在上海，交不到女朋友，買書變成我最大的passion，收入的大半都交給了上海法租界幾家舊書鋪。”另一簽名中的Heinemann's，疑即書店名。
夏志清嗜讀陀思妥耶夫斯基之書，我在《夏志清少作考》中已提及。在《文學雜談》中，夏志清講自己受到約翰·柯伯·坡易斯(John Cowper Powys)趣味的影響，說:“讀荷馬、杜思退益夫斯基，當然用不到任何人推薦，但我同坡易斯一樣，終身偏愛此二人。”1945年至1946年，夏志清到臺北工作，他在那裡讀了二十多種書，其中就有陀思妥耶夫斯基的長篇小說《少年》英譯本(見《紅樓生活志》)。1948年3月6日，夏志清在給哥哥的信中寫道:“陶斯托夫斯基卻為世界第一小說家”(見《夏志清夏濟安書信集·卷一》)，“卻”字想為“確”之訛，可見夏志清對陀思妥耶夫斯基之推崇。因此，他在1943年購讀《地下室手記》，是合情理的。
書上且有書主人的英文塗鴉一處，是以富裝飾味的英文書法寫下的書名及章節名。
夏志清藏《地下室手記》書名頁。 （資料圖/圖）
二
既然這本書很可能是夏志清收藏過的，那麼，我自然想到，這家書店會不會還有其它書同為夏志清舊藏呢？不過，只從書店提供的圖片來看，是沒有線索了。於是，我依據英文書的作者、內容、出版時間來評估，猜測哪些書可能為夏志清舊藏，這樣斷斷續續買了幾次。儘管其中有一本，據我推測，也許出自夏濟父、夏母及妹妹夏玉瑛。安、夏志清舊藏，但由於書上並無字跡，無法確證。希望似乎有些渺茫了。沒成想，到了2018年2月，火苗再次閃現。
這一次，在我從這家書店購入的書中，有一本小泉八雲(Lafcadio Hearn)翻譯的《法國小品與故事集》(Sketches and Tales from the French)，是日本北星堂書店1935年出版的英文書，收戈蒂埃、福樓拜、利爾-亞當、都德、米爾博等人的作品。在書前空白頁上，有一簽名:Jonathan Hsia December18,1943。筆跡與《地下室手記》上的相同，時間則僅相差一週!
小泉八雲，是夏志清熟悉的。1981年，夏志清在為吳魯芹《英美十六家》一書寫序時稱“:......發現魯芹同我初讀英國文學，啟蒙師都是小泉八雲，覺得非常有趣......我們正軌研究英國文學的，較易接近小泉八雲:他那幾本淺論英國文學的書，原是寫給日本學生看的講義，中國學生看了，也覺得親切易懂。”(見《雜七搭八的聯想》)《法國小品與故事集》雖非小泉八雲的創作，但夏志清會因了這個名頭而購讀此書，亦在情理之中。
2018年3月，我再次在這家書店訂購了幾本英文書，其中有一本是上世紀八十年代初夏志清籤贈給他在上海的六妹玉瑛夫婦的。因夏先生後期的筆跡較易見，一比較即知為親筆。至此，已可得出結論:這家書店所售、題署JonathanHsia之書當為夏志清青年時代的舊藏，與夏志清後來籤贈六妹之書同出一源。
三
但發現並未就此結束。2018年12月，我又在舊書網上買到一冊夏志清青年時代的藏書，但這次卻是另一家書店了。
此書為德文版的《如果種子不死》，安德烈·紀德著，德文版改題Stirbund Werde，出版於1930年。書前空白頁有英文題識:One of Jonathan Hsia's proud possessions November 27,1945 (夏志清引以為傲的收藏之一。1945年11月27日)。尤奇者，在書名頁，有中文題字:“夏志清藏一九四五·海涅門”，並鈐朱文篆印“夏志清”。夏志清的中文簽名和英文簽名Jonathan Hsia出現在同一本書上，坐實了Jonathan Hsia為夏志清英文名這一事實，且由於此書的英文筆跡與我之前所得《地下室手記》、《法國小品與故事集》中筆跡吻合(如Hsia中字母i上的圓點，均被寫成一個小圈)，可證實這些書均為夏志清舊藏“。海涅門”，即《地下室手記》上寫的Heinemann's，當為書店名。夏志清1943年、1945年在這同一家書店買了西文書。
