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語：人類歷史上，野蠻與文明一直是強勢民族用以描繪世界圖景的基本詞彙。建立這樣一種話語修辭結構，既可以塑造本民族的身份意識，也可以為武力征服或文化輸出提供理論依據。

歐洲的"野蠻人"概念無疑也具備這些共性，但它的演變尤其複雜，其主導性因素有時是文化，有時是政治，有時是宗教，但最核心的、從未消失的因素則是種族和民族。以文明自命的意識始於古希臘，它經過古羅馬國家和天主教教廷的培育，發展為一種強大的歐洲中心觀念，即使在他們的政治、經濟、文化處於低潮時，這種信心也從未動搖過。追溯"野蠻人"概念的演變，為理解歐洲人的世界意識提供了一把鑰匙。

一、"野蠻人"概念的提出

（1）"野蠻人"詞語的出現

古希臘人發明的barbaros一詞最初僅僅指外族人或外國人

《伊利亞特》

但在古希臘語中，言語和理性(邏格斯)恰好是同一個詞——logos。所以，在潛意識的排外心理作用下，原本用以表示語言差異的中性詞逐漸變成了表示文化等級的貶義詞：口齒不清的人必然思維不清，缺乏文明人的理性，或者說與動物相似。

古希臘人

在古希臘人看來，與野蠻人相對的文明人就是他們自己。文明人的主要標誌包括：有城邦形式的政體；懂希臘語；會欣賞(希臘式的)文學、藝術和哲學。按照這樣的標準，以希臘文化為規範，幾乎所有其他民族、尤其是亞洲民族都被定義為蠻族。

事實上，在古希臘作品中，異族人幾乎總是以傻子、奴隸和貪婪者的形象出現的。由於波希戰爭的宿怨，希臘人的仇外情緒尤其聚焦在報波斯人身上。歐里庇得斯的劇作《安德洛瑪刻》和斯特拉波的《地理學》都散佈了波斯祭司與母哲學親亂倫的說法，只有少數知識分子能超越這樣的狹隘心理。

（2）希臘"野蠻人"概念的具體化

後來的古羅馬史家李維完全認同上述立場，他說："全體希臘人和外族人、野蠻人的戰爭是永恆的，因為決定他們是敵人的乃是天性，而非每日都在變化的因素"。但這種基於民族立場的反蠻族意識在實踐中遇到了挑戰，即使一些從整體上鄙視蠻族的希臘人也發現，異族中的某些個體文明程度完全不遜於自己。

古希臘地圖

對這類人的稱讚一般是，雖然他們出身蠻族，在習俗、文化和宗教方面卻"

他在《雅典頌辭》中宣稱："在思想和語言方面，我們的城市已經把人類的其他部分遠遠拋在後面，她的學生都已成為其他民族的老師。她讓希臘從民族之名變成了智慧之名，那些與我們血統不同卻親近我們文化的人都應當稱為希臘人。"

亞歷山大大帝

亞歷山大的遠征正是以這種文化蠻族觀為背景的。如果希臘代表了人類文明的巔峰，如果異族的野蠻並非天性，可以通過文化的薰染變成文明，那麼自然的推論就是，希臘應當擔負起教化全世界的重任，將文明的種子播撒到天涯海角。

亞歷山大滅掉波斯，報了數百年之仇後，並未停下腳步，而是繼續推進，在所到之處按照希臘樣式建造城市，表明他的確以傳播希臘文化作為武力征服的終極目標。在同時代的希臘人甚至許多異族人眼裡，文明化就是希臘化。

二、"野蠻人"判斷標準的羅馬化

（1）"羅馬意識"的出現

最早使用希臘語barbaros對應的拉丁語形式的是古羅馬劇作家普勞圖斯，他的戲劇都是以希臘為範本，甚至直接從希臘作品改編，出現過barbarus、barbaria、barbaries等說法。這些表示"野蠻人

羅馬人

在邊境與羅馬發生過沖突的許多民族，尤其是凱爾特人和日耳曼人，都被稱為野蠻人。最初讓羅馬人感受到強烈威脅的是在意大利北部定居的高盧人（

但當高盧人不再有對抗的實力，並大量剛融入羅馬社會時，其在羅馬人心目中的形象也發生了變化，愷撒和西塞羅都說高盧人與羅馬人有同宗關係。在愷撒看來，高盧人終歸可以同化，萊茵河彼岸的日耳曼人才是真正的野蠻人。

日耳曼人

由於與蠻族的衝突曠日持久，羅馬人的文化自負感和對蠻族的鄙夷情緒比希臘人更為強烈，他們更愛用道德的語彙來描繪文明和野蠻之間的對峙。西塞羅就說，兩種文化的根本差異不在語言，而在風俗和道德。在羅馬共和國後期和帝國前期，"

