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经显赫一时的辽帝国在宋金夹击下灭亡后，建立大辽的契丹族并没有迅速灭亡。公开史料显示，辽国灭亡后，部分契丹贵族在耶律大石带领下逃亡到中亚，建立了西辽政权，而另外有一支辽国的宗室后裔留在金朝继续做官。
如果没有蒙古人，契丹人可能会相对顺畅的融入中原文化或者在中亚继续保存自己的民族。可惜，蒙古人的崛起不仅让西辽灰飞烟灭，也让金朝迅速走向灭亡，在这之后契丹人死的死伤的伤，仅存的一小部分则辗转流离散落到了中亚至东亚的各个地区，并很快融入了当地的文化风俗中。在融合的过程中由于契丹人在本地数量上不占优势，文化上又缺乏输出的能力，契丹族作为一个整体很快消亡。
但是契丹人的血脉却并没有断绝，根据中国医学科学院和中国社会科学院部分专家利用DNA技术进行的研究，达斡尔族与契丹有最近的遗传关系，为契丹人后裔，云南的阿、莽、蒋氏与达斡尔族有相似的父系起源，也是契丹族后裔。
达斡尔族和云南均在中国，从这个角度来讲，其实契丹人的血脉仍然在中国大地得以留存。另外，当年蒙古人称中国为“契丹”，而被蒙古统治200多年的俄罗斯，现在仍然称中国为“契丹”，这么看的话无论从国际上还是血缘上，契丹族血脉在中国应该是一个大家都认可的事实。
其实不光契丹，像蒙古、女真这些曾经在中原王朝叱咤风云的力量，在几千年的历史进程中都融入了中华民族这个大的民族主体。
“中华民族”这个概念由近代革命家梁启超第一次提出，他在1902年的《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中论述战国时期齐国的学术思想地位时指出“齐，海国也。上古时代，我中华民族之有海权思想者，厥惟齐。故于其间产出两种观念焉，一曰国家观，二曰世界观。”随后在1905年的《历史上中国民族之观察》一文中他又从历史演变的角度分析了中国民族的多元性和混合性，指出“中华民族自始本非一族，实由多民族混合而成。”自此，已经在这片土地上生活了近千年的人们终于有了一个共同的身份。
其实早在南宋时期，“中华民族”的思想雏形就已经形成。郝经，是一个金国境内长大的汉人思想家，在南北对峙战乱频仍的年代，他主张四海一家，推崇天下一统，反对华夷之辨，希望在蒙古人汉化过程中，以儒家思想来影响他们，使国家逐步走向大治，他的思想与梁启超的“中华民族”异曲同工。
如果说汉族的民族意识扎根于于大汉四百年的盛世，觉醒于汉、唐、宋、明时期与游牧民族长期的斗争；那么中华民族的民族意识则扎根于这几千年东北亚大陆各民族的爱恨纠葛，觉醒于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那场空前的民族危机。 “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狭隘的单民族主义最终转变为包容的多民族主义，“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得以形成并在随后的国家发展中不断的到强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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