夏志清為什麼會買安德烈·紀德的書?事實上，夏志清讀書的習慣是，只要認準了一位作者，會盡可能遍讀其書。姑舉一例:二十世紀上半葉有位英國評論家叫墨瑞(John Middleton Murry)，現在此公已經幾乎無人記起了，但夏志清在上海的時候卻讀了許多他的書“:墨瑞的著作當年上海工部局圖書館藏有八九種，連他的自傳我也讀了。”(見《雜七搭八的聯想》)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情況自然也是如此。紀德呢，我在《夏志清少作考》中已提及，夏志清以筆名“文丑”發表的文章《文學家與同性戀》(刊於1944年10月《小天地》第3期)裡對紀德的著作《柯利同》(Corydon)進行了詳細評介(約佔全文三分之一篇幅)。《柯利同》一書，在紀德的著作中屬於相當偏僻、讀者甚罕的一種，而夏志清居然對它發生興趣，或許說明夏志清曾對紀德的諸多著作下過一番功夫。那麼，他會購讀《如果種子不死》，也就毫不奇怪了。
紀德的原著是用法文寫的，而夏志清在上海時尚未學過法文，所以只能藉助譯本。按說他讀英譯本要方便得多，但讀德文版也合情合理。夏志清在《紅樓生活志》一文中回憶:“我德文在大三那年讀了一年......畢業後，在家裡自修，修到一定程度後，就專讀名著......”夏志清的德文水平達到讀歌德、海涅、席勒、托馬斯·曼的程度，當然也可以讀紀德的德譯本了。
不過，這本書所署日期“1945年11月27日”倒費人思量。因為按照夏志清在《夏濟安日記》1974年版序中的說法，“抗戰勝利後，徐祖藩任命為臺北航務管理局局長，父親見我賦閒在家，託他帶我去。十月動身......”則1945年11月27日夏志清人是在臺北的。夏志清在同一篇文章中提到:“......其實我航務一竅不通，普通公務也辦不來，還是依我故例，在辦公室裡讀我的書。但書帶得不多，加上住在宿舍，兩人一間房，晚上無書桌可供我讀書，只好到街上去亂跑。”1978年，夏志清又在《紅樓生活志》中回憶:“最近無意間重翻一遍40年代我在上海、臺北、北平所記的一本備忘錄，發現在臺北期間也讀了二十多種書......”不過，所列舉之書皆為英文書。又稱:“去臺北一年，德文當然荒廢了不少，返上海那個月即重讀《浮士德》......”我猜，有一種可能，就是1945年早些時候夏志清在上海的書店買了此書，然後攜至臺北，在臺北閱讀時寫下的日期。是否如此，只能留待那本“備忘錄”公開時再下判斷。還有一點，也應該注意，那就是，此書與我之前得到的兩冊夏志清舊藏，並不是同一家書店所售。這說明，夏志清早年的藏書已經分散。
夏志清藏《如果種子不死》書名頁。 （資料圖/圖）
四
2019年5月，我購得第四種夏志清舊藏。英文書名為Rubaiyat of Omar Khayyam and Six Plays of Calderon，是愛德華·菲茨傑拉德翻譯的奧瑪·海亞姆詩集《魯拜集》與西班牙戲劇家卡爾德隆的六部劇本的合集(以下簡稱《魯拜集及其他》)，與《地下室手記》一樣，為“人人文庫”本，1935年版。
