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刻明州本《文選》，是現存最早的《文選》完帙刻本，但我們的國家圖書館僅藏有兩個殘本，據付剛《文選版本研究》對明州本的調查：國圖殘本“一存二十四卷，即三至五、九至十一、十五至十七、二十一至二十三、二十七至三十五、四十五至四十七。一存九卷，二十至二十八。臺灣故宮博物院亦藏一殘本，共五十卷，缺卷二十至二十九。然遠在東鄰，日本足利學校遺蹟圖書館卻藏有完帙，1975年由足利學校遺蹟圖書館後援會影印問世。”[1]足利藏本不僅是明州本之完帙，而且是明州本中的早期印本，沒有一頁補版，對於研究《文選》的註釋、版刻與流傳，具有非常重要的意義。
梁昭明太子蕭統所編《文選》，是我國現存最早的通代詩文總集，選錄先秦至梁代詩文辭賦七百餘首，是研究梁以前文學的重要文獻。《文選》以昭明太子所編又稱“昭明文選”，自隋代初年蕭該始，注本疊出，版刻不絕，並漸次形成以註釋、校讎、評論為核心的“選學”，由唐至清直至當今，瓜瓞延綿，流沫不絕。
現存版本大致可以概括為唐鈔注本（及日本轉抄唐本）、李善本、五臣本、五臣—李善本、李善—五臣本五類，茲分述如下：
一、唐抄本以及日本轉抄唐本
敦煌吐魯番出土的《文選》抄本，有白文本和注本。2000年中華書局出版《敦煌吐魯番本文選》，將大部分殘卷彙集影印。同年巴蜀書社出版《敦煌本〈文選注〉箋證》，所收敦煌本書影又出《敦煌吐魯番本文選》之外。
清末日本學者發現的《文選集註》抄本，現分藏各處。過去有羅振玉以及“京都帝國大學文學部”的影印本；2000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彙編出版《唐鈔文選集註匯存》，十分便利使用。
傳存抄本皆是殘卷，且與刻本系統存在較大差異，需要單獨研究，目前出版的資料也比較豐富。而對大部分讀者來說，更重要的是以下四類刻本。
二、李善注本
李善“上文選注表”的時間是唐顯慶三年（658）九月，現存最早的李善注刻本為北宋國子監本，雖系殘卷，但可證李善注本流傳之緒，彌足珍貴[2]。其次為南宋淳熙八年（1118）尤袤刊本，是現存最早完帙，有1974年中華書局影印本。此本明清遞有翻刻，而以清嘉慶十四年（1809）胡克家本影響最大。1977年中華書局影印胡刻本，書後附錄《胡刻本與尤刻本異文》以及篇目、作者索引，屢經重印，是當今最具影響力的本子。
三、五臣注本
呂延祚“進集註文選表”的時間在唐開元六年（718）九月，此所上者即五臣注。表中稱李善注“忽發章句，式微載籍，述作之由，何嘗措翰”，因此另集呂延濟、劉良、張銑、呂向、李周翰五臣為注，“三複乃詞，周知秘旨，一貫於理，杳測澄懷。……作者為志，森乎可觀”。與重在解釋詞義及典故的李善注不同，五臣注重在闡述文章題旨及背景，故簡注而詳疏。這種方法入宋後漸受質疑，故流傳日稀，傳存至今者，除日藏舊抄本外，有宋刊本兩種，其中紹興三十一年建陽陳八郎宅刊本雖有補鈔，仍成完帙（全書三十卷，其中卷二十一至二十五系補鈔，另外也有部分缺頁補鈔），有臺灣影印本。另一種杭州開箋紙馬鋪鍾家刻本，現存殘卷（參詳《中國版刻圖錄》）。另朝鮮有多種版本，包括刊本和活字本。
四、五臣—李善注本
六臣注可分兩類：一類五臣在前，李注在後。一類李注在前，五臣在後。因屬於前一類的廣都裴氏刊本及其翻刻本題作“六家文選”，故有些學者將前一類稱為“六家注”本，以區別於後一類“六臣注”本。將五臣注與李善注合刊的初始時間已難確考，資料顯示以北宋元祐九年（1094）秀州州學刊本為最早，且五臣在前，李注在後。屬此類型的有明州本、廣都裴氏刊本以及明袁褧嘉趣堂重刻廣都裴氏本、朝鮮活字本等。
