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盤盤雁門道，雪洞深以阻。半嶺逢驅車，人牛一何苦”。

——元好問《雁門道中書所見》

曾是“天下第一關”

金代大詩人元好問所寫的這兩句詩，生動地描繪出了雁門關地勢的險峻：山路盤旋曲折，深澗積雪不化。如此難行的道路，竟使得詩人對在雁門關山路上行走的人、畜產生了深深的同情。雁門關之“險”由此可見一斑。

即便是“雁門”這個名稱的來歷，與關隘的險峻同樣不無關係。《山海經》裡就有“雁門山者，雁飛出其間”的說法。這句話的大概意思是說，大雁每年隨寒暑季節交替而南北遷移，雁門山山高林密，大雁難以飛越，而雁門關位於山中缺口，正好成了鴻雁必經之地。久而久之，人們就將此處關隘稱作“雁門關”了。

雁門關

這座如此險峻的關隘，位於山西代縣縣城以北約20公里，“北嶽”恆山主峰——雁門山中。與許多其他長城上的關隘一樣，現在的雁門關也是修建於明代（洪武七年，1374），關門兩側鑲嵌磚鐫楷書楹聯：“三關衝要無雙地，九塞尊崇第一關。”

“九塞尊崇第一關”這句話，當然不是信口開河。古書《輿圖志》裡就說，“天下九塞，雁門為首。”這句話的意思是，天下本有“九塞”最為險要，而“雁門關”的險要又排在“九塞”之首。因此，“天下第一關”這個稱號本來應當屬於雁門關的。只不過明朝建都北京，近在咫尺的山海關因此成了關係京畿安危的重中之重，地位扶搖直上。這才使得後人提及“天下第一關”，首先想到的是“山海關”，而非“雁門關”。

“雁門關”既能名列“九塞”之中，自然在“險”之外，也有“要”的一面。雁門關所處的晉北地區，地近歷史上的農耕-遊牧分界線。秋高馬肥之際，北方遊牧民族政權往往乘機驅師南下。從地理上看，雁門關一帶處於從恆山山脈向汾河谷地過渡的地帶。高大的山體有力地阻止了遊牧騎兵的肆意南下，要想突破這一防禦體系，最有效的方法是從其山脈中比較低平的谷口、隘口通過南下。這就決定了雁門關勢必成為敵對雙方必爭的咽喉要地。

雁門關的地理位置

戰國末年的趙國名將李牧，便是在雁門名揚四海。當時的匈奴時常內犯，李牧利用雁門的險要地勢，設下埋伏。待匈奴騎兵趕到，李牧以戰車陣從正面迎戰，限制、阻礙和遲滯敵騎行動，步兵集團居中阻擊，弓弩兵輪番遠程射殺，而將騎兵及精銳步兵控制于軍陣側後。當匈奴軍衝擊受挫時，李牧乘勢將作為預備隊的機動精銳部隊由兩翼加入戰鬥，發動鉗形攻勢，一舉殲滅敵騎十餘萬人，迫使匈奴人遠遁北方，十餘年不敢接近趙國邊境。

李牧大破匈奴

假若再深層次地看，雁門關以北的大同盆地因其北部山地低口易被透入，經常被北方遊牧民族政權佔領。在這樣的情況下，雁門山險要的屏障作用便顯得愈加重要——敵軍若再透過此地險要，雁南地區的汾河谷地的低平地勢，將更加有利於騎兵的進攻。馳騁在開闊的平原地帶的北族騎兵，將會輕而易舉地威脅到太原的安全。甚至進一步沿著山西高原中部雁行式排列的盆地長廊，深入中原文化區的腹地。正因如此，雁門關才被稱為“外壯大同之藩衛，內固太原之鎖鑰”。

五代時期的情形就是這樣。石敬瑭背叛後唐，向契丹乞援，甚至恬不知恥地認年歲比自己小的契丹主耶律德光為父親。耶律德光親自帶兵南下，打破後唐對太原的包圍。既便如此，他還是心有餘悸地承認，後唐要是在雁門關“伏兵險要”，自己肯定是來不了的。恰恰是因為後唐疏忽了雁門關方向的守備，令契丹鐵騎長驅深入，才讓耶律德光僥倖得手，在“兒皇帝”石敬瑭面前吹噓什麼“這下肯定成功了（知大事必濟也）”。同樣道理，明人也提出，“雁門不守，山西地方皆不可得而守矣”。可見古代不同立場的兵家對於“得雁門而得天下，失雁門而失中原”這一點卻有著近乎一致的認識。

三晉烽火

正因如此，古往今來，雁門關可說是兵事不斷。雖朝代更替，但戰略地位並不變更。北宋年間，由於石敬瑭為一己之私割讓“燕雲十六州”的惡果，大同盆地淪為契丹、女真等遊牧民族南侵的一個策源地，山西北部的忻、代盆地也就成了他們進逼中原的主要方向。北宋未能收復幽雲之地，在山西方向的防務只得經營太原為重鎮，北阻雁門。在北宋對契丹的戰爭中，名將楊業“無敵”的英名就是與雁門關緊緊地聯繫在一起的。北宋太平興國五年（980）三月，遼景宗親率契丹十萬鐵騎突入雁門，當時擔任代州刺史的楊業，率麾下數百騎自西陘出小陘至雁門北口，南向背擊，一舉擊破契丹大軍。至於戲文、小說、民間傳說之中，“楊家將”在雁門關一帶徵戰的故事同樣很多，薈萃成北宋軍事文學之大觀。