此書購自之前兩家書店以外的第三家，更明確了夏志清早年藏書星散的事實。還有一點不同在於，之前買下的三冊，店家並沒有標註前收藏者的身份，而這一次，店家把“夏志清”的名字明明白白打出來了。書前襯頁上有毛筆書寫的“詩集夏志清”五個字。書名頁鈐“夏志清”朱文篆印，與《如果種子不死》中的是同一方，並有英文簽名:Jonathan Hsia October 1943(夏志清1943年10月)。在英文簽名四周有鋼筆畫的放射狀的線條及花飾，當為夏志清的塗鴉。此外，左上方鈐朱文隸書印“蠹魚樓藏”，由於此印與“夏志清”篆印印色差別甚大，估計是另外一任書主所鈐了。書名頁前的一頁還有英文塗鴉一處，寫的是書名，同樣為富裝飾味的英文書法，當為夏志清所書。
夏志清藏《魯拜集及其他》書名頁。 （資料圖/圖）
看時間“1943年10月”，則知《魯拜集及其他》是目前我得到的四種夏志清舊藏中最早的一種。不過，也僅比《地下室手記》《法國小品與故事集》早兩三個月左右。這三種英文書實在可以歸為一組。
《魯拜集及其他》也是四種書中劃線、批註、塗鴉最多的一種。從寫著書名、作者名的塗鴉在書頁間分佈之頻密看，22歲的夏志清似乎童心未泯，喜歡亂寫亂畫。前面一共四十幾頁的《魯拜集》部分劃線、批註甚多，而後面卡爾德隆戲劇部分乾乾淨淨，說明夏志清只讀了此書的《魯拜集》部分而未讀“其他”。批註中英文並用，多數是對其中難字的解釋，只有一處例外，即菲茨傑拉德譯《魯拜集》第三十六首，夏志清在旁邊寫下“烏盆計”三字“。計”當為“記”之訛。
這首詩，我在此引用孫毓棠的譯文(孫譯刊載於《西洋文學》1941年3月第七期，夏濟安曾多次為《西洋文學》雜誌供稿，夏志清有可能讀過孫毓棠的譯文):
我記得當初停腳在街衢，
看見過陶師捶搗溼泥:
泥裡有纖弱的聲音喃喃道——
“輕輕地，朋友，輕輕地，我求求你！”
我們知道，《烏盆記》是有名的劇目，講附在烏盆中的冤魂申訴的故事。《魯拜集》這首詩寫陶師捶搗的溼泥裡傳出了人聲喃喃，夏志清聯想到中國戲劇中的烏盆冤魂，這一對比無疑是恰切的。非要“拔高”的話，也可以說是比較文學思維的些微體現吧。
夏志清在《魯拜集及其他》內頁上的批註。 （資料圖/圖）
五
夏濟安、夏志清兄弟在上海時藏書不少。1946年夏，夏濟安從北平返滬，《夏濟安日記》一九四六年六月十日記:“家裡好書還有不少，可以一讀。”這可以看作對昆仲二人藏書的總體評價，而從夏濟安當時閱讀的書目推測，其中外文書佔較大比例。
關於夏志清青年時代藏書的去向，夏志清本人有過說法。1976年說的“文革時我上海家裡的西洋書全被沒收”(《追念錢鍾書先生》)，未必準確，因為彼時消息難通，真相莫明。1999年講“:一九八三年六月我回到上海老家，才知道所有我的藏書被玉瑛妹交給政府後並未發還，想必都給毀了。”(見《初見張愛玲喜逢劉金川——兼憶我的滬江歲月》)所說或許符合夏志清自己瞭解到的情況，尤其是曾上交一節，當有一定事實基礎。但如上文所談及的，上世紀八十年代初夏志清籤贈給六妹玉瑛夫婦的書也混在散出的夏志清舊藏中，那麼，難道說到了1980年代初尚需將此書上交不成?這就不能不使人產生疑問。一個有一定可能性的推測是，或許夏志清藏書曾一度被六妹上交，而較晚時發還，六妹未將此事及時向夏志清報告，所以夏志清掌握的情況並未及時更新，而這批藏書或是在六妹身後散出的。
無論如何，這批夏志清舊藏的發現，為我們瞭解夏志清早年智識發展的實態和進程提供了有益的材料。畢竟，打撈、董理一個人散佚久已的藏書，等於揭開了籠罩其精神世界的幕布的一角。
劉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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