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讀：被稱為首爾“好萊塢”、被視為韓國電影的“搖籃”的忠武路，究竟懷揣了哪些秘密？
文 | 曾鼐
第92屆奧斯卡上，韓國電影《寄生蟲》當屬最大贏家，包攬最佳影片、最佳導演、最佳原創劇本和最佳國際電影等四大獎項，並創下多項紀錄。
站在奧斯卡領獎臺上，該片編劇之一韓進元說：“要與忠武路電影人共同分享這份榮譽”。
忠武路對於韓國電影有何意義？韓國影視業20年的騰飛又有何奧秘？
忠武路地鐵站內的牆上貼著電影海報和藝人照片
忠武路：韓國電影的“搖籃”
忠武路位於首爾市中心，毗鄰明洞，這裡有首爾“好萊塢”之稱，也被視為韓國電影的“搖籃”。
從地鐵站出來，大幅電影海報和知名藝人的照片掛在牆上。街道口，大韓劇場的招牌尤為顯眼，這座1956年啟用的劇場，共9層、有11個電影放映廳，時至今日仍在運營。
回眸歷史，忠武路的興衰折射了韓國影業的變革。
在朝鮮戰爭後，以明洞為代表的新商圈在首爾崛起，一些咖啡廳便順勢在周邊的忠武路“落地”，成為早期電影人交流的公共場所。隨後，大批電影院、製片公司、劇場等在此聚集。數據顯示，1950年代後期，設在忠武路的電影公司已超70個。
忠武路地鐵站內的“電影空間”
忠武路濃縮了一代韓國影人的黃金期。在這裡，奉行“學徒制”，入行者從最底層做起，經過各工種歷練，才有望成為執機導演。一批名演員以出身忠武路為榮、甚至自成一派。在此也形成一套獨具特色的發行網，電影製作方與導演“一對一”簽約。以今日角度觀之，這種體系封閉且帶有壟斷色彩，但在特殊的歷史環境下，極大促進了韓國影業的發展。
從上世紀80年代末，隨著電影改革運動在社會漸成氣候，掀起韓國電影新浪潮。此後，獨立電影興起、多樣化的藝術形態不斷進入公共視野。1988年進入大學的奉俊昊，畢業後也曾來到忠武路，他在這演過配角、當過助理。那時，《太極旗飄揚》等一批韓國“大片兒”在此誕生。
忠武路街上的小劇院
電影人的星光在此綻放，這條不到兩公里的“電影街”翻開韓國影業的獨特篇章。韓國文化觀光研究院研究員金圭璨如此評價，忠武路是韓國電影的一個“象徵”，特定的年代和社會氛圍，讓它成為韓國電影發展的“拐點”。
正如那句流行語所言，它見證了傳奇，也見證了傳奇謝幕。
韓國電影業崛起有何秘密？
如果說忠武路，代表著韓國影人“夢開始的地方“，那韓國電影產業近20年的劇變，反而讓忠武路星光漸褪。
1980年代後期，韓國電影環境發生根本性變化。尤其在1999年，三大事件對韓國電影史具有標誌性意義：
第一，《生死諜變》的熱映。
該片被視為韓國民族電影工業崛起的代表。影片以南北關係為背景，曾在當時創造3500萬美元的票房“奇蹟”，600多萬觀眾走進影院。上映當天，電影票4小時內被搶光。
《生死諜變》
第二，CGV影院創立。
韓國最大食品公司CJ集團投資CGV影院品牌，這是大資本佈局娛樂傳媒業的開端，此後根本性地改變了韓國的影視生態體系。
第三，成立電影振興委員會。
肩負“審查功能”的公演倫理委員會退出歷史舞臺，政府開始以更靈活的方式扶持影視業發展。
這些“大事件”背後，是政府和市場的共生同存的博弈關係。1999年，金大中政府二次修訂《電影振興法》，廢除審查制、改為分級制，開始尊重電影界自律權，並允許投資進入影視業；同時，實行嚴格的“銀幕配額制”，要求全年146天播放本土電影。
同期，大財團和大企業介入電影市場，打破了忠武路固有的發行網絡，公司開始搭建自己的分銷渠道。另類電影和新生代電影人逐漸嶄露頭角，與傳統忠武路派的創作風格迥異。面對競爭和資本浪潮，忠武路的電影老闆們不再固守一街，開始外遷至首爾江南等地，此後這漸成趨勢。
1999年起，韓國本土電影迎來一段“百花齊放“的全盛時期，如《共同警備區》《實尾島》等現象級作品接踵而至。
《共同警備區》
但很快，2006年的韓美自由貿易協定（FTA）對韓國電影業投下重磅炸彈。
作為韓美談判的前提，韓國在熒幕配額比例上作出讓步，將此前每年146天播放本土電影減少至一半、僅為73天。早在1999年，為抗議韓國加入WTO、開放外國電影配額，韓國電影界就曾發起著名的“光頭運動”，姜帝奎、金基德、李滄東等韓國名導演集體發聲，要求捍衛民族電影發展。2006年新配額制施行後，再次激發業界強烈不滿。
被譽為韓國電影業崛起的標誌“光頭運動”