到了明代自成祖（朱棣）之後，遷都北京。雁門關在軍事地理上的地位為之一變。《讀史方輿紀要》裡說，“明既定都於燕，而京師安危常系山西之治亂”。當時北京西北方向的防務，有“內三關”與“外三關”的說法。前者指的是居庸、紫荊、倒馬三關，後者就是雁門關及附近的寧武關與偏頭關。

以雁門關為首的“三關”之所以被看作包圍京城的“外三關”，主要原因在於它們是山西的“內險”，是聯繫或阻斷山西中部與北部的一條憑險據守的防禦地帶。北方遊牧騎兵一旦在突破大同防線後攻破雁門三關，北京城就顯得岌岌可危了。因此有明一代，雁門關始終處在同韃靼、瓦剌衝突的前沿。1519 年，由於幷州邊患（一年內瓦剌軍以雁門關入侵達 12 次之多），正德皇帝朱厚照曾沿長城北巡雁門關，駐蹕代州。

另一方面，作為軍事要塞的雁門關，同樣是一個重要的交通要道，連接重鎮大同。從南方入境的農民起義軍或反叛武裝，也可以經雁門三關取道大同、宣化，東擊紫荊關、居庸關。在這方面最為典型的例子莫過於明末的李自成義軍，從西安起兵，東渡黃河進入山西。當時明軍已有土崩瓦解之勢，李自成軍只有在雁門關附近，同屬“外三關”的寧武關才遇到了明朝守將周遇吉的頑強阻擊。只不過獨木難支，寧武關失守之後，就連那赫赫有名的居庸關也無法阻止李自成大軍朝向北京的前進步伐了。

現代硝煙

總而言之，以雁門關為主戰場的戰爭類型，主要是攻堅戰與防禦戰。尤其是宋、明兩代，守軍因山順勢，控制險要，利用內長城或城池堡寨等永備工事，層層設防，堅守作戰，併力圖通過消耗、疲勞敵軍或出擊突襲、腹背夾擊，殲滅或擊退來犯之敵。特別是明代，在雁門關外築大石牆3道，小石牆25道；與雁門關相連的代縣境內雁門關長城長約27. 5公里，共設有敵樓41座；雁門關之內則加固軍事重鎮代州城的城防工事，從而形成一個呈南北向近似一線排列的縱向防禦體系，以期延緩佔據優勢的北族騎兵的進攻速度，為後續軍事行動贏得時間。

耐人尋味的是，現存的雁門關雖然建於數百年之前的明代。雁門關關城和內長城一線許多大型空心敵樓炮位與射擊窗的設置，交叉火力點的佈置，卻明顯體現出了由冷兵器向冷、熱兵器並用的過渡特徵點。這一點，就使得雁門關在進入20世紀之後，在現代火器已經完全取代冷兵器的條件下，仍然能夠發揮出較強的防禦功能。

雁門關與內長城

論及近代戰爭中的雁門關，與閻錫山關係頗深。這位“閻老西兒”從北洋軍閥時代，就開始經營三晉，以“山西王”自詡。1926年，閻錫山的晉軍與直、奉軍閥聯合對馮玉祥的國民軍開戰。晉軍的戰鬥力一向不強，在大同遭到國民軍的迎頭痛擊，被迫退守雁門關。在這裡，晉軍憑藉險要地形嚴防死守，苦戰擊退國民軍。待到國民軍在與直、奉軍閥主力交戰中失利西撤後，閻錫山趁機派兵追擊直至綏遠（今屬內蒙古），擴大了自己的地盤，晉軍也因此改名為“晉綏軍”。一年之後，閻錫山改換門庭，投身北伐，掉轉槍口對奉軍開戰。誰知晉綏軍仍舊不堪一擊，閻錫山又只能以主力退守雁門關，堅守數月令奉軍無可奈何，山西仍舊牢牢控制在閻錫山手中。

閻錫山

而在抗日戰爭中，閻錫山的如意算盤卻落了空。1937年10月，武器裝備佔優絕對優勢的日軍侵佔大同後，繼續向南進犯，目標指向太原。晉綏軍隊在平型關、雁門關一線憑藉山地的有利地形也未能阻擋住日軍進攻，節節潰退，內長城防線迅速瓦解。此時，中共中央軍委主席毛澤東立即向八路軍總部指示：八路軍要在敵之翼側和後方積極打擊與鉗制敵人，配合友軍保衛忻口、太原。1937年10月18日，八路軍在雁門關以南之黑石頭地區伏擊南北對開的日軍汽車數十輛，經三小時激戰，殲滅日軍300餘人，擊毀汽車20餘輛。23日，八路軍在雁門關附近的王董堡再次伏擊日軍汽車運輸隊。敵死傷百餘人，十幾輛汽車被擊壞。八路軍的這兩次在雁門關的連續伏擊作戰，共殲滅日軍500餘人，擊毀汽車數十輛。

八路軍截斷日軍後方交通線

更重要的是，日軍由大同經雁門關至忻口的交通線一度被切斷，這給南下進攻忻口的日寇後方運輸造成了很大困難。由於再抽不出更多兵力增援忻口戰場，其後方又遭到八路軍的頻頻襲擊，當時的日軍已經在被迫進行北撤準備，而此時的中國軍隊仍具有繼續作戰的實力，忻口正面戰場上的形勢正向著有利於中國方面的方向發展。可惜另一路日軍於10月26日攻克扼守晉冀交通線的娘子關，導致中國守軍突然面臨腹背受敵的危險局面，忻口會戰才告功敗垂成。

斗轉星移，時過境遷。如今的京原鐵路和108國道從雁門關下橫穿而過，令天塹變為通途。無論如何，雁門關的古老關城畢竟經受住了經受住了從冷兵器到熱兵器的時代考驗，直到今日，仍舊讓人對這一“兵家必爭之地”刮目相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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