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明朝276年的國祚中，宦官亂政從來都不是一個新鮮詞。自明成祖開始，皇帝們為了集中皇權、削弱文官集團，非常倚重宦官。尤其是天啟年間，以司禮監秉筆太監兼東廠提督魏忠賢為首的“閹黨”，他們把持朝政長達八年之久，在朝野內外肅清異己，把朝廷攪得雞犬不寧。於是，崇禎剛剛登基便免去了魏忠賢一切職務，令其前往鳳陽守陵，“閹黨”這顆成長了八年的大樹轟然倒塌。
作為登基不久的少年皇帝，魏忠賢等閹黨在朝野中的影響，崇禎心知肚明。因此，在清算閹黨這件事上，崇禎算得上雷厲風行：寧肯錯殺一千，絕不放走一個。
在崇禎和世人的理解中，但凡閹黨都是禍國殃民之輩。除了當時閹黨中的高級官員諸如兵部尚書、吏部尚書之外，崇禎在全國範圍內興起大獄，因與閹黨有染而受株連的多達一千多人。就連袁崇煥都被人告密說他替魏忠賢修過生詞、是閹黨成員。
要扳倒閹黨，崇禎只靠自己的力量是做不到的，於是他迅速扶持起另一股力量與閹黨抗衡長期受到閹黨打壓的東林黨。
至此，明朝二百多年來形成的文官勢力和宦官勢力相互牽制的局面宣告終結，此後的17年中，東林黨一手遮天，不再有任何勢力能和這樣的一股龐大的文官勢力相抗衡了。也就是說，明朝政治局勢的平衡隨著閹黨的倒臺徹底被打破。
這樣的局勢真的好嗎？東林黨的“清流”們當真是一群道德高尚的官僚嗎？失去了權力制約的他們對明朝的政治走向真的起到了積極作用嗎？
暫且不管魏忠賢貪汙了多少銀兩、殺害了多少忠良，單看閹黨為政期間的政策，不難發現，閹黨的所作所為與東林黨比起來，還是有一部分是利於國家的。
拿財政收入來講，明朝後期最大的問題就是財政問題，西北有匪患，遼東有滿洲，朝廷急缺的是軍餉。天啟年間，魏忠賢設立礦監，核查全國的礦場數量、監督鹽運，每年都向東南各省的礦商和鹽商收取一大筆礦監稅和鹽稅。所以，天啟年間的農民承擔的賦稅尚無太多的加徵，邊疆的將士們也尚可溫飽，軍費勉強開支得起。
礦監稅自萬曆後期就開始設立，萬曆在文官集團的極力反對下設了又停、停了又設。到了天啟年間，災荒和戰事都比較嚴重，加上閹黨權勢正旺，文官集團無人敢反對此項政策。閹黨倒臺以後，東林黨的文官們馬上就上書崇禎，義正詞嚴地抨擊礦監稅為“惡政”，要求廢除。這其實是東林黨借廢稅之機打壓政敵的一種政治手段。
礦監稅被廢除後，明朝財政的缺陷立刻暴露了出來。為了應付日益增加的均非和朝廷開銷，崇禎聽信東林黨官員的建議，加徵遼餉、剿餉和練餉。然而，士紳階級坐擁大筆財富，卻不用交稅，這巨大的財政負擔直接攤在了全國農民的頭上。這是加速明末百姓走向反抗道路的一個重要的導火索。
崇禎不懂得權利的制約，他只看到了閹黨消極敗壞的一面，卻看不到他們的隱性作用；他同樣也看不到東林黨成員坐大後重蹈閹黨禍國殃民之覆轍的隱患。崇禎剷除閹黨，其出發點不能說是壞的，但是從長遠來看，權力制約的失衡最終會成為埋葬國家的墳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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