現存版本中，以明州本時間最早，北京圖書館、臺灣故宮博物院、日本宮內廳、日本東洋文庫等均有收藏，皆有識語說明紹興二十八年十月趙善繼知明州任，即命校正修版（見人文版《文選》書前圖版一。參見人文版《文選》所刊長澤規矩也《解說》及臺灣《故宮博物院宋本圖錄》。識語只稱“趙公”，《乾道四明圖經》卷十二《太守題名記》雲：“趙善繼，右朝散大夫直秘閣，紹興二十八年十月初八日到任，二十九年六月二十六日罷任。”《寳慶四明志》同）。日本足利學校藏本有1974至75年汲古書院影印本。
廣都裴氏本有臺灣故宮博物院藏本（見人文版《文選》書前圖版三。另可參臺灣《故宮博物院宋本圖錄》）。但該本用袁褧嘉趣堂重刻本配補，全書60卷中宋本僅存26卷。據《知聖道齋書跋》及《天祿琳琅書目後編》，廣都裴氏本有識語云“命工鍥於宋開慶辛酉，至鹹淳甲戌仲春工畢”云云。然據《天祿琳琅書目（前編）》卷十，此識語見於嘉趣堂覆刻本的某些傳本，為書賈造偽以冒充宋本者。日本版本學家阿部隆一據刻工名等推斷，廣都裴氏本的刊刻時間當在南宋光宗朝至寧宗朝前期之間[3]。至於袁氏嘉趣堂覆刻廣都裴氏本，則刊成於嘉靖二十八年（1549），而嘉趣堂本亦有翻刻本。
朝鮮活字本有韓國奎章閣藏本、日本東京大學東洋文化研究所藏本等，前者有韓國影印本，後者可在其網頁查看全文。此活字本書後載錄了三則歷史上《文選》刊刻中的重要版本信息（並見人文版《文選》書前圖版四），計有：
1、天聖四年（1026）平昌孟氏刊五臣注本沉嚴《後序》
2、國子監校刊李善注本天聖三年（1025）校勘、天聖七年雕成、天聖九年（1031）進呈諸臣銜名
3、元祐九年（1094）秀州州學彙刊五臣注、李善注之識語
其中平昌孟氏刊刻五臣注本《後序》及秀州州學彙刊識語尤其重要，且不見於其它版本，因而近年來備受學者矚目（張元濟1951年在《涵芬樓燼餘書錄》中已言及此本，但當時似未見重視）。據這些識語可知，元祐九年（1094）秀州州學以平昌孟氏刊五臣注本為主體，參用國子監刊李善注本，新編成六臣注彙編本。秀州州學刊本當是此類刊本之祖本，可惜現在已經亡佚不可得見。此本所用活字乃十七世紀初訓練都監重雕者，雖附錄“宣德三年（1428）朝鮮鑄造活字記”（見人文版《文選》書前圖版四之四），實際非宣德三年鑄字，排印時間更在嘉趣堂本之後。
五、李善—五臣注本
宋贛州本、建州本、元茶陵本等皆屬此類。有研究者指出，贛州本刊刻於紹興、淳熙間（1162－1181）[4]，是此類刊本中現存最早的祖本。另據學者分析，建州本屬於贛州本系統，而茶陵本乃覆刻建州本[5]。1919年，商務印書館將涵芬樓所藏建州本影印編入《四部叢刊》初編，近有1987年中華書局的再次影印本和1999年浙江古籍出版社的縮印本，故使《四部叢刊》本亦大行於世。臺灣另有影印歷史語言研究所收藏“宋末刊本”，在臺灣一地普及較廣，實則明代翻刻茶陵本，書賈偽造刊記冒充宋本而已[6]。
歷史上幾種《文選》注本的出現與刻本的刊刻流傳往往此消彼長，並與時代風氣的變革密切相關。倪其心先生指出，唐貞觀年間南北文風以中和雅正趨於一致，學風崇實，不尚清談，此時出現的曹憲《文選音義》即重在文字訓詁，學承曹憲的李善《文選》注亦以訓詁為主而推及釋事詮典；高宗永隆二年（681）以後的四十年間，進士考試須“先試雜文兩首”，迫使舉子必須熟練掌握各種文體，因此重在疏通文意、探究“述作之由”的五臣注便應運而生。直至北宋，利於習文、便於科試的五臣注仍然較李善注更受歡迎[7]。另據《宋會要》、《玉海》等記載，景德四年（1007）三館秘閣曾奉詔對李善注《文選》校勘、刻板，但大中祥符八年（1015），剛剛刻成的書板卻在宮城火災中焚燬。天禧五年（1021），監三館書籍之劉崇超以“內《文選》只是五臣注”，再次奏請刊刻李善注本，至天聖七年（1029）刻成[8]。所以此前北宋國子監只有五臣注本。又據天聖四年（1026）平昌孟氏刊五臣注本沉嚴《序》稱，“二川、兩浙先有印本”，可見除國子監本外，北宋前期民間坊刻五臣注本尚有數種。