而最為體現這種"羅馬意識"的就要屬維吉爾的《埃涅阿斯紀》了，作品之中將皇帝屋大維的血統追溯到了特洛伊王室，這就將羅馬與希臘聯繫在了一起。作品之中反覆強調的一點就是羅馬統治世界乃是神的諭旨。

《埃涅阿斯紀》

這從側面反應了羅馬所做的事並非是出於自身的利益，而是為了神聖的道義使命，目的就是要將"野蠻人"納入文明的秩序。《埃涅阿斯紀》這就成為了就是羅馬民族的一部經典，它勾勒了一幅救贖的宇宙圖景，只是它不是這些野蠻人的自我救贖，也不是上帝對世人的救贖，而是文明人對野蠻人的救贖。

（2）"野蠻人"判定的多樣化

羅馬競技場就成為了羅馬人區分文明與野蠻的代表，競技場的中央代表著異族人、罪犯、奴隸和荒野所組成的無序的野蠻世界，環形的觀眾席則代表著羅馬公民的文明世界，它擁有著完備的法律制度、宗教體系、道德規範和高度發達的物質水準。羅馬人深信他們的格言："來自外部的恐懼是內部團結最牢固的鏈條"。

古羅馬競技場

其實，如果跳出希臘—羅馬的地中海世界觀，所謂的蠻族根本不具備某種統一性，無論人種、語言、風俗、文化、政治，彼此之間都有極大的差異。僅在羅馬帝國邊境或者邊界之外生活的民族至少就以數百計，除開部族眾多的日耳曼人，比較重要的有東邊的波斯人(文明高度發達)、西邊的愛爾蘭人、南邊的埃塞俄比亞人(黑皮膚非洲人的統稱)和來自亞洲的遊牧民族。

但在羅馬人的想象中，這些民族共同構成了一個永不改變的野蠻邊界，他們無休止的兇暴、奸詐和混亂反襯出法制社會的美德，他們的存在證明羅馬的強力統治是合理的，否則黑暗將迅速吞沒文明之光。

"羅馬意識"的形成不僅靠政治，更靠教育。西塞羅等人的教育理論讓"文明＝羅馬"的公式深入到每一位公民內心。西塞羅認為，"野蠻人"的對立面是"文明人"，而"文明"其實就是"羅馬"的同義詞，它意味著像羅馬公民那樣熟悉希臘的文學藝術和羅馬的政治法律，羅馬公民所擁有的政治自豪與文化自豪將融合為一。

古羅馬地圖

為什麼羅馬民族可以在眾多民族中脫穎而出，成為文明的化身呢？維特魯維烏斯的解釋和亞里士多德一脈相承。他說："這是因為意大利位於世界的中心，天意讓亞平寧半島的民族兼具北方民族的堅忍和南方民族的機敏，宜於統治世界。"必須指出的是，當時這種帶有種族偏見的論調尚未發展到種族主義的程度，後者是建立在人種學謬論基礎上的。

羅馬人並不認為蠻族的特徵是由內在的生理基礎決定的，地理環境畢竟可以通過遷徙而改變。以埃塞俄比亞人為例，在非洲陷入動亂前，他們在羅馬人心目中的形象一直是正面的。羅馬人用氣候來解釋他們的膚色，並無任何歧視，甚至對他們的宗教、哲學和科學還多有稱讚。

三、"羅馬意識"的消失

（1）宗教化的"野蠻人"

公元4世紀初，天主教成為羅馬的國教。早在公元1世紀，

基督教

改信天主教的君士坦丁和繼任的諸位羅馬皇帝並未奉行世界主義的政策

羅馬統治世界的傳統天命和上帝通過羅馬之劍傳播福音的新天命融為一體，米蘭主教安波羅修等教會人士深信，天主教和羅馬帝國的聯盟將為雙方都帶來勝利。絕大多數信奉天主教的羅馬公民也認為，宗教和國家的目標是一致的，羅馬與蠻族之間巨大的文化和道德鴻溝，即使天主教都無法跨越。

天主教

普魯登修斯甚至宣稱："羅馬人和野蠻人的區別就像人和動物的區別，會說話的人和啞巴的區別，遵奉上帝教誨的人和盲從無知迷信的人的區別"。因此，天主教的世界主義理想在政治現實中日益狹隘，最終與羅馬的民族中心論基本重合，野蠻與文明之間的道德邊界沒有拆除。

