勤者敏於德義，而世人借勤以濟其貧；儉者淡於貨利，而世人假儉以飾其吝。君子持身之符，反為小人營私之具矣，惜哉！——《菜根譚》
勤奮的人應該努力在品德和義理上下功夫，可是有些人卻仰仗勤奮來解決自己的貧困；一個儉樸的人應該把財貨和利益看得很淡泊，可是有些人卻假借儉樸為名來掩飾自己的吝嗇。勤勞和儉樸本來是有才德的君子立身處世的法則，不料反倒成為市井小人營利徇私的工具，真是叫人感到惋惜。
河南少林寺有一塊奇異的石碑，上有釋迦牟尼、孔子、老子三人的合體像，一為佛祖，一為儒聖，一為道尊。此石碑上刻有碑銘讚語：“三教一體，九流一源，百家一理，萬法一門。”意思是說江河百流，終歸大海，教理不同，方法各異，卻都能達致最高境界。
曾國藩就如這樣一塊石碑，身上刻有中國不同傳統文化流派的印跡，出世與入世互相統一，世事洞明卻又糾纏其中。
曾國藩於咸豐四年（公元1854年）在湖南老家招募兵勇，創立舟師，訓練湘軍。自與太平軍開戰後，運籌帷幄，謀勇兼備，知人善任，調度有方，屢建奇功，多次受到清廷的恩賞和嘉獎。
咸豐十一年（公元1861年）十月，兩宮皇太后授權曾國藩，統轄江蘇、安徽、江西、浙江四省軍務，節制提督巡撫以下各官，可謂權綰四省。同治元年（公元1862年）正月，又加授“協辦大學士”，從而成為清朝自開國以來權勢、地位最高的漢臣。而曾國藩的弟弟們也是兵權在握，四弟曾國荃統兵近兩萬，由於屢立戰功，僅同治元年就受到了清朝最高統治者的七次表彰；五弟曾國葆也統兵五千之眾。曾家兄弟權傾朝野，曾氏家族堪稱“天下第一家”。正如曾國藩自己所云：“餘家目下鼎盛之際……近世似此者，曾有幾家？”
家門的極盛，並沒有使曾國藩得意忘形，卻使他感到憂心忡忡，且小心翼翼。他認為，家道的長久，不是憑藉一時的官爵，也不是憑藉一兩個人的發跡來維持的。當家道鼎盛的時候，要做家道衰敗時的考慮。上天既能使我們處於今天豐厚順達的境地，就能使我們處於明天艱難困苦的境地。
曾國藩知道，功高名顯，必然會招來嫉妒和仇視，所以與人分享利益和名譽是曾國藩的一貫做法。每次打仗，他都不以首功自居，而是將下屬或是同僚的名字放在前頭。
曾國藩在擔任兩江總督的時候，為了搞好關係，曾國藩就特別注意將滿人都督官文的功名擺在自己之前。後來，曾國藩費盡心思將長江水師改經制水師，做了這樣一件很大的事，曾國藩又將官文的名字推到自己前面。
這是為什麼呢？曾國藩分析了官文的為人。官文既仇視湘軍，又沾了湘軍的光。不是湘軍的勝利，哪有他的一等伯爵？貪名貪利，毫無定識，更無風骨，對於這樣的貪官，為了促成水師制，不讓他反對，給他點好處，他就會站在你這邊。因此在給太后、皇上的摺子裡，如果建議改制後的長江水師統領讓官文做，大家都做他的副手，他一定會樂意。這樣既可以減輕官文對湘軍的嫉恨，又可拉攏他一起做事，藉此消除滿人對湘軍的仇恨和排擠。
後來的事實證明了曾國藩的做法，無疑是明智之舉。
自古名利太過都是禍害，與人分享才能與人共處。在曾國藩做官後期，正是憑著這種自謙，與人為善的原則，才使他晚節得保，並在韜光養晦之中達到最高峰。
老子曾說：“持而盈之，不如其已；揣而銳之，不可長保。金玉滿堂，莫之能守，富貴而驕，自遺其咎，功遂身退，天之道也。” 就是告誡人們與其過分自滿，不如適可而止；鋒芒太露，勢難保長久，金玉滿堂，往往無法永遠擁有，富貴而驕奢，必定自取滅亡。只有功成名就，急流勇退，拋棄一切名利，才合乎自然法則，才能永久。漢代驃騎將軍霍光就是因為沒有“功遂身退”而招致家族滅亡的。
霍光，字子盂，漢朝人，是驃騎將軍霍去病的異母弟。由於霍去病的關係，霍光十幾歲便入朝做官。武帝時為奉車都尉，後擢為大司馬、大將軍，受武帝遺詔輔伍幼主，位居五輔臣之首，執掌朝政二十年，勤政納諫，輕徭薄賦，百姓充實，四方少數民族歸順，連輔兩代皇帝，鞠躬盡瘁，恪守臣道，未嘗有過。然不曉“人滿天下”之理，致使族黨滿朝，權傾朝野。
霍光死後，漢宣帝親政，奪了霍氏家族的兵權。之後又以謀反罪，剷除了霍氏家族。霍光在世時，宣帝對他十分懼怕，“光從驂乘，帝內嚴憚之，若有芒刺在背”。然而，在他去世後，族人卻遭到了殘酷地殺戮。所以人們說：“霍氏之禍，萌於驂乘。”
俗語云：老年疾病，都是壯年招得；衰時罪孽，都是盛時作得。 因此，人們要以霍光為鑑：鬥斛滿則人概之，人滿則天概之。霍氏的勢力太強大了，上天就借漢直帝來削平、限制他的勢力，如果一個家族像霍氏那樣，等到別人來削平、限制時，就只能落下悲慘的下場了。所以，如果我們的事業或是家族正處於鼎盛時期，那麼我們必須要自律自戒，不等上天來懲罰限制，也不等別人來懲罰限制，我們自己應該主動想辦法限制自己。
閱讀更多 文化茗居 的文章