由於北宋前期只通行五臣注，到天聖年間始出現李善注刊本，李善注的影響力不大，因此當時甚至有李善注出現在五臣後的錯誤說法[9]。在這種情形背景下，秀州州學首次彙刊六家注本便以五臣注為主，李善注為輔，也是事理自然。北宋中期以後，從慶曆間范仲淹革新始，到熙寧、元豐間王安石變法，崇實之風又起，以蘇軾為代表的古文家主張“文起八代之衰”而貶薄《文選》，但卻肯定了繼承漢學傳統的李善注，從此五臣注的地位越來越低，漸為李善注聲名所掩。所以南宋贛州州學等後來的六臣注本便顛倒主從，以李善為主，五臣為輔，尤袤更撇開五臣，做成單行李善注本。明代學術重評點，六臣本與李善本並行，清代重樸學，故《文選》注本獨推李善。所以幾種刻本的出現次序是：
五臣——李善——五臣李善——李善五臣
而北宋以來《文選》版本的主流變化則是：
五臣——五臣李善——李善五臣——李善
《文選》版本眾多，情況複雜，文字互有優劣，同時又互相滲透。如與明州本同一系統的嘉趣堂本，註文應是五臣在前，李善在後，正文用五臣本，而偶出校記說明李善本異同。但是卷十九《洛神賦》及《補亡詩》首篇〈南陔〉前後共六葉，卻是李善在前，五臣在後，而且往往出校說明五臣本的異同。根據書中偶在同一頁正反面的相同位置出現墨釘的情況，可以推測嘉趣堂重刻所據廣都裴氏本已經破損，由此又可以推想，卷十九的那六葉，也許是底本缺葉，拿某個李善—五臣注本（如贛州本、建本等）來配補的。這是在技術層面不同版本相互滲透的例證，至於編輯校訂文本方面不同版本互相滲透的情況，一直以來為學者所關注，例證甚多，問題也很複雜。在抽取部分內容將明州本、朝鮮翻秀州本、嘉趣堂本、胡刻李善本、《四部叢刊》本進行對勘後，我們打消了舉證具體文字異同的想法，因為版本情況之複雜使掛一漏萬的比較變得很沒有意義，而厚此薄彼的舉證更不是科學的態度。這種複雜性也要求我們分別看待不同系統的《文選》文本，拿不同系統的文本直接進行對比校勘，只會把問題弄得更復雜。在上述五大類中，第一類的敦煌吐魯番本、《集註》本，第二類的尤刻本、胡刻本，第三類的陳八郎宅刊五臣本，第五類的建本、翻茶陵本，如今都有影印本，參考利用非常方便。唯獨第四類五臣—李善本，國內迄今尚無影印本問世。實際上，這一類的祖本秀州本以五臣注孟氏本及李善注監本為底本，這兩種已經亡佚的版本，比現存任何五臣注本、李善注本（也就是第二、第三類）都早得多，好得多[10]。另一方面，第五類李善—五臣本是以第四類版本為底本，顛倒主從而成[11]；也有學者認為第二類的尤袤刻本以第五類版本為底本[12]，仍然可以說是第四類版本的後裔。我們認為：第四類版本即五臣—李善注本底本最好，影響最深廣，此類版本的重要性不待具體論證而自明。如果要在諸多《文選》版本中為學者平常閱讀、查閱選擇一種最適合的版本，當推此類。
在此類版本中，朝鮮本因為附有秀州本原跋，而且文本內容似乎對秀州本比較忠實，因此近年來最被學界關注。可惜，朝鮮本的排印時間實在太晚，尚不敢保證其文字與秀州本完全相同，而且活字字體也不夠精美，不便閱讀使用。廣都裴氏本已無足本，不能作讀本用，嘉趣堂翻刻廣都裴氏本雖然也是十分重要的好版本，但在刊刻時間及刻字之秀美方面遠遜於明州本。綜合考慮各種因素，影印足利藏明州本應該是最佳的選擇。