就在此時，韓國政府又出手了——打出一系列“組合拳”扶持國產電影。據韓國文化觀光研究院研究員金圭璨介紹，最有代表性的是政府的特殊預算和“母胎基金”政策。特殊預算方案，要求將電影票房收入的3%歸入政府預算，由官方調度資金，支持本土電影。“母胎基金”，則由政府主導，以基金方式加大對國產電影投資。
縱觀韓國電影業近20年發展，金圭璨總結稱，是在“政府保護”與“競爭”中成長。他以“養孩子”做比喻稱，要給予一定的支持，但更要有殘酷的競爭“讓它自己站起來”。
韓國電影也曾有至暗時刻。審查制度曾嚴重製約影業發展，而朴槿惠政府執政時期的“文化界黑名單”，封殺電影人，對整個電影環境造成破壞性打擊，如《寄生蟲》導演奉俊昊、主演宋康昊都曾因黑名單事件而受牽連，多年無佳作問世。
“韓國電影發展的一大啟示是，官方要有所為、也要有所不為。”金圭璨分析，政府和市場的角色要有清晰界限。一方面，政府可以通過建構法律制度，保障電影人權益，淨化行業生態；另一方面，只有培育開放、寬鬆的市場環境，才能更好完善產業鏈條。他以為，這正是《寄生蟲》能誕生的核心。
如今走在忠武路，大型電影製作公司難覓蹤跡，以往依託特定區域形成的分銷模式和製作機制已經瓦解。忠武路沒落了。但沒有沒落的，是街頭的電影文化。
大眾文化的普及，正是助推韓國影業發展的動力。在忠武路地鐵站內，官方設立了一個影視中心。首爾市文化信息產業組組長李鎮淑介紹，這主專門向民眾和電影從業者，提供影像裝備、資料等，每年約7萬人使用。據悉，首爾市還正在忠武路修建一個綜合性文化空間，主要用於放映藝術電影等非商業影片，目的是“讓更多百姓接觸電影”。
韓國文化觀光研究院研究員李星閔分析稱，對於電影業發展，產業性、藝術性和觀眾，缺一不可。他認為，通過多樣化的觀影環境，培育觀眾的綜合審美，才能更好地反向激勵創作者的自我提升，從而助推電影產業發展。“如果觀眾不愛看，《寄生蟲》早就被淘汰了。”
為何《寄生蟲》捧起“小金人”？
《寄生蟲》問鼎奧斯卡“四冠王”，創造了亞洲電影的新歷史。這是韓國影人幾十年奮鬥的回報，亦有意外之喜。
多年來，韓國電影已是歐洲三大電影節的常客。在《寄生蟲》摘得“金棕櫚”之前，韓國導演李滄東的《燃燒》等佳作也曾在戛納收穫如潮好評。而奉俊昊本人，也早憑藉《雪國列車》《玉子》等，證明了當代韓國影視藝術性的造詣。
談及《寄生蟲》的奧斯卡榮譽，韓國影評人普遍認為，它最大的特點是“做到藝術和商業的平衡”，正契合電影業的雙重屬性。相較歐洲電影節濃重的“藝術”氣質，《寄生蟲》橫掃奧斯卡，也是對韓國電影“好萊塢”式商業化運作能力的一次肯定。
《寄生蟲》主創團隊在韓國舉行發佈會
從電影語言分析，《寄生蟲》取材韓國貧、富兩個家庭故事，用黑色幽默的犀利語言，諷刺了階級差距等現實問題。電影雖聚焦韓國社會，探討的卻是放之四海皆有的共性問題，深刻拷問人性，極易產生共鳴。電影極具導演個人色彩，出身社會學系的奉俊昊，擅長以“底層視角”進行視覺化創作。
從電影生產模式看，《寄生蟲》採用了標準的“好萊塢”式運作體系。影片背後是成熟的資本運作機制，出資方CJ副會長李美卿，同時是美國電影藝術與科學學院會員。
奉俊昊曾透露，出征奧斯卡是個“漫長的戰役”，為了在國際市場推廣影片，自己和主演連續數個月“站臺”600多場發佈會。背後的道理不言自明，爭奪“小金人”不僅關乎影片本身，更是資本和人脈的較量。
作為奧斯卡歷史上第一部獲得最佳影片的亞洲電影，第一部獲得最佳電影獎項的非英語電影，第一部同時獲得奧斯卡最佳國際影片和最佳影片的電影，《寄生蟲》對於奧斯卡也意味著一場“自我改革”。
奉俊昊曾說過這樣一段話，“一旦克服了一英寸的’牆’的障礙，將會看到更多精彩電影。”一英寸的牆寓意“翻譯字幕”，暗指歐美觀眾不看帶有字幕的外語電影。多年來，非英語片在好萊塢長期處於被壓制的狀態，《寄生蟲》的“逆襲”迎合了奧斯卡改革大勢，“白人盛宴”的落幕，對美國電影工業也有極強的革新價值。
《寄生蟲》並非個例。此前，韓國偶像組合防彈少年團連續打入美國公告牌百強單曲榜，刷新多項紀錄，震撼了歐美樂壇。
變革已經開始。“不要害怕冒險，要不斷挑戰。”這是奉俊昊送給未來電影人的忠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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