言官又稱“諫官”“諫臣”，以向皇帝“風聞言事”“直言規勸“為主要工作內容，職業就是反映問題，說對了有賞，說錯了也沒關係，不必承擔“妄議”責任。而言官並不是朱元璋首創，早在春秋戰國時期就有。咱們山東齊國設有“大諫”，趙國設有“司過”，漢有諫議大夫，唐宋以下設有：拾遺補闕，包括現在的紀委巡視員，這都屬於言官性質。
歷史沿革到了明代，開國洪武皇帝出身貧苦，受教育不多，卻極富想象力。比如在其任期內，朱元璋搞出了不少新花樣，比如八股取士，比如廢除丞相制度，比如用職業強制固定戶籍。他所做的這一切不外乎都是為了集中皇權，約束下臣。但歷史規律卻不以其個人意願，為發展延續軌跡，在有明276年的漫長曆史上，時時刻刻掣肘皇權，就是“言官”制度。明朝言官，不僅職業化，還越來越規模化。其成員主要由都察院御史和六科給事中組成，品級不大，權力不小，上至國家大事小到市井傳聞，大到皇帝小到草民，看不慣就上朝奏報。言官只負責上書，對與錯由皇帝自己判斷，錯了也不用負責任。
明初，言官對皇權的制約並不明顯。除了周觀政等少數人敢對朱元璋本人放炮，其他多數時候，言官都和皇帝穿一條褲子，一唱一和，炮製大案，讓無數位高權重的大臣身敗名裂。
言官不同於酷吏，他們都是讀書出身，有比較穩定的價值觀，有明確的是非判斷標準，在明初到中葉很長一段時間裡，發揮了積極作用。比如王守仁參劉瑾，夏言上疏陳明武宗弊政，楊繼盛死磕嚴嵩，海瑞上《治安疏》罵嘉靖，無不直陳時弊，令人肅然起敬。許多言官都是通過上書言事，讓朝廷和天下人知道自己的文韜武略，後來成長為一代名臣。到此時，言官的形象都是正面的。其對皇權的約束，讓權力少了很多任性，令達官貴人不敢胡來。
但晚明以下，言官成為一大害，始於黨爭。中華文明5000年，國人拉幫結派，勾心鬥角是一貫有光榮歷史傳統的！萬曆八年進士中式的顧憲成等人打著高尚的口號，籠絡文人士大夫，議論朝政，並逐漸形成一個規模龐大的東林黨。而其他與東林黨格格不入的官員，為了對抗東林黨，也紛紛結為楚黨，浙黨，齊黨。。。。這個時期的政壇，無論言官還是朝臣都面臨個人選擇站隊問題。。我看過一本書叫做《烏合之眾》，其主要論點，是說個人入了群體，智商會被拉低，良知會被泯滅。也就是國人的一群羊精神，鴨子過河隨大流，不管前面是坦途還是深淵。。。
明朝末期直至滅亡，黨爭中的一班人，為了各自的利益和政治訴求，個體無不泯滅良知，罔顧事實，動輒向對方發起各種人身攻擊。嚴於律人 寬於待己，明朝文官集團從此陷入到無休無止的口水戰中。而這個時期的言官大多都拋棄良知，凡事站隊，不分是非，為噴而噴，開現在網上的職業噴子的先河。直至國家內有李自成之流造反，外有建州滿人侵犯，當時的言官與黨人依然不以國家為重，手擎彈劾法寶，不分是非，凡事必罵，而對於危亡時局卻無一良策對上陳奏。。
崇禎皇帝直到最後吊死煤山殉國之際，咬牙說出：文官各個該殺！李自成大軍圍困北京城之前大半年，就有朝臣建議：上策-南遷南京避亂以圖恢復，中策-先遣太子南下監國，留後路，下策-坐守京城待賊圍攻。崇禎皇帝又何嘗不明白其中道理？但廷議之上，言官們依然是為噴而噴！左一個祖制，右一個史鑑，佔領道德制度的制高點！罵的朝中鴉雀無聲.....而在明朝最後一根救命稻草出現時，朝中朋黨大臣們卻又都明哲保身，沉默以對，最該鼎力支持的內閣首輔：魏藻德，此時不顧皇帝乞求的目光，依舊不發一言。。。百年以下的我們現在依然能看到，寶座之上崇禎皇帝的孤獨與落寞的背影，感受到其內心的彷徨與無助。。明代最後一次決定國運的廷議，以被噴無果收場，是崇禎皇帝的悲哀，也是明朝的悲哀，更是我們民族的悲哀。。皇帝殉難，國破家亡，民族被異族剃髮奴役268年！
有學者說明亡於萬曆或亡於嘉靖，但本人還是贊同明亡於:言官黨爭。洪武皇帝當然想不到他所設立的言官制度，最後卻促成了他所創立王朝的滅亡。以史為鑑又不能食古不化，任何一種制度的設立都有其初衷和特定的時代特徵，只有與時俱進，革故鼎新，不斷改進才能適應時代發展要求。。
-―·――2018年-11月-6日
於滿目蕭瑟 葉落深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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