關於明州本與朝鮮本的差異，總體上說，明州本有時對內容雷同的李善注或五臣注有所省略，而朝鮮本及嘉趣堂本則沒有省略。朝鮮本在框架結構方面應該最接近秀州本的原貌[13]。然而，明州本的改動乃是遵循了秀州本的整理體例。將五臣注、李善注合刊，不免會有重複，所以秀州本跋尾交代的整理原則是：“二家注無詳略，文意稍不同者，皆備錄無遺；其間文意重疊相同者，輒省去留一家。”此首開僅留一家的合編體例。但秀州本有刪省不盡之處，所以明州本自然會循著秀州本的原則做進一步的整理。嘉趣堂本整編注文次序，明州本對註文有刪省，這些問題，我們利用單行的李善注本、五臣注本都可以補救。斯波六郎對明州本的評價是：“明州本的多有五臣注詳而李善注略之處，是其缺陷，它的優點在於比之袁本、贛州本、四部叢刊本，多存李善注、五臣注舊式，李善注在胡刻本、袁本、贛州本、《四部叢刊》本中經後人竄改過的文字，此本又往往獨存其舊。”[14]研究者姑且可以拿此本作為五臣—李善本的代表，必要時查看韓國影印本，或利用日本東洋文化研究所網頁核對朝鮮本。
所以說明州本之最善本為足利學校藏本，因為此本系原版早印，無一缺葉，無一補版，而其它現存印本都有紹興二十八年修版識語，補版所佔比率相當高。人文版《文選》書前圖版二是臺灣故宮藏明州本卷二第一葉的書影，該葉即為補版，與足利本（人文版第〇三八頁之0149、0150）對照，不難看出原版與補版之間截然不同的風貌。詳情可參看該書所附長澤規矩也《解說》及尾崎康《補說》。
足利本原為金澤文庫舊藏，1560年（即日本永祿三年）足利學校的第七代庠主（校長）上杉九華道經相州時，應當地城主北條氏康、北條氏政父子之邀，為其講授《周易》與《三略》，北條氏家以金澤文庫所藏宋刊本《文選》作為禮資，贈送給上杉九華。因此該本《文選》目錄末有“司業九華叟”墨書，下有花押；旁邊又有足利學校第九代庠主三要野衲墨書一行：“加朱墨點三要”；另起一行的上方有“北條氏”朱印，印文下墨書題署“永祿三年庚申平氏政朝臣”（此墨書題署亦見於卷三十末）；內中有九華手識五則，見於第二十四、三十、三十九、五十七、六十卷之末；另外，卷首卷尾又時見“金澤文庫”的長方形印章。日本藏書家森立之（1807—1885）《經籍訪古志》對此本的評價是：“字畫精嚴、鐫刻鮮明，宋刻中尤妙者。”此《文選》於1962年被日本國家文化財審議委員會確認為“日本國寶”。
足利藏明州本《文選》先後庋藏於有“聚書之淵藪”[15]美譽的金澤文庫、足利學校，遞經日本幾代漢學大家之手，傳存中曾被仔細閱讀，並留下重要識語、校記。如李善注卷三十一江淹《雜體詩》中的“張廷尉雜述綽”，張，顯為“孫”字之誤，《四部叢刊》本出校記曰“五臣作孫”。足利本同李善本（朝鮮本亦同），原刊無校文，但閱讀者卻在“張”字左側手添“音作孫”校文，“音”者，《文選音》也[16]，乃《文選》早期注本，賴傳存於日本的古抄本《文選集註》中才得以保存其吉光片羽，足利本校讀者對《文選音》的引錄也有著重要的意義。此外，書頁天頭上還有校讀者的校記和補註，如卷三十七曹子建《求通親親表》“解朱組佩青紱”句，天頭的補註是：“《禮記》曰諸侯佩山玄玉而朱組綬。《蒼頡篇》曰紱綬也。”做補註校勘者為何人，目前尚難確認。但從手書上有專名線等硃筆印跡看，足利第九代庠主三要野衲在書上“加朱墨點”時，這些書字就已經存在了。從所補內容多偏重於《周禮》、《禮記》、《詩經》看，做補註校勘的人很可能是長於經學的足利第七代庠主上杉九華。另外，足利本的正文邊上還有筆畫淺細的日文訓點，是日本古代的研讀者後加上去的，並不影響中國讀者的閱讀和使用。
註釋：
[1]《文選版本研究•刻本》178頁。