（2）"野蠻人"的文明化

雖然蠻族不可教化，但奧古斯丁等人仍然相信，上帝的大能偶爾會在"野蠻人"身上造出奇蹟。西哥特軍隊沒有破壞教堂和聖產，令他既驚且喜，相信在聖靈感召下，兇殘愚頑如蠻族者，也可能表現出與其本性不相符的虔誠和仁慈。於此，一些羅馬人看到了通過宗教改造蠻族的一絲希望。

西哥特軍隊

奧羅修提出，接受天主教為野蠻人走向文明化提供了最好的希望。如果野蠻人和羅馬人能忠於這種共同的信仰，兩種文化的衝突就可最終解決，而這樣的前景與上帝拯救全人類的計劃是一致的。與此同時，隨著羅馬國力的衰落和來自蠻族的現實壓力日益增大，恐懼和憎惡情緒導致羅馬人對蠻族形象的妖魔化傾向。

公元4世紀開始，在動盪的北非和西亞地區，羅馬人開始把黑膚色視為邪惡的象徵。在天主教聖徒傳中，黑色總是和罪的概念聯繫在一起，撒旦也被普遍想象為一位兇惡恐怖的黑人，這也最終成為魔鬼的標準形象。此時，北方邊境的衝突更為激烈，一波接一波的遊牧部落向帝國發起了衝擊。

戰爭越來越頻繁殘酷，羅馬也不再佔據軍事上的優勢。這一時期官方的戰爭圖像刻意突出了蠻族非人的獸類特徵，把戰敗的野蠻人描繪成人首蛇身之類的怪物。而在更早的圖拉真和奧勒留時期的功勳柱上，羅馬人卻沒有明顯貶損"野蠻人"的跡象。

（3）猶太化的"野蠻人"

在羅馬帝國內部，一個新敵人也被創造出來了：猶太人。特土良在3世紀初就宣稱，天主教徒不是羅馬世界的國中國，他們反而是真正的、最優秀的羅馬人。猶太人才是國中國，而且是邪惡的。從奧古斯丁時代開始，在整個4世紀和5世紀，天主教的反猶呼聲日益高漲。

猶太人

舊的三分結構"異教徒、猶太人、基督徒"變成了新的三分結構"猶太人、異教徒、異端分子"，基督徒已經融入羅馬國家的正統，新的三類群體都是純正信仰的敵人。經過近兩百年的發展，羅馬形成了天主教信仰、羅馬民族和帝國政治三位一體的"文明世界"概念，被排斥在這個體系之外的都是"野蠻人"。

在西羅馬帝國最後一百年裡，政權岌岌可危，文明與野蠻的天平已經傾向"野蠻人"一方。爭權奪利的羅馬貴族總是更關心政治對手，而不是異族敵人，在皇位爭奪戰中，來自蠻族的將領和士兵往往成了他們的同盟。在邊境地區，處於守勢的羅馬帝國無法擊退蠻族，只好用定居地來賄賂他們，換取和平。

東、西羅馬帝國地圖

公元382年，第一個允許蠻族在帝國境內聚族而居的協議達成，此後便成為通例。到了450年左右，西羅馬境內已經形成許多哥特人、汪達爾人、勃艮第人的自治區。在這樣的形勢下，懷柔政策明顯佔據上風。特米斯丟呼籲政府關心蠻族的生活。他說："用武力征服蠻族，如果不繼之以仁慈，解決不了任何問題。"

蠻族地位的提高不僅因為其政治影響力，也因為與此時的羅馬政權相比，他們的文明程度有後來居上之勢。5世紀中葉，馬賽的一位神父寫道，人們"在蠻族中尋求羅馬的仁慈，因為他們已無法忍受羅馬人野蠻的殘酷。"根據普羅柯比和阿加提阿斯的記述，工匠和"基督教的哲學家"都拋棄了羅馬，遠赴他們心目中的理想之地——波斯。

西羅馬帝國滅亡後，蠻族在歐洲西部建立了許多王國。羅馬意識的國家基礎已不復存在，民族基礎也因為各族雜居而消失，

天主教教廷

在中世紀前期，由於世俗政權的削弱，天主教教廷的影響力大幅提高，宗教成為歐洲人日常生活的中心。"野蠻人"變成了天主教徒的對立面，與是否出身傳統意義上的蠻族無關，此時的"蠻族"主要由異教徒和基督教內部的異端組成，以前附著於野蠻人身上的道德屬性，諸如兇暴、狡詐、殘忍等也成為新群體的標籤。