[2]參詳程毅中、白化文《略談李善注〈文選〉的尤刻本》（見《中外學者文選學論集》），以及本書附錄尾崎康《補說》。
[3]說見阿部隆一《（增訂）中國訪書志》，日本汲古書院1983年出版。
[4]參見傅剛《文選版本研究》179頁。另，《（增訂）中國訪書記》通過分析贛州本刻工，推測其刊刻時間當在光宗朝或其前後時期，另據尤袤刊本淳熙八年跋言「四明、贛上各嘗刊勒」，認為是淳熙八年（1181）以前所刊。
[5]參見斯波六郎《對〈文選〉各種版本的研究》（見《中外學者文選學論集》。案：此譯文與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出版《文選索引》卷首所載《文選諸本研究同篇異譯》）及《（增訂）中國訪書記》等。
[6]見《（增訂）中國訪書記》。
[7]參見倪其心《關於〈文選〉和文選學》，《中外學者文選學論集》295—313頁。
[8]參見張月雲《宋刊〈文選〉李善單注本考》，《中外學者文選學論集》772—774頁。
[9]《東觀餘錄》引《崇文總目》（成書在慶曆元年1041）謂李善“因五臣而自為注”。孫復《寄範天章書》（景佑二年1035？）雲：“唐李善以梁昭明太子《文選》五臣注未盡，別為註釋，且《文選》者多晉宋齊梁間文人靡薄之作，雖李善注之何足貴也，國家尚命鏤板，置諸太學。”
[10]參見程毅中、白化文《略談李善注〈文選〉的尤刻本》，《中外學者文選學論集》224頁。
[11]見《對〈文選〉各種版本的研究》，《中外學者文選學論集》853頁。
[12]參見範志新《文選版本論稿》（江西人民出版社，2003年）。
[13]一般而言，朝鮮版本對其底本比較忠實，很少進行積極的校改。秀州本跋語稱改正底本“舛錯脫剩約二萬餘處”，而此朝鮮翻印秀州本仍然有不少顯誤字，如卷二十二謝靈運《從遊京口北固應詔》“玉璽戒誠信，黃屋示崇高”句錄善注誤《漢書》為“書漢”。此類顯誤，明州本、《四部叢刊》本中往往不誤，不知是秀州本改而不盡者，朝鮮本傳其原貌，明州本、《四部叢刊》本已經校改，還是秀州本原來不誤，朝鮮本翻印時產生訛誤。然而也有明州本、《四部叢刊》本誤而朝鮮本不誤的情況，如謝靈運《遊赤石進帆海》“虛舟有超越”句，朝鮮本錄善注作“莊子曰有虛舟來觸舟”，胡刻李善本同，而明州本、《四部叢刊》本作“觸月”。《莊子•山木》原文曰：“方舟而濟於河，有虛船來觸舟，雖有惼心之人不怒。”是知明州本、《四部叢刊》本誤。
[14]《對〈文選〉各種版本的研究》，見《中外學者文選學論集》852頁。正如本書附錄長澤《解說》說，斯波所見版本非常有限，因此他對每一種版本的總體評價不足以為定論，但具體分析仍然有一定的參考價值。
[15]明鄭舜功《日本一鑑》卷四：“中國書籍流彼多珍藏山城，大和下野文庫及相模金澤文庫，以為聚書之淵藪。”（轉引自嚴紹璗《日本藏漢集珍本追蹤紀實•在足利學校遺蹟圖書館訪“國寶”》210頁）下野文庫當即指足利學校，以足利學校所在之櫪木縣即古之下野國。
[16]《新唐書•藝文志•四》著錄有“蕭該《文選音》十卷、僧道淹《文選音義》十卷”、“公孫羅注《文選》十卷、又《音義》十卷”、“曹憲《文選音義》卷亡”、“許淹《文選音》十卷”，均已亡佚，惟法國巴黎國家圖書館藏敦煌遺書中有《文選音》唐寫本殘卷九十七行，未詳著者，有研究者以為是許淹作品。又日本傳存唐寫本《文選集註》殘卷多處引錄《鈔》、《音決》二書，不署撰人。有研究者提出《鈔》和《音決》或為同一作者，即公孫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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