四、"野蠻人"概念的變化

（1）"野蠻人"的新定義

中世紀中期，異教徒對歐洲的進攻趨於緩和，歐洲的經濟、政治、文化也發展起來。到了11世紀，歐洲外部相對安全，內部的異教徒也基本消失，"野蠻人"一詞似乎暫時失去了針對性，但歐洲各地文明程度的欠均衡狀態為它找到了新的使用空間，歐洲各民族和國家之間開始用"野蠻人

羅傑·培根

隨著古典文化的復甦，歐洲的知識分子越來越傾向於從心智的角度來定義"野蠻人"：思維幼稚，缺乏邏輯，易受迷惑，不服從法律和理性。阿爾伯特、聖托馬斯、羅傑·培根等著名人物都持這樣的觀點。

文藝復興時期，隨著民族國家意識的興起，歐洲內部對待前基督教時代"野蠻傳統"的態度發生了分化，不再一致把羅馬視為異教時代的文明巔峰。羅馬傳統的讚頌者相信，意大利之所以沒在西羅馬帝國滅亡後淪入蠻族之手，並迅速建立了以羅馬為中心的神權體系，應當歸功於羅馬千年文明的遺澤。

同時代的鄰國匈牙利之所以在文化、習俗、政治方面都顯出野蠻的痕跡，是因為長期遭受匈奴、阿瓦爾和馬札爾等落後民族佔領。意大利文藝復興時期的學者把人文主義當成了一種民族主義。和他們崇拜的古羅馬作家一樣，他們也用文明與野蠻的對立來張揚自己強烈的文化自豪感和愛國主義情緒。

伊斯蘭教

與此同時，歐洲的人文主義者普遍加入了反穆斯林的合唱。在中世紀的十字軍東征時期，天主教教廷主要是用宗教意識形態煽動反伊斯蘭教的情緒；這一時期的人文主義者則著力恢復古代"文明與野蠻"的二元修辭。他們一方面沿襲了教會的偏見，將穆斯林對手描繪成魔鬼的工具，第一方面也從土耳其人遊牧的生活方式論證他們的野蠻出自天性，不可信任。

（2）知識分子對"野蠻人"的態度

在如何對待土耳其"野蠻人"的問題上，人文主義者分成了兩派。一派支持聖戰，認為土耳其人是殘暴的野蠻人，一心只想喝基督徒的血；另一派則反對聖戰，竭力將土耳其納入西方的文化傳統。雙方都以貌似學術的態度討論土耳其人的血統。

因為前現代的人普遍相信，血統即天命，會在種族的性格上烙下不可磨滅的印記。

但在土耳其滅掉東羅馬帝國之後，強烈的反伊斯蘭情緒使得歐洲人不願接受這樣的說法。15世紀的新理論認為，土耳其人絕非源於特洛伊人，而是古希臘史家希羅多德提到的斯基泰人的後代，是地道的蠻族。

馬丁·路德

文藝復興時期，人文主義的發展並未遏止對猶太人的妖魔化。事實上，一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戰，歐洲人對猶太人的迫害和屠殺從未停止過。德國宗教改革的領袖馬丁·路德就是狂熱的反猶分子，英國文豪莎士比亞也在《威尼斯商人》中表達了強烈的排猶情緒。無論外部敵人如何變化，猶太人始終被看成歐洲內部的"野蠻人"。

從17世紀到19世紀，歐洲主要國家陸續完成了政治和經濟的現代轉型。歐洲文明成為世界的強勢文明，在拓展市場和搶佔殖民地的過程中，其他民族都被劃入"野蠻人"範圍。歐洲人在歷史上第一次衝破了"野蠻人"的封鎖，反守為攻，如釋重負。

18世紀的英國史家吉本在《羅馬帝國衰亡史》中欣慰地宣佈，依靠技術和物質上的優勢，歐洲終於不再受蠻族噩夢的困擾，西方文明終於不再如履薄冰。政治、經濟和科學的全面領先讓歐洲獲得了空前的自信。"

結語：文明與野蠻的二元之分在歷史上的強勢民族中是普遍現象，但歐洲的"野蠻人"概念有其獨特的發展軌跡。大略而言，古希臘時期的重心偏文化，古羅馬時期偏政治，中世紀偏宗教，文藝復興時期偏民族。

但無論在哪個時期，其內核都是民族與種族中心思想，都是將現實或者想象的優越地位解釋為特定民族與種族的歷史宿命和哲學必然。從"野蠻人"概念在歐洲的演變可以看出，民族中心主義是一種極具彈性和適應性、同時又極度頑固的心理傾向和思維模式，它需要用世界主義加以療救。

參考文獻：

《歐洲文明史》

《歐洲極簡史》

《希臘精神》

《羅馬史》

《歐洲文藝復興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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